克格勃全史-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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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布篷下睡大觉。总之，利比亚既没有自己的驾驶员，也没有必要的技术。”
1979年前后，苏利秘密签订了侦察及安全措施条约，这为苏联驻利比亚大使馆
里第二十局的军官们肆意活动敞开了大门。利比亚间谍人员到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
院进行训练，了解掌握监视方法、保证利比亚安全的措施及美国在中东地中海活动
的材料；而利比亚给克格勃提供有关埃及、以色列、北非的情报，甚至帮助它对付
在的黎波里的西方外交官。80年代初期，苏利合作曾几次削弱，原因是卡扎菲不守
信用。1981年卡扎菲首次访问莫斯科时就给人留下诸多不满，总部称其为“无赖的
花花公子”。他举止怪诞，穿着奇异，目的在于突出个人的矫健性，以造成对勃列
日涅夫的优势感。
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苏联在中东连一个施加影响的可靠据点都没有了：萨达
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背信弃义，对阿萨德的怀疑在1983年也急剧膨胀，以致外交
部中东司司长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对未经证实的情报——叙利亚和以色列就黎巴
嫩问题已秘密达成一项交易——也深信不疑。克里姆林宫为卡扎菲在国际恐怖主义
活动中扮演“教父”这一角色而深感不安。克里姆林宫与利比亚虽然没有公开决裂。
但逐渐疏远了利比亚领导人。1984年，在一次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官员举行的非公
开的情报通报会上，《消息报》首席政治评论员亚历山大·鲍文指责卡扎菲是“罪
犯和法西斯分子”。克格勃的联系可能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里最牢固的，尽管苏联
同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但第一总局第二十局的工作人员和从前一样，仍在
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照常活动。
70年代为苏联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扩大自己的影响带来了新的契机。葡萄牙皇
帝海勒·谢拉西耶被颠覆，帝制在全国彻底垮台，借此可乘之机，非洲的三个大国
——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境内，出现了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
度。1975年，葡萄牙最富庶的殖民地安哥拉在庆祝帝制的垮台时，“安哥拉人民解
放运动”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之间爆发了大规模
内战。
1971年8 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戈斯基尼奥·涅多与克格勃驻
外情报处负责人在卢萨卡进行了谈判。此后，苏联开始转经赤道非洲的布拉柴维尔
（刚果）给安哥拉政府提供大量的武器。然而，1975年夏，古巴军队向安哥拉派兵，
这成了夺权斗争的导火索。1976年2 月，“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承认“安哥拉人民
解放运动”是安哥拉的合法政府。虽然古巴的干涉受到莫斯科的欢迎，莫斯科还为
它提供武器和运输机，但这一切都是哈瓦那主动要求的。卡斯特罗把这次安哥拉的
动荡看成自己宣称是全世界伟大的革命领袖、能成功地巩固古巴昔日的革命精神的
大好时机。越南战争后，华盛顿已无力大举反对古巴介人安哥拉事务，中央情报局
也只是暗中资助“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情报机关的军官们开始被送往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
院培训班接受为期一年的训练，在那里，其中一部分被克格勃招募。涅多本人也几
次前往莫斯科治病，总部说他“神经不正常”。总部认为，涅多不善于控制“安哥
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派系斗争，然而除了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再没有
更可靠、 更有能力的接班人。 克格勃驻南部非洲的情报处接到指令，要严密监视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内部斗争，适时地给涅多指出面临的威胁。先前在争取
安哥拉独立的斗争中产生的那种理想主义由于派系斗争、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满，
面临破灭的危险。1977年，涅多平息了一场暴乱；1978年，他撤了总理和3 位副总
理的职。为了帮助涅多控制机会主义者，由国家安全部驻东德的顾问们组成了安哥
拉分部机构——安哥拉情报安全局，由安哥拉总统直接控制。1979年，前不久刚成
立的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就向苏联驻安哥拉大使馆派遣了一名联络军官。应安哥拉方
面的请求，苏联顾问把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的同事瓦季姆·伊万诺维奇·
乔尔内派往安哥拉。这种挑选令人怀疑，因为乔尔内喜欢酗酒，而在安全措施方面
一无所知。很快，他就不得不中止在安哥拉的工作——狂饮时摔断了胳膊。然而，
回国后他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尽管有过令人遗憾的误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还是授予了他一枚奖章。几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得出一个结论：
对于那些莫斯科已失去信心的“进步国家”，克格勃就派去像乔尔内这样的军官作
它们的顾问。
涅多1979年因患癌症在莫斯科去世后，安哥拉国内局势更加恶化。在南非共和
国支持下，“安哥拉民族独立联盟”在国内完全站稳了脚跟。80年代初，发自卢萨
卡的报道评论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层分裂加剧，经济形势面临着毁
灭的危险。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看法也不乐观。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有经验的顾
问尼古拉·希什林在一次私人谈话时预言：“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矛盾的日
益堆积，可能会迫使它与南非共和国签订条约。
