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txt-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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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看情况不妙呀！”
“没什么大事，请父亲放心。”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取出几本刚刚出版的画报。画报里有一组专为他拍的生活照，配有散文诗般的介绍。这些照片，有坐在办公桌前照的，有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照的，有在家喂鸡、养花照的，还有唱广东戏时照的。这些照片构成了一幅生活安适舒泰的画面。他翻开画报指着这些照片让老爷子不必为他担心，不要轻信谣言。他还将画报分送给关心他的至亲好友，算是对他们真挚情意的回答。
有人对他在内地的处境还是不放心，劝他暂时留下来看一看再定行止，郭琳爽婉言谢绝了，他仍然如期返回上海。
没有想到，他回到上海没有几个月，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郭琳爽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被赶进了“牛棚”。
郭琳爽在淮海路上那座花园洋房被红卫兵侵占，他被赶进汽车库。那里没有窗子，密不透风，这时正是酷暑炎夏，闷在这火柴盒子般的平房里，喘不出气来。他的家已经被红卫兵抄过无数次，公司造反队、财经学院红卫兵、中学红卫兵，都来采取革命行动。家中的金菩萨、玉如意等珍宝，全在一片造反声中不知去向。他的住宅，不断变换着主人，今天是红卫兵司令部，明天成为造反大军联络站。他这个反动资本家只能住在汽车库里。
上海市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拉他去陪斗，批判《不夜城》编剧、导演，他就是活靶子。永安公司四楼还专门开设了“吸血鬼郭琳爽罪行展览会”，他平时的生活用品，他穿的衣服鞋帽，全成了吸血鬼的罪证。一天，北京来了一伙最最革命的红卫兵，闯进了“牛棚”，将他拖出来往死里打，公司的几名造反派拦住说道：
“你们这样打不行，我们还要留着他当反面教员哩！”这样就把他从危难中抢救回来。“牛棚”不能住了，他被公司造反派安排住进公司附设旅馆的两个房间，这里门口有人把守，闲人是不能随便闯进去的。
造反派头头安排让他到食堂洗碗、擦桌子。他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毫不迟疑地干起来。他的夫人汉华也陪着他洗碗。洗碗的活儿他还是第一次干，但总比脸上抹黑拉上台批斗好多了。他洗碗时总有一伙人看热闹，郭琳爽毫不在乎，他干得更加起劲，碗洗得又快又好。他用行动告诉人们，我郭琳爽什么都能干，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强者。
他从广播里、报纸上看到，他所尊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海市领导曹荻秋，永安公司公方副总经理，这些老革命，均惨遭厄运，而自己被批斗、洗洗碗算得了什么！
一九七四年秋天，他的定居巴西的两个女儿，来上海探望父母。郭琳爽非常高兴，和女儿在一起在家中畅饮之后，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广东戏，虽多年不唱，嗓音有些沙哑，但仍旧一板一眼，感情饱满。女儿们为老父有如此好的兴致感到高兴。可是，没想到，10月27日深夜，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家人连忙送他到华山医院，在病历卡上填上了鲜为人知的别名：郭启棠。
医生立即抢救，诊断是心肌梗塞。眼看病情危急，跟在一旁的家人悄声对医生说道：
“他就是郭琳爽呀，赶快救救他吧！”
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之后，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八岁。
郭琳爽的丧葬仪式很简单。在香港的女儿老四来上海主持丧事，上海第十百货商店（永安公司文革中改名为东方红商场，后又改为十百）革委会拟了个简单的悼词，送上去审查，其中有一句用了“爱国的”三个字被删掉了，家属只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母亲杜汉华接去香港，总算得到了批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正式宣布为郭琳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夫人杜汉华回香港后，精神不振，思念夫婿得了风瘫症。每到中秋佳节她总是念叨着：
“我就是喜欢吃上海永安公司的月饼。”凡是老上海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自设饼房制作的广式月饼是很有特色的。
八十年代之后，永安财团已是由郭氏家族第三代掌管。郭琳爽排行第九的儿子郭志楷多次返回上海投资设厂。到淮海路上他父亲生前居住的花园洋房，缅怀其父母养育之恩之余，决定拆掉旧屋，重建新厦。如今，行人老远就可以看到拔地而起的一座二十五层豪华大楼。高七十五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为商贸、居住两用高级公寓，取名为启华大厦。是在郭启棠、杜汉华两个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寄托了郭氏第三代对父母双亲的思念。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永安财团在大陆沿海一带大量投资，其中一项是对上海第十百货商店（原永安公司）进行改建。他们派来工程队，精心设计、刻意加工。商场地坪全部改为大理石，里里外外的霓虹灯全由新颖别致的彩色灯箱取代。橱窗、柜台都用不锈钢、铝合金装饰。如今改名为“华联商厦”，又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百货商店。上了岁数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华联商厦的前身就是永安商厦，郭氏家族老一辈人为创建它历尽千辛万苦，后辈人为改建它又出了一把力，使它面貌一新。郭琳爽在冥冥中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洪宏） 刘鸿生和中国火柴业
刘鸿生（一八八八—一九五六），浙江定海县人。一九０五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九０六年因不服从校长培养他当牧师的安排被开除。靠自身的聪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为百万富翁，名声鹊起，又十年间，投资总额已达五百多万元，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企业达七十余家，成为“煤碳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企业资产总估值为人民币二千万元。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
