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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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的第四大爱好是喝浓茶。王森然先生在《黄侃先生评传》中作过描述：“其茶极浓，几黑如漆，工作之先，狂饮之，未几又饮之，屡屡饮之，而精气激发，终日不匮矣。”功夫茶也算不了什么，他好饮苦茶，简直就是把苦茶当成了兴奋剂，害处不言自明。
黄侃的第五大爱好是下围棋。黄侃对黑白世界颇为痴迷，在《日记》中多处写下“手谈至夜”，“手谈殊乐”。尤其是在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所写的《六祝斋日记》中，不足一月时间，有关下围棋的记录即有十三处之多。下围棋须耗费大量心力，黄侃不肯轻易罢手，经常自晡达晓，通宵彻夜地干。以他的体质，从事此项游戏，除了透支精气神，别无他法。
黄侃的第六大爱好是打麻将。黄侃从不讳言自己既有赌性又有赌运。在1922年1月15日的日记中，黄侃写了一句“日事蒱博而废诵读”。他在打麻将方面颇为自得、颇为自负。其实，牌技也就一般。客观地说，他的赌兴够豪，可以与梁任公（启超）一争高下。
黄侃的第七大爱好是逛风景。黄侃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与学生一起游山玩水。经常陪同他出游的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位，因此有人戏称孙、曾二人为“黄门侍郎”。孙世扬在《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写道：“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圻，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庄子·大宗师》尝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沉溺于嗜欲之中的人天赋的灵性有限。这倒未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中嗜赌、好色、贪杯的不算少，他们的灵性却大大超过常人。规律只在于，嗜欲深者必多病，嗜欲深者必短命。黄侃多病而又短命，就全是嗜欲太深惹的祸。其实，他有自知之明，《日记》中即不乏自责之词。他曾发誓要戒烟、戒蟹、戒酒，谢绝宴请，摒弃无益之嗜好，但都是说过就忘，不曾落实。性格的弱点难以克服，拔着自己的头发毕竟无法离开地球。黄侃填写过一阙《西江月》，有全面自诫的意思：“行旅常嫌争席，登临未可题诗。欢场无奈鬓如丝，博局枉耽心事。似此嬉游何益？早宜闭户修持。乱书堆急酒盈卮，醉后空劳客至。”自诫归自诫，嗜欲总能占到上风，黄侃别无自救的良法，就只好多病而且短命了。
新文化运动旗帜初张时期，北大的章门弟子做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专指他打倒孔家店，甚得要领。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这只是个约数，大体上是不错的。除此之外，黄侃还特别喜欢《文心雕龙》、《新唐书》等名著。他以博学著称，治学从不画地为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黄侃只重学问和文艺，至于个人私德则悍然不顾，那么这句诗就算是形容得当了。
越堕落越快乐
？ 曾以亮
清朝末年，有两位国学大师与民族革命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是章太炎，另一位是刘师培，一个字枚叔，另一个字申叔。“二叔”的学问在伯仲之间，他们彼此推崇，互相抬举。只不过气性迥异，一个阳刚，另一个阴柔。结局也大不同，一个虽然负气使性，常与革命阵营闹点别扭，但还不至于卖身投敌，印帐碌校硪桓鲈蚯Я魍蜃毕叨槁洌晌搅蛹０甙撸砩削袈恕芭淹健薄ⅰ白吖贰钡某苋璞曛荆朗滥岩韵赐选�
刘师培（1884～1919）出生于江苏仪征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亲刘贵曾都是清代乾嘉传统的经学家，个个淹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刘师培八岁学《周易》，十二岁时即已将四书五经背诵如流，“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秉赋极高，精勤过人，再加上名师点拨，积以年月，他就不啻克绍箕裘那么简单，必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名动天下的国学大家。刘师培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1904年，他会试落第，盘桓沪上，受到章太炎的强烈影响，倾向民族革命，著有《中国民约精义》等雄文，抨击专制，倡扬民主。1907年，刘师培前往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看不惯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又与章太炎发生龃龉，遂与革命阵营彻底决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叛卖革命党人。端方入川受戮，他亦遭到羁囚，幸而获释，在成都国学院短期讲学，然后前往山西太原，在阎锡山门下充当帮闲清客。其后，受其荐举，被袁世凯招揽于旗下，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氏建立短命的洪宪王朝，刘师培被策封为上大夫，这番荣华富贵却只是梦幻泡影。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学者成立“国故月刊社”，以保全国粹为己任。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生前好友搜集整理，居然有七十四种之多，合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刘师培若肯将全部心思沉潜于学问，不走江湖，不入官场，不求荣达，自珍自励，积健为雄，他只须与章太炎同寿（六十九岁），成就当在章太炎之上。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撰《刘君申叔事略》，言语间充满了惋惜之情：“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刘师培都属蒲柳之质，弱不禁风，受不起挫折和失败。他十九岁中举，踌躇满志，翌年进京参加会试，自以为“今科必中”，从此官运亨通，前途一帆风顺，却不料名落孙山，“飞腾无术儒冠误”，其翰林梦化为泡影。懊丧之余，刘师培口无遮掩，对考官对朝廷甚至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都多有微词。恃酒壮胆，狂态毕露，言论颇为激切。他说科举有哪样好？八股文有哪样好？直折腾得士子头脑僵化，一个个迂腐不堪，全无救世之勇和济世之智。当此河决鱼烂之时，朝廷若不改弦易辙，铲除科举积弊，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弱国愚民将如何与世界列强争雄斗胜？正所谓祸从口出，尽管刘师培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的高论却完全不合时宜，传来传去，就鼻歪眼斜了，官府将他视为危险分子，要拿他治罪。这样，刘师培在扬州难以立足，索性逃到上海，去开辟另一片新天地。
在上海，刘师培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人一起发表反清言论，积极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易懂的浅白文言，向民众宣传民族革命主张。这一期间，他写作了《中国民族志》、《攘书》、《悲佃篇》、《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他非常反感所谓满汉一体的高论，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他详细考证满人的族源，力证满族是外夷，与汉族“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族统治者卖国残民，无所不为，就并不奇怪了。
