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4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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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不再犹豫，把身上的老鼠药洒到蛋炒饭里，然后用筷子搅拌了一番。
七
三江突然没了胃口，起初他听说孟婆婆炒了蛋炒饭的时候还高兴得不行了。三江特别愿意吃蛋炒饭，以前在城里的时候他就喜欢吃。
因为老媒婆的突然到来，孟婆婆钻进灶房里又搞了几个凉菜出来。老媒婆坐在那儿，守着一大碗蛋炒饭，眉飞色舞地向孟婆婆描绘着幸福的图画。她说这个寡妇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个个都是男孩，如果嫁给了大江，不用一年肯定能抱上孙子。
孟婆婆显得一点儿也不高兴，好像这件事与她无关一样。
一铁锅的蛋炒饭盛了五碗，除了大江和老媒婆的多了一些，三江和孟婆婆的蛋炒饭刚刚平碗。孟婆婆怕老媒婆吃不饱，还特意留了小半碗，看起来是等会吃，其实是留给老媒婆的。
三江临吃饭的时候去了灶房一趟，他明着是去拿喝水碗，其实是想找二江聊聊。但二江埋着头，根本不理他。三江失意地退回堂屋，端起碗吃起饭来。三江觉得孟婆婆炒的蛋炒饭不仅没有鸡蛋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出来怪味。三江皱着眉头的样子被孟婆婆看在眼里，她问是不是炒得不好吃。
因为孟婆婆说了这句话，桌子上的人都显得不好意思起来。三江几口就扒完了蛋炒饭，老媒婆苦着脸一点一点地吃着。倒是大江吃得很香的样子。三江想，也许大江是装出来的吧。这蛋炒饭真的是太难吃了，有一股甜不拉叽的味儿。
整个午饭，二江都没有来堂屋一趟，三江去了几次灶房，都看到二江埋着头，好像那头抬不起来一样。三江心里突然难过起来，觉得刚才自己的话肯定伤了二江，所以三江扒拉完饭后就再次跑到灶房，他想给二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给二江鼓鼓劲。
三江怀揣着满肚子的话向灶房走去，在他还没有走到灶房的时候，老媒婆就捂着肚子喊叫起来，三江一惊，接着又听到大江和孟婆婆的喊叫。三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他准备转过身回堂屋的时候，肚子下面像被人捅了一刀，剧烈的疼痛让三江抱着肚子倒在了地上。
三江倒地的时候，院子里的黑狗突然扑了过来，那只黑狗嚎叫着，低呜着，奔进灶房，拉扯着二江的衣服。二江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那儿，任黑狗拉了好久他都一动不动。
黑狗急了，一下子咬住了二江的耳朵。二江疼得暴跳起来。剧烈的疼痛让二江走出灶房，他慢慢地走过三江，走过大江，走过老媒婆，然后停在了孟婆婆的身边。
娘，我会有老婆的，你也会有孙子的。二江低语着，扑嗵一声跪下了。
童仝，1975年出生，山东威海人。在《大家》、《山东文学》、《雨花》、《广州文艺》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八十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三部。新浪网专栏作家。现居北京。
一万块太少，只争朝夕
■ 荆 歌
《一万块》这篇小说，我真的不敢相信它是童仝写的。它的作者，和写《木头女孩》的童仝，是同一个人吗？在我的印象中，像童仝这样的时尚女孩，长年混迹于灯红酒绿的深圳和皇城北京，写出《木头女孩》是很正常的。她确实应该是写时尚的生活，写都市。写白领公寓，写派对，写酒吧，写同居，写同性恋。这种时尚的生活童仝这样的女孩子不写，谁写呢？但是这个短篇《一万块》，却是与时尚生活，与时尚写作一点儿都不沾边。我们这样的老男人都在写时尚，她却大步地后退，写了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写贫困家庭的三个儿子还在为讨老婆而犯愁，还在为讨不到老婆而唉声叹气，甚至最后用老鼠药来解决问题。
