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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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其他一切，并不是说“小人”都会写美妙的诗词戏曲。阮大铖的朋友张岱曾说：“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2〕他认为阮大铖的病根是“居心勿静”，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不安分、有野心，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二
阮大铖，字集之，号园海，别号石巢居士，因有一脸络腮胡子，也被人称为阮髯、阮胡子，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人，所以又被人称为阮怀宁，或简称“怀宁”。他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按传统的算法应活了六十岁。他半辈子痛恨东林、复社，但早年却被人认为是个东林党人。他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和东林猛将魏大中是同年，按“郡望”而言还是东林主将左光斗的同乡。在他那个时代，师生、同年、同乡这些关系，彼此都是负有相应的道义之责的。阮大铖三十岁考中进士，被认为是个“早慧、早髯复早贵”的青年才俊。然而这位青年才俊却在三十八岁上即天启四年，悄然叛卖东林投靠阉党，还做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充当了幕后摇鹅毛扇的角色。
世上并无天生的坏蛋也没有天生的圣人，“君子”和“小人”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地选择和演变的结果。只是人的有限的一生中，决定性的选择即所谓人生的“关口”次数很少机会不多。阮大铖变节时，明末党争激烈。到了天启四年，东林党的老对手齐、楚、浙三党，均已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其时魏忠贤已经控制了皇帝和宫廷，正要干预朝政。朝中的东林人士逐一遭到攻击，政治天平越来越向阉党倾斜，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关口上，阮大铖悄然叛变，其直接的动因是东林党人妨碍了他的仕途升迁。在皇权专制的政体中，官僚们追求仕途升迁有现成的制度安排，本来也算不上是罪恶，问题在于阮大铖为了自己升迁，竟去打压他人。而他的打压手段，又是假手阉党。原来，这些年来阮大铖一方面和东林人士声气相通，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和阉党人士勾勾搭搭，即他和魏忠贤管理的特务机关东厂的理刑官付继善、刑科给事中付魁交上了朋友，这两个姓付的又和魏忠贤的外甥付应星“通谱称兄弟”。这样阮大铖便有了一条暗通魏忠贤的门路。他为了自己升官而打压别人，就是通过三位付氏，再请魏忠贤假借皇帝谕旨的名义而实施的。除此以外，阮大铖还和阉党中的另一位才子冯铨交上了朋友。他俩的关系在后来的岁月中，对阮大铖来说也至关重要。有记载说，那时阮大铖去拜访阉党人物，按官场礼节先得“通名帖”，也就是把自己的名帖交给对方的守门人请求通报，等到对方请他登堂入室，接待交谈方能完毕。阮大铖告辞离开时，每次都悄悄塞给对方守门人一些银两，要求把自己递交的名帖收回才算，以防留下痕迹日后被人发觉。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径表明，阮大铖很清楚自己干的勾当见不得人，但他还是决心要这么干，因为他有这个需要，有这份野心，在预期可以到手的现实利益面前，他并不在乎什么节气和人品，而要的是“捞现钞”。
尽管阮大铖通过阉党搞到了一份打压他人的谕旨，但此事反常，惹得“朝论沸然，皆知大铖自为地也”，大家都知道是他从中搞了鬼。而东林党人的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偏不买账，偏不肯推举阮大铖升迁，却推举了魏大中。且有消息说：左光斗很生气，扬言要揭发阮大铖的阴谋劣迹。于是，阮大铖便策动付魁抢先上疏参劾左光斗和魏大中，等到这份参劾的奏章递上去了，他自己却请假回乡以避嫌疑。但阮大铖又并不是真的回乡，而是到了冯铨的家乡涿州，在那里等候魏忠贤，因为他有内线告知，魏忠贤即将奉旨去涿州进香。阮大铖把这一套阴谋诡计搞得如此诈中有诈、曲折复杂，可见他确有“弯弯绕”之才。
事情到了这一步，阮大铖就只能和东林党人对着干了。其实这么些年来他虽然和东林党人声气相通，但无论是旨趣还是性格，与那些东林师友们实在格格不入。高攀龙是个儒雅方正的道学夫子，魏大中和左光斗都是嫉恶如仇的血性男儿、拼命三郎，他们又都是真诚信奉儒家经典的理想主义者，只知忠君爱国，不顾身家性命，并不在意个人的仕途进退，而且他们的“忠君”是诤谏而不是迎逢，其“爱国”则是关心生民疾苦、不顾情面地弹劾贪污渎职的同僚。他们以气节操守自勉，也以此要求朋友，即所谓结道义之交。可以说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刚严方正的书呆子气。阮大铖和他们混在一道，肯定是气味不相投、浑身不自在。魏大中的狱中遗书便证实了这一点：“阮故勿善予，自恨滋甚。”而阮大铖老是担心左光斗要揭露参劾自己。