刘师培先后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尤其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迅速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参与策划了行刺反动官僚王之春的行动，将好友张继所赠手枪借给义士万福华。倘若照这样的路数发展下去，刘师培也未必不能由文弱书生成长为钢铁战士，但他走错了一步关键棋，那就是与何震结婚。何震原名何班，具有极端的女权思想。她写作《女子复仇论》，鼓吹男女一切平等，称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理应复仇，声称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同时“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何震的控制欲和虚荣心特别强，她参加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寻求刺激。他们夫妇二人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乃是牵强附会。1905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辱骂德国人，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通缉。他化名金少甫，逃往嘉兴。1906年春，刘师培应陈独秀之邀，奔赴安徽芜湖，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他们秘密组织“岳王会”，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刘师培改名光汉，自署为“激烈派第一人”，他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文中说，中国人之所以瞻前顾后，一事无成，是由于有恐怖心、挂碍心、依恋心时常作祟；要扭转这种现状，解除这种束缚，改变这种心理习惯，非出以激烈的手段不可。中国的事情，如家庭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礼俗上的拘束，没有一桩不该破坏，也只有破坏才能更新变好。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刘师培的这种说法，在当时或许对革命者有其鼓劲加油的积极作用，但显得狂热而幼稚，摆明了，他是那种只喜欢烧荒不愿意垦殖的愤青。
二十世纪初，留学欧美的中国志士强调科学救国和教育教国，留学日本的中国志士则坚持民族革命，矢志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在当时一大批造反的秀才中，刘师培去日本较晚。1907年春，他应章太炎的盛情邀请，东渡扶桑，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领袖，留在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与章太炎等人组织“亚洲和亲会”，发表一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其排满反清的激烈程度丝毫也不逊色于章太炎。1907年6月8日，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在《民报》第十四期发表，章太炎的读后感是：“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一向自视甚高，目无余子，这回识获巨才伟器的喜悦却溢于言表。
然而，刘师培本质上是一个喜好标新立异自以为高明的人，是一个犹疑多变患得患失的人。他受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主张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他还创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民生疾苦。他组织人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纲领性文件，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盛赞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马克思与达尔文双双造福人类“其功不殊”，俨然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的多重信仰者。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狂热书生突然改变信仰，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应该谅解的事情，而背叛革命，出卖朋友，踩着他人的白骨以求飞升，则另当别论，二者的性质天差地别。刘师培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公开背叛革命，这不啻是白璧之玷，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倾江河之水也无法洗刷。经此蜕变，刘师培在革命党人眼中已成无耻之尤的败类，遭到唾弃。若非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等昔日友人保持宽容态度，刘师培的余生将更为凄惶。
章太炎不喜欢孙中山，这是公开的秘密。刘师培视章太炎为良师益友，受到影响，自然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他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可见他对孙中山反感至极。
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会，总得做做样子吧，便依循惯例，将革命者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觉得这样对待孙中山颇怀歉疚心理，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正为募集革命经费暗自犯愁，此项赠款来得恰是时候，他便悉数笑纳，并未拒绝。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多少有点黑箱操作之嫌，因而引起风潮。章太炎当时正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中山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补贴却只有区区两千元，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在总编室取下孙中山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取代。陶成章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起草《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历数孙中山十九条罪状，将排孙倒孙情绪煽至沸点。章太炎在集会上说：
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自日本当局馈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换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艰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与，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毁损的阴影，殊感莫大遗恨！为挽救本会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黄兴此时正推行“革命者回归祖国”的方案，百事猬集，颇感力不从心，眼下又添“倒孙风潮”，更觉形势咄咄逼人。但他在关键时刻头脑冷静，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表示自己绝对不当总理，并且对章太炎、陶成章多方劝解道：
如今革命风潮笼罩全国，清廷暴虐，变本加厉，万事莫如伐罪急、建国急，两公如求革命成功，万望对孙总理释除误会而信任之。
他还洞察幽微，分析了日本政府的用意后说，日本人见中国同盟会发展壮大，如受当头棒喝；日本政府希望窳败积弱的满清王朝继续腐败，好从中受益，不愿革命者取代政权。日本这次驱逐孙中山出境，一反常态地馈赠程仪，完全违反外交惯例，是否别有居心，是否包藏祸心，以糖衣毒药为饵，欲引发同盟会的内讧，使之自行瓦解？诸位当有所警惕。黄兴好说歹说，总算平息了众人的愤怒，化解了各方的矛盾。
刘师培与日本浪人北一辉、和田三郎结为至交，在“倒孙风潮”期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阴谋刺杀孙中山，幸而未能得逞。刘师培迁怒于拥护孙中山、反对集会表决的同盟会总干事刘揆一，于是唆使和田三郎和北一辉在僻静的小巷对刘揆一拳脚相加。要不是警察闻声制止，此回只恐怕会出人命。
“倒孙风潮”终告平息，同盟会的内讧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孙中山与章太炎由同仇敌忾的战友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尔后两三年间，章太炎纠缠不休，撰文多番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孙中山素具雅量，也受不住他这般不依不饶的缠斗，终于大动肝火，痛詈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双方谩骂之际，已失去必要的理智。而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反感更激化为鄙夷和仇恨。他的心理变化，用陶成章的话来概括，则是：“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刘师培本人也将自己脱离革命阵营的缘由归结为“失望”二字。他说：“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