苏联对东非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国家莫桑比克的政策，与对安哥拉的基本相同。
尽管古巴没有介人该国，却由莫斯科给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提
供武器。该组织由总统萨莫拉·马谢尔领导，他于1975年夏天上台。同“安哥拉人
民解放运动”一样，“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每年选送一部分情报干部去莫斯科安德
罗波夫学院培训。更类似于安哥拉的是，由东德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帮助莫桑比克
成立了“国家人民安全局” ， 它常把一些不信“国教”的人送往“劳动集中营”
（正式名称为“非殖民地清智中心”）。第一总局第二十局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
的苏联大使馆内也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同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一样）。起初，总部
对马谢尔寄予的希望要比对涅多的更大，因为在争取独立斗争时，马谢尔就表现得
像一个老练的游击队领袖和富有魁力的政治首脑。
可是，克格勃80年代初从莫桑比克得到的由外交途径提供的情报比从安哥拉收
到的更可怜。1981年，马谢尔开始搞“合法化运动”，目的在于抑制贪污腐化和使
国家人民安全局用刑合法化。一年后，马谢尔宣布安全局的466 名军官被解职。然
而，这并没有给莫斯科总部留下什么好的印象。1984年，苏联在马普托的大使馆写
了一份工作报告，并把它发送到苏联各大使馆以及克格勃的驻外情报机构。在戈尔
季耶夫斯基印象中，这份报告是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用词最为刻薄的一份报告。报
告中说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人疏远人民、领导不力和营河私舞弊；莫桑
比克的经济是“一片废墟”，地方政府和法律机关老死不相往来，“莫桑比克解放
阵线”只是口头上信仰社会主义，“莫桑比克民族反对派”在南非共和国支持下正
聚集力量。总部对莫桑比克事务持悲观态度，尤其对“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南非
共和国1984年3月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更是大为吃惊。
为了公正，需要补充的是，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土生土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国家的不景气并非皆因不善经营所致。安哥拉的邻国——扎伊尔的总统蒙博托以受
贿闻名，他曾得到美国几亿美元的援助，条件仅仅是因为他向美国允诺推行反共产
主义政策。同时，他千方百计积聚私人财产，据估计，他的私人财产价值和扎伊尔
国家的债务大致相当。这样一来，在扎伊尔这个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居民的生活和
安哥拉、莫桑比克的一样贫穷。
70年代非洲讲英语的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游击战争，是罗得西亚黑人反对扬·史
密特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罗得西亚是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在这里，
莫斯科支持罗得西亚时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支持错了对象。“津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罗伯特·穆加贝是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的
首任总理，他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这在莫斯科看来
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迫使克里姆林宫支持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乔舒亚·
恩科莫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独立前，在游击战争紧张时期，苏
联供给了在赞比亚境内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大量武器，这令赞比亚总统肯
内特·卡翁达对集结于本国的外国巨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便下令禁止武器输人。
恩科莫就武器供应问题在卢萨卡通过苏联大使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洛多夫
尼科夫（恩科莫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与克格勃有过多次谈判。索洛多夫
尼科夫是苏联一名重要专家，他曾出版了几本有关非洲情况的书。除此之外，他还
定期与克格勃互通情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人物，我们的私人关系很好。他是
个在行的职业外交官，如果请求他办点什么事，请相信，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拿到莫
斯科有关组织去研究解决，绝不拖延”，恩科莫这样说。
用恩科莫的话说，索洛多夫尼科夫就“业务人员培训问题”经常与安德罗波夫
通信，并至少有一次还就此问题同他在莫斯科进行过会谈。古巴对外情报部安全处
也给“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派有顾问。津巴布韦独立后，莫斯科中央就开始担
心：它的新总理罗伯特·穆加贝会忌恨莫斯科曾给他的对手以援助。总部给克格勃
在非洲、伦敦和其它地区的情报处分拍电报，要求他们搞到穆加贝对苏关系上的具
体政策。
1976年1月到1980年12月的5年间，苏联给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达
40亿美元，是美国的10倍。7O年代末期，莫斯科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
桑比克解放阵线”深感失望，甚至也不再援助津巴布韦这匹黑马，而是把所有在非
洲大陆的希望和努力都加在了埃塞俄比亚身上。1974年，该国中校伺格斯图，海尔
·马里亚姆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当上了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
总司令。1977年到1978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冬季交战期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
