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251-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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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这类通知都会有一段话表示深切的遗憾，说成本变高了，必须涨价。可能历史上没有一个卖主在涨价时声称，涨价是因为人们对其产品的需求上升了，他们拒绝把涨价归咎于顾客。这不是好的生意之道！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我们高成本导致高价格。但是，成本不仅取决于供给，也取决于需求，从来如此。经济学家一直对“常识”持明确的怀疑态度。这不是好的经济学！我们来回顾一下肯尼思？布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50多年前的洞见：
没有一条法则说，如果一种商品的成本是每吨40美元，则其价格就也得是每吨40美元。如果一个人花100万美元在南极盖了一栋房子，那么花了100万美元这件事本身不可能使他得到等额的回报。然而，生产成本和价格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种商品的价格依赖其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的位置依赖于生产成本。
布尔丁所谓的“法则”当然是指普遍的经济规律或原理，而不是指法律的规则。经济学家以外的人好像都相信生产成本高可以给高价格提供一个普遍的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用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造一下布尔丁的例子，然后再继续探讨更复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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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退出者”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
“退出者”是一个虚构的朋克乐队。“退出者”为进棚录音花了2万美元，又花了2000美元制作了1000张唱片，包装费用也包含在内。手里拿着一盒新出厂的唱片，他们开始讨论卖多少钱合适。
斯派克第一个发言。“22000除以1000等于20。我们每张卖20块钱——我们又不是为了钱才唱的。”他很自信地说。
尼德尔纠正他：“22000减掉1000是21000，不对，是22块钱。”
沙夫特问：“那我们的乐器和设备怎么算啊？咱们得把这块也加进去。”
尼德尔反驳道：“可是，哥们儿，那些都已经是沉没成本了。那些乐器是咱们5年前买的。”其他人也不能肯定那些东西该怎么算。
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同意尼德尔的建议，每张唱片卖22美元。然后他们到路上，混在人群中叫卖他们的唱片，每张22美元。但是，市场上每张唱片一般卖15美元左右，谁会愿意多出7块钱买这个乐队的唱片？他们的父母、一个弟弟、三个表哥还有演出时的几个醉鬼买了。“退出者”剩了988张唱片。
实际上，这个乐队真是对得起它的名字，要是乐队成员一直用这种思维方式，他们就都得从生意场中退出。他们认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高低。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需求——人们的支付意愿！此外，他们甚至没有算出成本到底是多少。尼德尔是对的，乐器的成本是沉没成本（如果他们把乐器卖掉，能收回的那部分除外）。但是，一旦他们拿到了唱片，录音棚的租金、刻盘和包装的费用就都成了沉没成本。现在卖8块、6块甚至2块一张都比开价22块钱但一张也卖不出去强。和第四章里的例子一样，把这件事记下来，作为生活的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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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山里有金子！”那又怎么样？
本书作者之一住在离罗普斯金矿不到20英里的地方。这座金矿在一个世纪以前开采过，20世纪80年代又有过一阵短暂的开采。现在这座矿关闭了。不是因为金子采完了。那儿的每个人都知道矿里有金子。那矿主为什么会自愿关闭矿井呢？因为市场上金子的价格告诉他应该关闭。市场的价格是通过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确立的。如果有人想重新开采的话，我们可以假设，采掘的成本是每盎司600美元。但是，现在市场上的金价是每盎司400美元，所以矿主不可能卖600美元一盎司。当然，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劳动是辛苦而危险的，他们应该卖这个价钱，但是他们的金子和别人的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将来对金子的总体需求大幅度上升，把金价拉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高价位，可能有朝一日罗普斯金矿会恢复开采。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金子的市场价一直很低，深谙节约之道的人就会到别处寻求获利的机会。罗普斯金矿的开采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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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甚至连屠户都没这个胆子
假设对牛肉的需求突然上升，谁都没有料到。尽管全国上下普遍出现这种现象，每家肉铺还是只能通过自己的销售看到这一点。牛肉会比预想的卖得快，而且要动用存货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肉铺的存货对于瞬间的需求变化只是一个缓冲器。如果连存货也卖完了，就只能给中间人（肉类屠宰加工商或分销商）打电话，增加牛肉的订货量。但是，因为顾客的需求是在总体市场上增加，所以别的肉铺的牛肉订单也会比预期的大，不光是这一家增加订货。这就给屠宰加工商的存货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只能订购更多的肉牛以供屠宰。