阮大铖是决心要和从前的师友绝交了，但他不吵不闹，做到了“君子绝交无恶声”，同时却狠狠地往他们背后捅上一刀。天启四年春天，阮大铖在涿州和魏忠贤“燃秸相拜，作竞夜谈”，可见谈得多么投机。值得注意的是“燃秸”二字。在厅堂和密室之中是不必也不能燃烧麦秸堆的，只有在旷野或荒僻无人的建筑物里，在北方寒冷的春夜中，才需要“燃秸”取暖兼照明。可见他俩这次长谈是一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阮大铖是否就在那次密晤中拜认魏忠贤为干爹，他俩在“竞夜谈”中究竟谈了些什么，旁人都不得而知，但从魏忠贤随后采取的行动中，不难测出一二。
涿州会晤以前，魏忠贤并不掌握东林党的内情，所以阉党打击东林，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棍子，攻不着要害也没有章法。但是涿州会晤以后，魏忠贤回到北京便逮捕了东林党的关键人物汪文言。汪的被捕使东林党人大为激愤，杨涟便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纷纷响应，在没有把握的情势下他们纷纷投入了和阉党的决战之中。然而，皇帝却在魏忠贤的掌握之中，所以参加此次参劾的人都遭到贬逐，然后“东林奸党”便一批又一批、接二连三地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仅仅是大屠杀的序幕。接着，魏忠贤便清洗内阁，将其全部换上了阉党分子，然后再对汪文言用酷刑，逼他诬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贪赃。汪文言宁死不诬他人，阉党便自编一份“供词”把汪文言打昏过去并捺上他的手印，再把他折磨致死灭口。这样，依据这份“供词”，阉党派出大批缇骑奔赴全国，逮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将他们残酷地逐一折磨致死。可以说，阉党这一系列动作在目标、方法和步骤上，都打得稳、准、狠，并且颇有章法了。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切都是阮大铖出的点子搞的鬼，但也没有理由说这一切与阮大铖无关。
幕后策动、不落痕迹、叫人们感觉到却抓不着证据，这一套功夫正是天启年间阮大铖的行为特征。阮大铖这样做是为了预防东林党人秋后算账，因为他有足够的聪明看出这个乌七八糟的阉党全凭利害关系结合，一旦形势有变或者利益分歧，早晚必垮无疑。所以阮大铖在阉党中从不显山露水，从不做出头椽子，行事低调，八面玲珑。果然三年以后，崇祯皇帝镇压魏忠贤逮捕处决那些阉党红人时，阮大铖竟毫发未损地躲过了第一波的打击。
不过，魏忠贤垮台后阮大铖确曾奏上一本《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当时的情况是，崇祯一出手就镇压了魏忠贤和客氏、崔呈秀等首恶分子，即对阉党采取了“斩首行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朝廷内外掌权的多半仍是阉党分子。而此时为死难东林党人鸣冤，要求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曾被贬逐的东林党人也开始奉诏起复掌权，新一轮的党争局面正在展开。阉党分子力图挽回残局，反对追究凶手，反对起复东林党，便纷纷上疏，企图影响新皇帝。但他们只是针对具体的人事问题，独有阮大铖这份奏章回顾了从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党争过程，而且紧紧抓住了崇祯十分憎恶的朝臣与太监私相勾结之事大做文章。当然，此文也骂了几句魏忠贤，但主旨却是说：魏忠贤这一套罪恶行径都是向东林党学来的，东林和阉党一样坏。其中他特别指名攻击了汪文言、杨涟、左光斗等直接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物。因为如果这些人平反昭雪并追究凶手，那他阮胡子可就麻烦大了。
这份奏章足以表明阮大铖的心机之深和手法之妙，但同时也暴露了当时他已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权。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实就是争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谁就百战百胜，谁能说服皇帝谁就会大获全胜。阮大铖精心炮制的这篇投合皇帝胃口的奏章，如果说服了崇祯，那他不仅再无危险，说不定还能升官掌大权。然而明代虽是皇权专制，对官绅阶层而言却能政务公开，即朝臣们所有的奏章和皇帝的批示、谕旨，都应公布传抄。于是，阮大铖这份奏章一经公布，立即有人批驳弹劾，说他“比拟不伦，党邪害正”。崇祯便很快降旨：“阮大铖前后反复，阴阳闪烁，着冠带闲住去！”——这道圣旨简直就是一声叱骂：“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滚一边去！”
接着，皇帝又公布了《钦定逆案》名单，列名的阉党分子二百余人均被论罪。阮大铖因为一向行事低调、隐蔽，罪行没有充分暴露，仅按对魏忠贤“颂美赞导”罪，列入“结交近侍又次等”，即第五等论罪，获“坐徒三年纳赎为民”处分，但“冠带”却革去了。应该说，这份《钦定逆案》定得很马虎，漏网者甚多，对列入名单者的罪行也查得很不彻底，处理上更是罚不当罪，过于宽大。因此名单公布以后，东林和阉党双方都不满意。黄宗羲在明亡后写的《汰存录纪辩》中说：“愚按定逆案者，诸公不学无术之过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计翻之……终毅宗（崇祯）之世，其名虽不翻，其实未尝不翻也！”〔3〕在这些“百计翻之”的“小人”当中，有两个人蹦跶得最起劲，响动也最大：北方涿州的冯铨和南方的阮大铖。
三