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消息报道：3 个多月内，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架
苏联运输机降落到该国。据估计，共有225 架苏联飞机参战。整个战争期间，由苏
联的军事间谍卫星完成协调任务。与此同时，17000 名古巴士兵从安哥拉调往埃塞
俄比亚，作为在那里的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400 名东德士兵的补充，他们共同组
成埃塞俄比亚侦察机关和国家安全纵队。由于苏联大规模的军事介人，苏联国家情
报总局（军事情报局）在埃的重要作用，远非克格勃所能相比。1979年，克格勃第
二十局一名联络员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同时埃安全局的一批军官也被送往安德罗
波夫学院接受培训。尽管如此，门格斯图同涅多和马谢尔一样，很令克里姆林宫失
望。他上台后，埃经济完全崩溃，成千上万的居民陷于饥饿境地，同索马里的战争
和与厄立特里亚地区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没完没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总部又把最大的希望转向了非洲大陆的“非洲人国民大
会”，该组织与歧视黑人的南非当局不断斗争，因此，它曾被禁止活动。它从西方
得不到武器援助，就把物质求助之手伸向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解释说，安哥拉、莫
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类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失败，是由于那些国家缺少纪律性
很强的共产党。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南非共产党是苏联大有希望的一个同盟军，
因为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中占有关键地位。“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
委会22名委员中，7 名在80年代初是南非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
副主席、南非共产党主席尤苏福·达杜博士、非国大军队副总司令——多年的南非
共产党总书记集·斯洛沃。
克格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招募间谍较为顺手，但这种活动在南非共产党
中却受到禁止，它与南非共产党的关系只有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能调解。然而，
苏联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提供的金钱资助却是通过克格勃转交的。
1982年6 月到1983年1月，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之手就给尤苏福·达杜总计约54000
英镑，以支持南非共产党，而同时又给“非洲人国民大会”118000英镑的援助。当
这些钱到达伦敦情报机关后，戈尔季耶夫斯基曾戴上手套，撕下银行包装，重新数
过。与克格勃合作的党的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亚基缅科在肯辛顿公园18
号楼接待了达杜。达杜收到戈尔季耶夫斯基送来的钱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和南非共产党分别开了收据。他没把钱放在公文包内，而是分散在西装和大衣的几
个口袋内。戈尔季耶夫斯基看到，达杜瘦弱的身体被美元钱袋塞得鼓鼓囊囊。装好
钱后他徒步走回家去，显然，他根本不怕途中被偷或遇到抢劫。虽然戈尔季耶夫斯
基因苏联对达社粗浅的了解而感到压抑，但他对达杜给予了极大的尊敬。苏联援助
的资金达杜个人没花过一分，他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南非的解
放斗争上。
达杜1983年去世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机构便停止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
南非共产党援助的转交工作。卢萨卡成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联络基地。
在那里，苏联驻赞比亚大使把几乎一半的工作时间都用来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
亡者进行接触，经过赞比亚、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的秘密途径给“非洲人国民大会”
转送武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克格勃主要在斯德哥尔摩与“非洲人国民大会”
的间谍碰头，因为那里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大的驻外代表机关。在那里，“非
洲人国民大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强大的支持和瑞典社会民主党
慷慨的财政援助。
莫斯科总部认为，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执委会占据着有权势的位置，
但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前景并不乐观；随着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不断
深入，西方可能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加紧联系，此举必将得到良好的反应。80
年代初，克格勃驻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罗马以及设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代
表处的非洲国家首都的间谍机构，连续不断接到指令，要他们注意研究南非共产党
威望下降的原因以及西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接触的前景。总部还以此向
大家敲起了警钟：“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思想摇摆不定。戈尔季耶夫斯基1982年
来到伦敦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处已开始越来越不愿接收那些以记者身份作
掩护的克格勃军官令人生厌的文章，更不愿意帮助在非洲新闻界发表它们。总部对
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