但是，供给是存在约束的。我们希望最终的牛肉产品的供给是相对有弹性的，即对价格的微小变化很敏感。肉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卖，多卖点也行，少卖点也行。但是，牛可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长大的；短期之内，肉牛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因此，对肉牛的需求的增加只会导致屠宰加工商之间的竞争，他们必然会抬高肉牛的市场价。屠宰加工商们会告诉肉铺，要想拿到牛肉，就得出高价。肉铺想多进牛肉，就得多出钱。
肉铺老板会怎么做呢？对他们而言，牛肉的成本上升了。他们会向想买牛肉的顾客要高价，嘴里还得一个劲儿地道歉：“我的牛肉进价高了，成本上去了，所以，不好意思，涨价也是没办法的事。”当然，抬高成本的并不是屠宰加工商。到底谁应该为高成本负责？是肉铺柜台另一面的人们——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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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为什么换一个便盆这么贵？
为什么住院费一直在涨？如果制度规定，病人住院和门诊的医疗费一样，病人肯定愿意住院。这样做就等于是在邀请病人住院，增加对稀缺的医院服务的需求，可以预料到，住院费肯定会上涨。跟在家养病相比，住院的病人当然能受到更好的照料，医生也能更方便地监控病人的情况。此外，保险公司通常能报销全部住院费，而自己养病的医药费却不能全报。
医院的管理证明了沉没成本也是有用的。假设一家医院新增了200个床位，又购置了大量精密实验设备。一旦修建或采购完毕，相关的成本就成了沉没成本。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们对医院的管理者就没有用了。如果政府和私营的保险公司同意，按照医院给病人们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成本给医院拨款，如果医院能决定哪些费用可以纳入成本，那么每一美元的沉没成本就都能派上用场了。如果按照某种公式计算，医院能尽快收回这些沉没成本，同时不引起要为此付费的人的敌意，沉没成本就可以“遍及”每一个病人。
是谁的成本？又是谁的收益？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执行某项政策，最好的方式就是问一问这项政策会使谁受益，成本由谁负担。如果医生能从医院拥有的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中获益，如果取悦医生的成本主要由院方承担，如果政府、保险公司和慈善家们毫无怨言地承担全部设备采购成本，那么，尽管昂贵的医疗设备很少使用，医院也会采购，医疗费用也就涨得飞快。
近年来，给员工上医疗保险的企业向保险公司施压，要保险公司控制成本，保险公司又向医院施压，要医生们压缩诊疗费。保险公司曾经做过试验，每年给医院提供一笔固定的费用，而不是医院说花了多少钱，保险公司就照单全额报销。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倒是有了节约的动机，可是他们一节约，病人就不高兴了。既要对每一个人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又要使成本的膨胀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个问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困扰着我们。要想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首先要认识到需求影响成本，用某种方式分配医疗资源势在必行，因为，在病人看病不花钱的情况下，不管供给量有多大，需求量肯定都会比供给量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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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多修点吧，反正又不要钱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中关于城市交通的例子吗？这个例子举过几次之后，我们曾指出过一点，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就是城市的交通并不总是协调的过程。交通拥堵、高犯罪率、教学质量差已经成为美国的严重社会问题，人们对此头痛不已，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近几十年来，为什么城区的道路越来越拥挤？常见的回答是，人口增长了。但是，人们也要看电影、上肉铺、打网球、玩彩弹游戏，怎么没发现这些公共设施有拥挤情况呢？
拥挤是短缺的另一种说法。对于任何商品，只要我们把价格定得足够低，都会出现短缺。那些想用修路来解决交通拥堵的人会说，人们想免费使用公路，他们想用多少，我们就应该供给多少公路。这话简直是荒唐。修路的边际成本可不是零，在城区修路成本还相当高。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点点额外的收益付出大量的额外成本呢？你会说，可不是一点点收益啊。不经过市场的检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顾客的支付意愿会告诉生产者，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值得花多大的成本。开车的人在堵车时大喊大叫，这对政府部门没什么帮助，它们还是不能确定，在城区和郊区修建更多的公路到底花多大成本合适。
