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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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后，他前往德黑兰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被驱
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第一总局时，舍巴尔申已担任了一年的副
局长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总局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他击败了觊觎总局局长
一职的占据高位的候选人，他的报告给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给政治局留
下深刻印象， 肯定是触及了一些重大问题， 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反应。
1984年，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咨询材料而升为伦敦情报机
构负责人，与此同时，帮助舍巴尔申后来升为第一总局局长的显然是他呈送的那些
报告。
显而易见，90年代克格勃利用苏联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地对秘密报告的嗜痹心理，
继续把由公开消息源搜集来的情报作为秘密间谍的报告，呈交上去。舍巴尔申说：
“第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苏联领导人提供可信、准确的有关西方主要国家对
我国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现实计划和阴谋的情报。”第一总局努力维护这样一种
神话：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理解西方，苏联在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只会
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克里姆林宫从东欧撤出了几万军队。
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基础崩溃了，作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随即崩
溃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停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因而，间谍活动越
来越显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证苏联在全球影响的主要手段。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苏联对外侦察的第二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
1984年12月5 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使馆一次非公开性谈话时（当时戈尔季耶夫
斯基也在场），禁不住称赞了第一总局T 局以及它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处
所坚持的工作方向。显然，那时戈尔巴乔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术作为经济改革
的重要部分来研究。
几年中第一总局T局的行动很有成效。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
采夫活跃而谨慎，他早在6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技间谍活动，当时他在伦敦情报机构
工作。他试图把T 局从第一总局分出去，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部门。可是，克留
奇科夫完全不允许自己间谍帝国的这一重要部分被分离出去。扎伊采夫表示，T 局
财政上不仅要自给自足，还将承担克格勃国外活动的整个系统的费用。T 局虽没从
第一总局分离出去，但它有了足够的独立性。它的学员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单独学习
它自己的课程，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技术教育。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人员
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 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
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
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
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
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
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
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
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
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
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 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
（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
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
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
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
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
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
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
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
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
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
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
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
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
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
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
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
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
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
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
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
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
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
官僚主义。
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
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
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
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
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
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
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
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
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
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
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
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
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
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
一观察周围的一切。
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
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
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
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
……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为
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多次兜售他们那些腐朽的理论，经常从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
机会主义学派的仓库中，搬出些陈词滥调作为论据”。遭到切布里科夫攻击的帝国
主义情报机构的“意识形态破坏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试图“破坏党和人民
这一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二种是传播“民族主义
病毒”，这种“民族主义”，“不久前已导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
出现挑衅性袭击”。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这种胡言乱语，这使戈尔巴
乔夫感到难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随机应变的克留奇科夫非常亲近，他
曾劝说后者稍微压制一下传统的阴谋理论，以适合新思维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甚至
迈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
这次访问将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个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的法律性文件。克
留奇科夫按照惯例，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但在此之前，苏联首液从
未带着第一总局领导人一起访问西方。
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热情地评论克格勃和第一总局领导人“在我们社会发
展的新阶段和民主进程混乱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之前，担任克格勃主
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时日将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
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让给克留奇科夫前11个月的时候成为政治
局委员。任命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担任克格勃主席（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
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总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证明。
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对世界的客观看法》的告别演说。
发言中新旧思维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这次发言证明，第一总局
自核导弹攻击间谍战5 年来对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变。总之，他的讲话比较乐观。
他特别强调，消除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最终成为“完全可以达到”
的目标。苏联的国际形象随着改革也已改变：“敌人的形象以及苏联被看作极权主
义和半文明社会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论敌，正在承
认我们改革的深度和它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影响。”克留奇科夫说：“我们很难划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政治阶层，同具体地区或国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别之
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
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外政策行动很有成效的说法还不切合实际。”克留奇科夫
的讲话表明，昔日的对阴谋理论的怀疑还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没具体提到核导弹攻
击间谍战，但他还试图再证明它的存在：“许多从前的任务（第一总局的）还在日
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来自核冲突的直接危险。”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还因
循守旧地攻击西方、“首先是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完全扮演着右翼保守势力
突击队的角色，他们是帝国主义‘制动系统’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改善国
际形势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西方，间谍狂的广泛行动，和对付苏联国外机构的粗
暴的挑拨离间行为没有失去活力，这并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称，仅1988年上半
年，针对苏联国外使团和公民的挑衅行为就达900起。
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至少在公开场合的立场变得灵活了，他开
始了一场活跃社会舆论的运动。他宣称：“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克格勃
的形象都应同其高尚的目标一致，那些目标是我们的工作所要努力达到的。”1989
年初，克留奇科夫成为克格勃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的主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同其他的克格勃高层人员接受了西方记者采访，举行了记
者招待会，甚至在国外电视公司放映的《今日克格勃》电影中频频露面。克留奇科
夫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接受苏联观众电视采访，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举行的任
命仪式上，在那里被迫回答了代表们的96个问题。虽然许多人同意任命克留奇科夫
为克格勃主席，但在表决时，仍有26名代表弃权，6名投了反对票。
在克格勃的全部活动中，克留奇科夫关于要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主张一
直未变。他认为，克格勃的行动要“同苏联法律制度严格一致”，置于党的监督之
下，愉快地、主动地接受最高苏维埃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新设的委员会的监察，
完全抛弃过去斯大林的恐怖。他建议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统”，以防止历史悲剧重
演。虽然克留奇科夫的言行富有新意，但他却明显地有些过分了。他宣称，克格勃
内没有告密者，“只有助手”，告密是受千千万万苏联人鄙视的行为。鲍里斯·叶
利钦当面对他说：“首先，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
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道德损害……在民主化
时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克格勃积极组织行动，破坏叶利钦的威
信，但1990年5 月他还是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他也迈出了前所未
有的一步，拒绝接受克格勃的警卫。警卫任务由最高苏维埃秘书处新成立的分队担
任。
80年代末期， 克格勃国外行动最重大的变化是开放程度和演说水平的提高。
1990年，列昂尼德一舍巴尔申的第一总局局长任命书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真理
报》记者获准进入位于亚谢涅祆的第一总局总部，舍巴尔申办公室给他的印象不像
克留奇科夫任总局局长时的办公室那样令人望而却步、阴森可怕。搁架上立着一张
合巴尔申的孙子的照片，书架上排放着西方出版的有关克格勃的书、索尔仁尼琴及
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以前这些书都被认为是反苏作品。舍巴尔申对《真理报》记
者说：“现在我们尝试着向国际政治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利用一切机会改善国际关
系，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然而，他对那种对第一总局历史所作的修正主义
的诠释却持不赞成的态度。“我坚决反对现在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罪过推到苏联
头上的做法。”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敌人的阴谋诡计。”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5 年第一总局的变化主要是表面上的。但在行动上也不能说
毫无变化，我们可以从“积极行动”谈起。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并未试图介
入该行动领域。1975－1985年10年间A处（特别行动处）的人员从50人增加到80人。
A处机关设在亚谢涅沃， 普希金广场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