童仝打电话来，让我为她的这个小说写点儿什么。要是早知道《一万块》是这样的一个小说，我就不会答应她。倒不是说这小说写得不好，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好小说，它扎实，要人物有人物，要故事有故事，要思想有思想，它什么都有，具备了批判现实主义经典的一切元素，体现出古典的力量。也正是因为这样，面对这样一个作品，我感到无话可说。进入21世纪，我闲得无聊，有了重读经典的计划。我先是读了《红楼梦》，又读《包法利夫人》和《巴黎圣母院》，再读了点契诃夫。细细地读，连印刷上的疏漏都一处处发现了。阅读之后的心得，竟然只有一个字：好。至于好在哪里，说不上来。当然一定要说的话，也不是不能说，诸如思想博大精深，人物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结构气势恢宏，等等。但这些，果真是我花时间阅读名著所想要得到的吗？如果没有了阅读的乐趣，如果不能够在一部作品中发现与众不同的幽微之处，如果不能有心灵的被撞击，如果没有一些意外的经验——生活的经验，写作的经验——呈现，那么这样的阅读就完全可以被我定义为浪费时间。话绕了一个弯子，该回来说童仝。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她的《一万块》只是一种陈腐的写作，没有新意，没有陌生的经验，只是一种公共经验和既有生活认识的编织。不，不是这样的。我读《一万块》这个作品，得到的满足，恰恰来自于它平稳扎实表象之下的剧烈不安，那种社会飞速向前的进程中沉重的滞后感。
面对这样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我感到了真实的力量。我相信这个故事，如果童仝说它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我一点都不会怀疑。我还相信，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会是绝无仅有。童仝沉着地叙述着，语言像生活一样的沉重和苍白，她将生活残酷的现实，冷静地叙述出来，一步步有力地推向高潮和毁灭。我在阅读这个作品的时候，确确实实感到了心的疼痛。我相信所有阅读到这个作品的人，都会产生这种疼痛感。我感觉到在这个作品中，叙述者不见了，也就是说作者消失了。我感觉不到作者的作用，只是故事和人物，自动地凸现，自由地活动。就像宇宙中的天体那么不受驾驭地飞行着。虽然我是向来反对“隐身写作”的，我认为在一个小说中，应该见到作者的影子，看到作者的作用，感受到作者的力量，但对于童仝的《一万块》，我想作者的这种作用和影响，不是消失，而是埋得更深了，它深入到了故事的肌理中，深入到了生活的核心之中，两者融为一体，已经不分彼此。含辛茹苦的孟婆婆的三个光棍儿子，面临着娶不到老婆的现实，作者的饶舌和任何技巧的痕迹，显然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可厌的。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童仝的处理是严肃而认真的。她始终是运用白描，让叙述像大河一样平稳向前。
谦逊的童仝在电话里很认真地要求我对她的小说“多加批评”。我不是批评家，不会批评。而且我根本就不打算批评。我只想表扬，说童仝人长得漂亮，东西写得好——要语言有语言，要技巧有技巧，要生活有生活，要力比多有力比多。但为了不致令童仝失望，我还是要给这篇光明的文章安上一个灰暗的尾巴。我以为，这个小说，它很遗憾地放弃了一些不应该放弃的地方。比如它完全可以在“性”上深入一下。我认为在这个故事中，性才是真正让人疼痛的。我在繁华的城市凡看到民工模样的人，我都会想这个问题：他们的性是如何解决的？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也是大有想头的问题。其实童仝在这个作品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说起二江长这么大都没碰过女人的时候，大江认为很惨，而三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花上50元就可以去一个鸡那儿解决嘛。