问题在于，在城里开车的人对缓解拥堵问题是不是足够重视，他们愿不愿意出这个钱来缓解拥堵。如果我们计划修建足够的公路来解决所有开车人的问题，那么当公路的使用成本为零的时候，人们肯定不愿意。但是，如果我们决定，用收过路费的办法来测试开车人的支付意愿，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美国人“需要”的道路空间远远少于他们嘴上要求的数量。价格上升的时候，需求量就会下降。人们会在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时才开自己的车，这样就缓解了道路的压力。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加顺心（即使他们会抱怨要交过路费），因为他们不会由于边际价值低的用途而在路上堵成长龙，而是把使用公路的机会留给了更有价值的用途。
只要公路归政府所有，而政府迫于政治压力，又要让人们免费使用公路，那就必然会堵车。就算我们再怎么修地铁、修轻轨，堵车现象也不会消失。最好的证据就是，任何新修的地铁或轻轨都没有减轻当地的交通拥堵。新修公路是为了缓解道路压力，但是交通拥堵会扩展到所有的道路上，而且公共交通也改变不了这一局面。只要稀缺的公路资源能继续让我们免费使用，路就会一直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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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成本和所有权
产权是重要的。只要你在部队待过，你就会知道，部队在用人时效率低得令人发指。让资深的会计师去给营房刷油漆，而在小卖部管账的人还要掰手指头。当然，这话可能有点夸张。然而，我们预测部队里浪费人才的现象比市民社会更普遍，不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因为在市民社会里，雇主总是被迫向雇员支付他们的机会成本。如果你必须给会计师开会计师的工资，你就不会让会计师去给营房刷油漆。如果你要为你的企业的盈利能力负责，你就不会这么干。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名中士给一名有技术的新兵分派了不需要技术的活，他要承担什么成本？如果这名中士正好对新兵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感到愤怒，不管这优越感的确存在还是他想象出来的，那么，他把这名新兵调到更适合他的工作岗位上，可能就会失去一个羞辱他的宝贵机会。人人都会节约，可是人们的目标却各不相同。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使用资源的人用不着支付资源最佳用途的全额机会成本，资源的使用就会比较随意和粗心。（如果你觉得“随意”和“粗心”言重了，那么你觉得能不能改用“有差别”？）如果某种资源明确地属于某个人，他在使用资源时就常常被迫支付资源的机会成本。士兵无法“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他给谁干、在哪干、在什么条件下才干，这些他都无权选择，因为法律已经剥夺了他选择工作的权利。如果是山姆大叔征召，他就不能坚持收取自己的机会成本，可是如果是家得宝*愿意要他，他就可以收取自己的机会成本。对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资源，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某种资源不知道归谁所有，那么也就没有人向要使用资源的人索取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价值往往会被低估，从而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随意和粗心。
所有这一切在社会主义社会都会出现，因为资源是由政府的官员来分配的。对于前苏联的经济计划人员来说，要修筑一条铁路，其成本就是资源用作其他用途的价值。但是，如果政府官员有权弄到高价值的资源，根本不用出价，他们怎么能发现资源用作其他用途时有多大价值呢？还记得那个神奇的工人吗，就是能一边拿大顶，一边哼着歌，还能给自行车上辐条的那个？如果没有马戏团主愿意为他的表演出高价，中央作计划的那些人怎么能知道，让这样的人做自行车是大大的屈才呢？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对于同一种行为，计算成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可以看作经济体制的标志性特征。在产权私有的体制中，竞价过程会产生价格，对于资源所有者而言，这一价格差不多就是机会成本。而在产权不明晰的体制中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那么，是什么过程取而代之了呢？这条铁路价值大还是那条铁路价值大，用钢材生产铁轨还是生产卡车，提高运力还是提高所运货物的质量，是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还是在家休闲，这些问题谁说了算？如果没有供求过程来创造信息，制订经济计划的人就差不多只能自己拍脑袋来决定资源的用途。
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决策者不想盲目操作，就必须使用某种实际的价值指数来为其他的选择机会定价，计量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供给和需求，即市场上的竞价过程，给可用的资源标定了价格，生成了这种价格指数。只要游戏规则对某人控制和交换某种资源的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就无法生成衡量稀缺性的实际指数，也就无法指导分配和协调人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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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正确地表述经济问题
现在给你做一道经典的题。三个人到一家汽车旅馆，开了一间房。总价是30块钱，每人付了10块。他们进了房间以后，总台的服务员发现钱收多了。他忘了今晚有特价，25块钱一间。总台的服务员不能离开，于是他找来在客房值班的服务员，给她5张1块钱的钞票，请她到房间去还给那三个人。她在路上想，三个人分5块钱，该怎么分呢？她决定只还3块钱给他们，因为他们又不知道钱收多了，剩下的2块自己揣了起来。谁也没有察觉。
现在请看问题：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