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251-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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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瓦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计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经济自由度指数试图从管理控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最初的计算结果见图20…1。
正如可以看到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指数政策的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互关系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这些数字背后的东西，可以更详细地向我们显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偶然因素。
图20…1 经济自由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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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趋势不仅仅是统计上的联系。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了一个系统的偶然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进程的自由时能增加财富。这个偶然因素是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在全书中一直解释的东西。经济自由让人们通过自愿交换私有财产——在法制之下一切适宜的买、卖和交易——进行相互协作，这种自由促进了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发展。这让人们能够寻找他们的比较优势，找到以低成本生产、运输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方法，激发企业家的动力，推动市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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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亚洲记录
对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带给国家的障碍，人们基本无法改变。但是法制、诚实胜任的政府官员、受过教育的民众、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政府对这些事务有很大的控制度。政府做得怎么样？试想韩国的情况。从1960年到1999年，GDP（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增长超过18倍，年均增长率超过12％。根据1995年的美元现值计算，人均GDP从1960年的1256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2056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在这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从穷国成长为富国，韩国做了些什么？
韩国的政府和人民当然对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包括对妇女的教育，现在妇女构成了韩国劳动力的1/3。韩国向世界经济开放自己，有效地利用外国人自愿投资给韩国的资金。借着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的繁荣兴盛，韩国致力于出口，出口所得被用来购买经济发展需要的其他商品。1960年时，谁会预测到20年后韩国制造的汽车能与西欧和北美制造的汽车在销售上一争高下呢？
韩国绝对不是政府一边站，让市场分配资源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者共同谋划，影响资源投资和特定产业的发展。然而，韩国允许供需力量产生相对价格，其政府官员一直关注相对价格，因此经济发展一般遵循比较优势决定的模式。政府支出保持在合理控制之中，因此经济不会受制于不确定的物价飞涨。韩国人民显示出他们自己愿意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可供国内投资的资源供给。
法制被普遍推崇，甚至带着宗教的狂热。腐败是个问题。不仅低级别的官员，一些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也被判收取贿赂、向特殊经济利益授予特权。但是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受到了批评，位高权重的公务员被起诉和判罪，这充分体现了法制。游戏规则为大部分人所知并得以实施，因此人们能够做出经济决策，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承受错误决策产生的成本，收获正确决定带来的收益。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记录与韩国的记录相近，不论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普遍实施的政策方面。它们拥有愿意勤奋工作和乐于储蓄的受过教育的民众，它们在稳定的游戏规则框架内运行，从价格体系中获得提示，向世界经济开放，不受过度的政府支出或快速通货膨胀的牵制，它们可以利用由更先进的国家发展的技术进行快速发展，大幅缩短它们和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不仅仅是缩短了差距，它还让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35％；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8％。
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表现就差得远了。印度的人均GDP——再次根据1995年美元现值计算，通过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在1960年是735美元。到1999年，只增长到2248美元，这大约是40年前韩国人均GDP的两倍。1960年，印度的人均GDP是韩国人均GDP的55％，而在1999年，不到韩国人均GDP的1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从1960年到1999年印度人口增加超过100％，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国的人口只增加了47％。对于印度的收入增长速度迟缓的解释，大部分要归结于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印度不能以哪怕稍微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相似的增长速度追赶上来？战争和备战会大大地延迟经济增长，印度在这段时间正苦恼于内部冲突和与邻国巴基斯坦及中国的冲突。但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段时间也在军备上花费不菲。答案可能必须在印度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寻找。
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显示出一些改善的征兆，但是，在让价格分配资源方面，印度仍显示出极端的不情愿，而于在政府官僚中获得权威方面，印度又展现出强烈的偏爱。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政府使得价格大面积扭曲。出于所谓保护穷人的目的，有些价格被压制，尽管它们并不总是达到保护穷人的效果。正如你能记得的，在前几章中我们说过，政府抑制物价，并不降低稀缺性。它们更像是通过抑制供应者将稀缺性聚集在一起。另外，被法律抑制的物价无法确保穷人能够买到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表面上为了帮助穷人被抑制了，竞争转向了其他利润，而穷人通常不善于在这些利润上进行有利的竞争，就像他们不善于在价格利润上竞争一样。
印度政府拒绝关注价格提供的信息，使得价格被扭曲。20世纪60年代苏联实施的集中规划享有盛誉（大部分是不应得的，我们接下来会了解到），印度的政府领导人被苏联模式说服。结果造成了大量浪费，把过去的经济增长又重新计算了一遍，因为资金直接投给了一些项目，最终这些项目被证明无法产生足以支付其成本的效益。在政府没有进行规划的经济部门中，官僚们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他们的管制让企业家们处处受挫。大部分经济决策都需要政府许可，而这些许可授予与否，全凭相关官僚的议员以独裁的方式决定的，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法制是不存在的。独裁的政府是与法制相对立的，它对企业起到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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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亚洲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好坏参半。表20…1展示了1960～1999年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GDP的百分比变化，这7个国家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考察》（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的主要考察对象。这些变化也参考了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的实际GDP。
