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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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可以救荒，可以饭食，可以饰痛，可以养生、治病，难怪中国人对粥有一种分外亲切、尊敬的感情。黄庭坚《分豆粥诗》云：
豆粥能驱晩瘴寒，与公同味更同餐。
安知天上养贤鼎，且作山中煮菜看。
把粥与天上的养贤鼎相提并论，评价不可谓不高。在历史文献中，粥甚至有“起死”、“回生”之效。《史记》记载赵章生病，名医太仓公诊断说，五天后必死无疑。但赵章过了十天才死，原因竟是这人“嗜粥”，所以多活了五天。另一个故事说，房景远在一个灾荒年，“于通衢以粥食饿者，存济甚众”。平原刘郁行经兖州，遇到了强盗。强盗已杀了十余人，渐次轮到刘郁。刘郁说，我和你们乡里乡亲的，请放我一条活路吧。强盗说，你附近的亲戚是谁？刘郁说：“齐州主簿房景远是我姨兄。”强盗说：“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剩余的其他二十多人也都放了。一碗粥感动了强盗，粥的“回生”之效映射着某种道德的光辉。
不光强盗认这碗粥的面子，似乎连鬼神都认。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记载，吴县张成某晚见一妇人站在家宅东南角说：“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日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张成做膏粥以祭之，从此年年大获丰收。江南一带风俗是，每年正月半，养蚕人家做粥加肉覆其上，登屋顶祝云：“登膏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以求来年蚕茧丰收。另外一件与粥有关的鬼怪故事发生在隋朝。当朝国舅独孤陁之妻有一癖好：事猫鬼。独孤皇后和杨素老婆生病，医药无效，有巫医说：“此猫鬼疾也。”后来独孤陁家丫环徐阿尼供认，她会这些法术。猫鬼杀了人，死者的财物就会潜移于畜猫鬼家。杨坚加以验证，让阿尼咒使猫鬼进入皇宫。阿尼在半夜置香粥一盆，用汤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然后脸色变得铁青，好像被什么东西拖曳似的，说“猫鬼已至”。之前有人说他母亲就是被猫鬼害死的，现在看是确有其事了。于是，独孤陁被革职为民。蚕神、猫鬼居然都爱喝粥，这一碗粥成了中国人神鬼可以共享的美味。为投其所好，古人常在腊月二十五煮“人口粥”祭祀鬼神，以期人丁兴旺。范成大《口数粥行》云：“家家腊月二十五，浙米如珠和豆煮。”
苏东坡《豆粥》说：
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
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
我老此身无著处，卖书来问东家住。
卧听鸡鸣粥熟时，蓬头曳履君家去。
郑板桥在范县为令时，曾写信给其弟云：“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又云：“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雪芹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而在《浮生六记》中，沈三白与陈芸“一粥而聚，一粥而散”，俨然一部“粥”之凄凉传奇。由此观之，“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矣。
重读遗诏
重 读 遗 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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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皇帝死后，按照惯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遗诏，对身后事作出交代和安排。所谓遗诏，顾名思义，就是皇帝临死时所写的诏书。遗诏一般都是皇帝亲自所为。但在明朝，遗诏却常常是在皇帝死后由大臣主持起草。遗诏写成的时候，皇帝早已命归西天，其内容和皇帝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没有多大关系。因此明朝的皇帝更替，往往能给久负重望的大臣一个革除弊政、整饬朝纲的机会。如明武宗和明世宗逝世后，内阁首辅杨廷和徐阶，分别起草他们的遗诏，把两朝弊政来了一个总清算，从而博得朝野一片称颂。
明朝还有一份遗诏也非常特殊，那就是末代皇帝崇祯的遗诏。之所以说这份遗诏非常特殊，是和别的遗诏相比有许多不同：它虽然是崇祯自己写的，却是他上吊自杀前写的；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衣襟上；它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崇祯咬破手指，以指当笔，用自己的鲜血写成的。这份遗诏的发布对象也很特别：它不是向自己的臣民交代后事，而是专门留给李自成看的。当然，更独特的还是它的内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这哪里像一份遗诏，好像是一份自责自悔书，是一份哀告和埋怨信。
这份遗诏写于农历1644年3月19日凌晨，地点是煤山寿皇亭。从两天前李自成的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城以来，崇祯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过眼。17日晚上，他是在“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的通宵叹息和埋怨中度过的。18日夜间，农民军攻入北京城，精神已趋于崩溃的崇祯在连杀了几位嫔妃和亲人后曾试图出逃，努力失败后，便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响了许久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彻底失望了的他，只好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寿皇亭，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寿皇亭是新近才落成的一个亭子，是崇祯操练宫内士兵之处，可如今却成了他要去见列祖列宗的地方。此时天已破晓，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崇祯跌坐在亭子里，欲哭无泪。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默默地告别这个世界。他有满腹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诉说，于是脱下绛黄色的龙袍放在大腿上，咬破手指，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份遗诏。做完这件事，他觉得可以告别这个世界了，于是自缢死亡。陪同他上吊自杀的，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几天后，李自成的部队才找到这个僵死的国君。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本来，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写什么遗诏了，因为遗诏通常要写的两项主要内容，一是指定嗣君，二是对后人提出希望，现在都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崇祯不但要写遗诏，而且咬破手指用血写在衣襟之上，这就是这份遗诏的内容独特之所在。
崇祯的这份遗诏，从字面上可以归结为四层意思：一是责备自己品德不足；二是埋怨大臣不忠心报国，欺骗了他，误了国家大事；三是自认为无脸面见祖宗；四是请李自成不要杀害百姓。而第一层意思只是虚晃一枪，关键是为了烘托第二层意思：“诸臣误朕”。如果说，“无面目见祖宗”，确实是一件痛心的事，那么，“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无疑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所以，这份遗诏的落脚点或说崇祯最想表达的意思，还是“诸臣误朕”四个字。这不仅仅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发自崇祯内心的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面对崇祯临死发出的这句牢骚和呐喊，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引起深思。