明代官员被削籍为民以后，多有重新起用掌权的例子，而且他们在现职官僚之中也多有“老关系”。所以官员们虽遭革职回乡，依旧名列缙绅，可以交通官府。阮大铖“自逆案既定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以为实，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安’之谣”〔4〕。复社与阮大铖有仇，他们的声讨或有夸大张扬之处，但绝非凭空捏造。阮大铖获罪回家，为了“增设爪牙”，便策动纠集一批当地的青年学子组织了“中江社”，声称入社的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推荐，结交那些在位的官宦老朋友，便于考中秀才和举人。中江社果然纠集了一批青年。但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人，他便向中江社成员们做策反工作，揭发阮大铖的劣迹，要求他们和阮划清界线。于是就有几个中江社成员中途退出，使阮大铖恨之入骨。同时，阮大铖还勾结官府包揽诉讼，敲诈富户、欺压贫民，从中捞钱，“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致引发骚乱。当地百姓聚众闹事要求杀他，他仓皇逃往南京。这是他第一次遭到驱逐。
南京在明代是“留都”，也称南都，是那个时代东南半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影响足以辐射全国。阮大铖逃到南京，据《留都防乱公揭》指斥：“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他不仅毫无落魄狼狈之态，倒有一付神气活现的架势，一改前几年当官在位时行事低调鬼鬼祟祟的作风。不难看出，他这是在向人们示威：我阮胡子倒不了！你朝廷革了我的官，你安庆人骂我、赶我，我全不在乎！我照样活得滋润光鲜！我照样能呼风唤雨！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付不买账、不在乎的才子加流氓的架势。
阮大铖在南京库司坊的住宅，当年倒是气派非凡。此外他在城郊祖堂山还有一座别墅。其家中蓄养着一个完整的戏班子，吹拉弹唱、生旦净丑，色色俱全。再加奔走服役的僮仆婢妾、苍头管家，足见他家业之大之阔绰。他那家庭戏班子有个特点，那就是，不演别的戏曲，只演阮大铖的作品。阮大铖精心调教这些“戏子”，“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使他们）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张岱语）。可见阮大铖既是编剧，又当导演，花费了不少心血。当然，这不只是他闲得无聊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而是另有目的的。
当年的南京是明太祖的陵寝所在，使得洪武朝的宫阙犹存，留守的太监成千上万，并和北京一样配备了带兵的守备太监。离南京不远的“中都”凤阳，那里又有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也有大批太监看管，同样配备了守备太监。总之，在当年的南京一带，太监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而阮大铖原本就是阉党，和太监这股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好朋友、另一个阉党分子冯铨则和北京皇室里的太监们早有往来，始终未断联系。阮大铖曾对人夸耀说：“涿州（冯铨）能通内也。在中在外，吾两人无不朝发夕闻。”所以阮大铖在南京，始终着意巴结讨好当地的大太监，而常请他们宴饮观赏自编自演的戏曲，甚至在戏曲中借角色之口拍他们的马屁。《阮大铖戏曲四种》中《牟尼合》一剧的附跋曾记述道：“初填此曲，（其情节）实以程咬金、秦叔宝二人庆尉迟敬德生辰。嗣以延诸阉玩赏，又改为牛、邢、裴三宦，数示歌颂功德之意。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初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好家伙！为了取悦宦官，竟把剧中角色改为太监，而且另印精美的曲本加以奉献。真是不惜工本，务求讨得欢心。
阮大铖以编演戏曲为手段，想通过结交宦官拓宽自己的政治活动空间。应该说他在这方面的功夫没有白费。据陈定生《过江七事》记述：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身亡以后，南都诸臣商量拥立哪一个亲王做皇帝时，正是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得勾结刘良佐、黄得功等军阀，抢先一步决计拥立福王，再请马士英出面宣布，而南京守备太监韩某，则遥相呼应逼南都诸臣就范。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其幕后军师就是阮大铖。阮大铖后来也向弘光皇帝表功，说自己曾在祖堂山中致书马士英，商量布置“拥戴”事宜。
然而以南都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又是东林、复社的大本营、策源地。阮大铖起初曾想与他们公开唱唱对台戏，便拉拢一些名士成立了一个“群社”。可是应者寥寥，对台戏唱不起来，这个“群社”也就无疾而终。于是，阮大铖便改变策略，对这些东林、复社名流巴结讨好，而他那些剧本和那个家庭戏班子，则同样充当了联络感情、扩大影响的工具。有名的“复社四公子”，他们的父辈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又是大官僚，而这些公子少年气盛，在南京“饰车马，通宾客……游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