但童仝在这里一滑而过。为什么不呢？我认为三江的这个建议很好，如果请二江去嫖一次，由三江埋单，故事也许就会进入到更幽微的层面，将变得更为丰饶。当然这我是不能作出决定的，还是要由童仝说了算。总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要向李师江学习，学习他那种在关键时刻向人性深处一拐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逝去的春色何处寻
■ 王素蓉
春露头儿了，女儿阿萌说，姥姥家后院里那些落叶，还都躺在那儿呢，经过一冬天的风吹雪沤，恐怕早就烂得乱七八糟了，我们帮助扫扫去吧！女儿的好意，我没有理由拒绝，何况是为我的妈妈干活 呵……
到了她姥姥家一看，那些枯叶片儿铺落一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我不停地扫着抠着枯叶，把它们归拢成一堆儿一堆儿，女儿在姥姥的指挥下，把这些成堆的落叶，不停地往塑料袋子里装。一个又一个大塑料袋，装得满满的鼓鼓的，直到再也装不下去了，就整齐地排列在那儿。可是地面上的枯叶，却一点儿也不显少，今年的落叶实在多。
从后阳台上望下去，看看邻居家的院子。左边邻家收拾得干净利索，甚至地面还铺上了石砖，一盆盆花吐着嫩绿的小芽，好似刚刚睁开眼的婴儿，正在努力地探望这大千世界，个个都是那么可爱。转头再往右边看去，一股莫名的酸楚情绪，像雾似的不由地升腾起来，朦朦胧胧地罩在心头。那些久远的往事，原以为早离我而去，不曾想依然没有走出我的视线……
靠右边与我家相挨的两家邻居，一家是九月派诗人之一的袁可嘉先生家；再过去一家是已故去的评论家、美学家蔡仪先生的家。这两家后院的败草、落叶慵懒地散落各方。厚厚的干卷着的落叶相挤相挨，完全是一片狼籍的景象，倘若不慎掉入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烈火浓烟。当然，袁先生一家迁往美国多年，这里早已是人去屋空，这院子自然不会再有人打理。
看着这眼前荒败的院落，雾般的幻像依然在涌动，不知不觉间，竟然一点一点地清晰开来。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家曾与蔡仪先生家相邻，尤其两家的后阳台很大很大，是对接的那种，又共用一条通道走下后阳台，两家就自然而然相处亲近。那时，我可不知道蔡仪先生有何等知名？在我眼里他只是个邻家伯伯，我每天趴在阳台边沿，看着这位不苟言笑的伯伯，精心地收拾着高大葡萄架，或者看他用那个大喷壶浇花，喷射出来的弧线水珠儿，随蔡伯伯手臂不停地上下摇晃，常常让我这个小不点看得入迷，这简直就是一幅五彩缤纷的画。
葡萄藤从吐绿到挂上葡萄珠，我天天在那儿等呀看呀，盼望它们能早点变紫成熟。那时和我一起看葡萄的常客，还有小豆豆，他是蔡仪伯伯的儿子，他一直坐在轮椅上。在蔡伯伯工作累了的时侯，会推出小豆豆晒太阳，而他自己一头扎进他的葡萄世界。此时，我会站在阳台边沿的石台上，向蔡伯伯报告着，小芽的出现，小虫的爬向，葡萄叶的卷边发黄……种种我认为不好的情况。如果，今天我作业完成得快，蔡伯伯他们还没出来，我就扒着窗户向屋里观望，望望躺在床上的豆豆，望望伏案工作的蔡伯伯，想着他们出来的时间，有时甚至会爬坐在窗台上，隔窗与躺在床上的小豆豆聊天。我说的这位小豆豆，其实比我大好多好多，他因患有小儿麻痹症，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直立行走……
有时，我也会跟蔡伯伯的女儿海妮，坐在充满幻想的葡萄架下，玩充满幻想的“过家家”，对女孩子来说那滋味很美妙。我说的所谓美妙的充满幻想的家，就是碗里装满糖豆，碟里摆满葡萄——还是最紫的那种。这样我们就也非常满足了。
蔡伯伯家，还有一位李嫂，她那丝丝闪亮的齐耳白发，上边没见任何饰物，却永远那么规顺。李嫂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经常用我听不懂的话向我咕哝着，我也就胡乱地点头答应着，极不礼貌地应付着这位奶奶级的李嫂，李嫂却只能显出极无奈的微笑——她知道我没听懂她的话！只有我家的阿姨出来与她聊时，她才会露出排排好看的白牙——笑得舒坦极了。