对于崇祯的这句牢骚话，史家历来见仁见智。平心而论，崇祯对于明朝的灭亡固然难辞其咎，但他执政后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他登基伊始，便当机立断地剪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接着，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勉励各地督抚打起精神，努力为国工作，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然而事实却是：他总是一个孤独的勤政者，大臣们各怀心机，各有打算，堪当重任之才寥若晨星，多数是崇祯每任用一人，便失望一人。究其原因，除了崇祯本人刚愎自用、用人失察之外，关键就在于，明朝中后期在选人用人机制上产生了严重的腐败和危机。
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注意重典治国，在官吏铨选、考核、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但到明朝中后期，随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失灵，这些制度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官场贿赂盛行，官员大肆贪污受贿。崇祯继位后，虽然以很大决心整饬朝纲，刷新吏治，但已积弊难返，连他自己都不得不哀叹：“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2〕明末的官场，已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
这些通过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其道德品性之低下不言自明。要指望他们忠心国事，有所作为，简直是痴心妄想。
明王朝大厦将倾，崇祯面对的又是这么一批贪才、庸才、蠢才，他怎能不陷入“任用一人，失望一人”的怪圈，并且直到临死还牢骚满腹呢？
注释：
〔1〕《明通鉴》卷九十。
〔2〕《明季北略》卷十三。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八部书外皆狗屁
？ 王开林
都说名师出高徒，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
他们初识的场面很有些异样的趣味。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栋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某日夜间，黄侃内急，懒得去楼下厕所，捣出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撒尿。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满是扑鼻的腥臊味，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仰头大骂。黄侃是贵介公子出身，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主？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回敬。章太炎是骂人的祖师爷，本有“疯子”之称，这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通名报姓，黄侃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冒犯的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也不含糊，立刻道歉，纳头便拜章太炎为师。
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的名目：“四大金刚”系指黄侃、钱玄同、汪东和吴承仕，“五大天王”系指前四人加上朱希祖。此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有“北李南黄”之说，北李指山西人李亮工，南黄指湖北人黄侃。章太炎在自述中则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举三人。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黄侃的名字都高居第一，称他为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应不为错。
黄侃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读书多神悟，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古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黄侃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此外，章太炎先生曾经将黄侃和李详并举，认为两人均为最杰出的《文选》学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研究古典文论的风气。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黄侃生前曾对弟子刘博平说，他的诗文造诣只算“地八”（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天九”（骨牌中最大的牌）已被古人取去了。若论学问，他是决不会这么自谦的。
黄侃满肚子学识，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他的恩师。章太炎曾批评道：“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当即答应恩师：“年五十当著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著书”。上下联均用典故。“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穷研义理，致使串结竹简的牛皮筋多次磨断，以此形容黄侃五十年来读书异常勤奋，颇为贴切；“黄绢初裁”源出曹娥碑后打哑谜似的评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帐下头号智者杨修的破解是：“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章太炎运用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兑现承诺，五十岁后潜心著述，写出“绝妙好辞”。谁知此联暗藏玄机，其中嵌有“绝”、“命”、“黄”三字。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所述，黄侃向来迷信谶语，接到这副寿联后，脸上骤然变色，内心“殊不怿”。果然是一联成谶，当年9月12日，黄侃因醉酒吐血，与世长辞。一代鸿儒，勉强仅得中寿，这无疑是学术界的极大损失。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好书好诗的痴子。他曾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不以为然，动手参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知“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妓女名。清朝悬有厉禁，官吏不许狎妓，黄云鹄差一点因此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不仅继承了，而且还将它发扬为“癫”，光大为“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寻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与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便顺水推舟，用官费资助这位小青年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他大胆地提出，必须革命，才能解除贫富不均的症结。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认为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堕落。
1910年，黄侃回国，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