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数字。拉丁美洲的经济记录不仅在时间上好坏参半，在地域上也是好坏参半。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水平的63％，阿根廷属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之列；而1999年，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8。5％。委内瑞拉1999年的人均GDP比1960年时低0。1％。巴西的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增长，但是在80年代又下降了；其1990年的人均GDP比1980年时低8％；1999年的人均GDP比1990年的高出4个百分点。智利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经济改革，这两次改革都对其经济起到重大作用。几年来，智利经济看起来一直保持稳定，从1990年到1999年增长19％。在这段时间里，秘鲁的经济政策在杂乱无章与合理明智之间交替变化。
在拉丁美洲，反复无常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常规而非例外，这让我们很难总结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无法增长的原因。也许不稳定的政府无法建立法制是最不会出错的一种解释，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显然一直都不稳定。
国家 变化（％）
阿根廷 17。4
巴西 41。0
智利 41。5
哥伦比亚 31。3
墨西哥 34。3
秘鲁 1。0
委内瑞拉 …0。1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bank/
表20…1 1960～1999年人均GDP变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除了博茨瓦纳和南非，其他国家的记录只能用悲惨两字形容。表20…2展示了7个非洲国家1999年的人均GDP。尽管埃塞俄比亚不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也被囊括在内。表中显示的结果并不是缺乏努力造成的。二战后多年来，坦桑尼亚一直是发展专家最钟爱的国家，也接受了诸多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所有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坦桑尼亚的人均GDP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国家 人均GDP（美元）
埃塞俄比亚 112
坦桑尼亚 188
尼日利亚 250
肯尼亚 337
加纳 410
科特迪瓦 787
刚果 840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bank/
表20…2 1999年人均GDP （1995年美元现值）
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对经济增长有所妨碍。这块大陆上的很多地区缺乏富饶的土地或者丰沛的雨水。酷热和潮湿给人们的努力带来障碍，只有热带气候下才猖獗的疾病，比如采采蝇传播的睡眠症，让人们身体虚弱，牲口遭殃。河流流量在旱季和雨季的变化很大，因为降雨带给河流的水量比山上冰雪融化带给河流的水量多；因此，它们无法像欧洲的河流那样起到水上走廊的作用，运送人或货物。非洲国家大多数是19世纪欧洲列强独裁阵线的产物，国家边境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长期以来纷争和内战不断。偶尔较大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大，因为那点增长已经被人口的爆炸增长抵消了。今天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比25年前还要低。20世纪初，除了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仍然极度贫困。
完全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即使乐观主义者也必须承认目前没人知道做什么能够让非洲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最让人沮丧的现实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诚实和称职的执政统治不是常规，而是例外。如果一个政府只关注如何保住政权、镇压叛乱、抵抗邻国势力的侵犯，即使有恰当的建议，它也是无法按照建议行事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的经验让我们相信这些政策确实重要。其他亚洲国家不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做得好。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值得人尊敬的，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贫穷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政策是由政府制订的，我们不能指望制订政策的人总是能支持经济增长，而非支持与经济增长相悖的狭小的个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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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国家间GDP比较的难点
回顾我们在第十四章中关注的关于总量计算的问题：GDP的概念建立在如此多的惯例之上，有如此多的强制涵括和缺省，因此用它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必须极度谨慎——然而，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都是轻率的。GDP大部分衡量的仅仅是市场上的东西。因此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计算美国GDP的人员不会把留守家里的妻子或丈夫的劳务囊括在其中。不论这种劳务多重要，计算这种劳务太困难了，因此它们被完全地排除在计算之外。但是被雇佣的保姆的劳务价值是以其获得的报酬计算的，所以它们在计算之列。因此，结婚的人多了，GDP就趋向下降，离婚率上升，GDP就趋向上升。实际的福利情况则相反。另外，更多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人群，由于她们对总产出的贡献，GDP升高，这部分可以用她们的收入计算。但是，因为没有扣除她们不再做的家务劳动的价值，所以GDP的增长夸大了总产出价值的增长——除非她们的家务劳动没有价值，这显然十分不可能。
将此论点应用于低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市场上的建设性工作比例小得多。因此，低收入国家的GDP被打了折扣。当我们看到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最低收入国家人均GDP数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数字被大打折扣。世界发展指标对1999年莫桑比克人均GDP的估计值是每年198美元，埃塞俄比亚是每年112美元，坦桑尼亚是188美元。没有人可能在收入如此低的情况下生活一年——而且这是平均值，也就是说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更低——因此，我们知道没有经过调整的GDP数字严重夸大了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程度。
这些数字中计算了那些用于抵消其他收入影响的收入，所以也夸大了富裕国家人民的富裕程度。例如，一个煤火电厂发电，它的产出计入GDP。由于产生煤灰粉尘，电厂雇佣人来进行清洁和油漆，GDP又一次增长。同样地，如果我们想在人口稠密地区驾驶汽车而又不被汽车尾气熏得断气，就要安装催化转换器，由此带来的汽车的额外成本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成本。如果我们对福利感兴趣，那么将清洁工、油漆匠的价值和催化转换器的价值排除在GDP之外就是有意义的。问题是，一旦我们开始走这条路，就无法停下脚步。我们必须扣除大量医疗的价值，为了工作通勤的价值以及为了工作相关的活动所生产和购买的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
一些通用的比较标准也严重扭曲了国家间人均GDP的比较。世界发展指标按照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发表从最贫穷国家到最富裕国家的名单，但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不用美元计算它们的GDP。因此每个国家按照本国货币发布的GDP，必须除以其人口数量，再使用当前汇率将其计算单位转换成美元。
我们在第十九章讨论过，外汇率表示一个单位的特定货币能够购买的其他货币的数量。例如美元—福林汇率，可以表述为220匈牙利福林兑换1美元，也可以表述为0。004545美元兑换1福林。这意味着一个访问匈牙利的美国人付220福林买到的商品，在美国用1美元可以买到。如果事实如此，在布达佩斯用220福林买到的东西，在纽约用1美元可以买到，那么美元—福林汇率就表现了购买力平价。但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布达佩斯的美国人惊喜地发现，当他们把美元换成福林，在匈牙利的饭店用餐以及酒店入住时，与在美国使用美元相比，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其原因我们稍后讨论。美元—福林汇率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表现出购买力平价。脱离购买力平价比较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