记得有一天，海妮带我一起去拾马粪。那时侯提倡做好事，也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去拾马粪？反正，是海妮带我去的，她比我大，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她。那会儿的长安街，行驶的车辆不算多，管得也就不太严，马车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可能是为了街道的清洁吧，宣传让马车出门给马带粪兜子。那是一辆双套马车，拉着从冰窖里买来的冰，朝建国门桥方向走去。我俩跟着这辆马车，从头道街（日坛路）一直到建国门桥。六十年代可不是现在这样的立交桥，好像建国门桥下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河，再往北拐上什么路就是去冰窖的路。我俩跟马车夫一边聊一边走路，做“出门带粪兜”的宣传，手里还拿着小铲和小桶，时刻准备马尾巴翘起接货——马粪。我们做完宣传回到家，竟提了满满一小桶马粪，这桶“硕果”不能它用，自然赏给了高大的葡萄藤。蔡伯伯一看就笑了，可是他并未表扬我们。他拿起小镐头，在葡萄藤根附近，挖了个不大的坑，将马粪沤了下去，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进行着，我和海妮却叨叨不停，汇报着一路的“战况”哈……哈……一串爽朗的笑声，在小院里响起，这就算是蔡伯伯对我们的奖励了。
一天，海妮在屋外的一声叫喊，吓了我一大跳，以为发生了什么怪事呢，我窜出去一看，原来是一队小螳螂足有十多只，正顺着葡萄藤一点点地往上爬，这些螳螂大概也就指甲盖那么大点儿，绿色的身躯跟葡萄叶一样绿，头前举着两把“大刀”，嫩嫩的，想“刀”又“刀”得了谁呢？我们俩跳上石沿台上，踮起脚，看着这些小东西爬行，还不住地给螳螂鼓劲儿，喊：“跨……跨……”海妮说，这是一群刚出生的小螳螂，它们的爸爸妈妈，还不知在哪儿哪，怪可怜的。听了她说我赶紧冲回家去，找来一个有机玻璃小盒子。大胆的海妮把这些小东西，一只只抓到盒子里，它们就算有了个家了。它们在自己的家里，互相挨着挤着，相互“刀着”玩耍，显得是那么高兴……
那会儿正是“三忠于”年代，孩子总是学着大人的行为。有一天在宽敞的台阶上玩，海妮教我把各种色彩的废牙刷把锯成一截一截，然后把两边在台阶上磨平，认真地刻上“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万岁！”等字样，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表示心愿，只是字迹显得很拙笨。我们还捡了许多碎的瓷片，将各种小花边一点点敲成指甲盖大小，攒了一捧又一捧，海妮都让我保管着，做什么用她未告诉我。有时还趴在阳台上，我们玩羊拐、沙包。没有羊拐时，就拿杏核替代，选四个同样大小的杏核，洗净，在两面涂上颜色，就可以随意耍玩了。我们玩的这些玩艺儿，经常引来别的楼的孩子，争着抢着跟我们一起玩。
我们最愿意玩的地方就是葡萄架。葡萄架下荫凉而且很有神秘感，特别是夜幕降临时，微风轻轻地吹抚过，葡萄叶子发出沙沙声，显得格外神秘、恐怖，就像置身于西双版纳原始森林！葡萄架下聚集着几个楼的孩子，有时玩各式各样的游戏，有时就听年长的孩子讲故事，有天不知是由谁开的头儿，讲起了“梅花党与绣花鞋”的故事。由于故事的内容过于神秘，常常引起小伙伴尖叫，有的还吓得又哭又喊，使这神秘的葡萄架越发恕＝幼趴隙ㄓ腥宋孀哦洌涣镅痰鼗呕耪耪排芑丶遥鄣币簧抛采狭耍耸敝芪Ц蛹啪擦恕Ｎ宜坪蹩醇咸鸭芟拢勾媪糇潘亮恋难劬Α飧鱿囊梗萌烁械匠构堑睦洌涞眯睦锊抖兜摹？墒枪涣硕喑な奔洌蠹矣侄季奂谄咸鸭芟隆�
记得一天晚上，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这个时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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