这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鸿生先生的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所写的“铭”文。
这“铭”文的评价，对刘鸿生来说，可以说是十分中肯的。
刘鸿生的这种为人，特别是致富之道，对今人来说也是甚有借鉴之处的，认真汲取，大有神益。
为此，本文试图就刘鸿生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及他所创办的几项重大企业着眼，综述一下他的经营手段与主要特点，以飨读者。
善察彀要，巧投良机
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定海明清时均属宁波府治，故称宁波人，时称“甬人”。因据地理优势，又积丝绸之利，商业活动出现得最早，并渐次演成鼎盛之势。到明朝中叶，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不仅与沿海各省及内地，就连日本与南洋各国亦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甚至与西亚数国也通过丝绸之路，万里迢迢地发生了贸易关系。真个是商贾云集，辐揍交错，经久不衰，也就经久不息地大大地增长着宁波人从商的经验与本领，外人公认称道，他们也怡然自诩：“甬人善贾”。刘家亦在其例。
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继承祖业，努力经商，却始终处于中平状态。中年时迁居上海，在上海宝善街开办了一家戏院，叫“丹桂茶园”，收益颇丰。但却日夜郁郁于心：有违父训，不但没有光大父业，而且连守成也还不及！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的儿子刘贤喜，人虽不失精明，又长于理财，却不善于生财，使得他不时地摇头浩叹：“一代不如一代！”“只能为人佣，而不能佣人。”须知，为人佣者，虽显要而至总管，那总是佣仆哇！后来，他这个名贤喜、字克安、号崧珊的儿子果然一世为佣：做了多年的账房先生。虽是在官办的“招商局”的轮船上供职，但当时的轮船几乎是“买办”的私产，仍为“人佣”，且收入只能维系一家数口的衣食。
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刘鸿生出生了。据传，初生时，曾红光满室，禽鹤齐鸣，算命的说，此子鸿运非凡；相面的说，是儿天庭饱满，两国蕴神，福运不浅，聪慧不群。维忠公曾失望于子，寄愿于孙，可这个“非凡”而又“不群”的孙子出生时，他已是无法看到了。而到了刘鸿生只有虚龄七岁时（公元一八九四年），刘贤喜也撒手人寰，抛下妻儿，中年早逝了。
刘贤喜为人精明而又宽和，是个理财能手，如前所说却不善于为己生财，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帐房，特别是做到了往来于上海、温州间客轮的总账房，是广有生财之道的。可他却自矜身分，自洁素行，不图污利，结果，往往一年总收入，还不如一个地位最低的“茶房”（船上的临时雇员，相当于现代的服务员）。因而，他活着的时候，家道因其佣金颇丰，尚可维持个小康，他这一死，断了收入，又无丰厚的积蓄，一家数口，立即陷入了困境。
因为后文也要涉及到刘鸿生与招商局的一些重大关目，所以，这里费些笔墨对招商局作一概要介绍。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兴起了“洋务运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洋务派首要人物，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行文委派，犹今之公文属托）经办糟粮的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昂设办“轮船招商局”。准其领借官款制钱二十万串（每“串”制钱一千文，二十万串，当时折银十二万三千余两）并招徐商股，购买外轮三艘，同时兴建码头、栈房等，开始营运。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设“轮船招商总局”于上海，紧接着陆续在沿海、沿江各埠及日本、南洋等地设分局十九处。同治十三年五月改组，委信和洋行（英商企业）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朱其诏为会办。规定资本为一百万两，广向民商招股，于光绪七年（1881）招足。次年，又招股银一百万两，规模扩大，经营沿海与长江航线的大量运输业务，并以二百二十万两规元（“规元”与后文所涉及的“规银”，均为当时货币流通的一种形式，属“虚银两”，均为记帐单位，是价值符号。是私人或政府约定或规定的标准价值，有实值无实银，后文不再重叙。）购下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码头、栈房等全部资产。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二次改组，以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至光绪二十年已拥有江海轮船二十六只，总吨位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五吨，沿海、沿江设了大量的码头、栈房，并备有相当数量的趸船。简称招商局，是清末创办最早、运输能力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也是洋务派所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近代的资本主义民用企业。所谓官督商办，就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兴办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资本兴办民用企业。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又改为官商合办，由官、商双方订立合同，各认股分，共同管理，按股分比例分配盈利或负责亏损。民国时仍保留，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期间，仍叫招商局。每艘船只均委托一个“买办”经营，形式有些类似今日的承包，但由于当时官府腐败，又裙带关系密结，渐次几乎成了买办的私产。
再说刘家唯一的顶梁柱折了，立即断了经济来源，三四个孩子，最大的鸿生方只虚七岁，刘夫人没有被困倒，而是强抑悲痛，挺直身子，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儿女养大，并供长子刘鸿生上了大学，其困难情形可想而知。正如时人所说：家里的银箱只存当票，不藏银洋。而刘鸿生又因意外的不幸，中途辍学，从此，一个一无所有的尚不到二十岁的缀学青年，走上社会。他全靠自身的精明与才智，十年间便成了百万富翁，三十岁时便名声鹊起，震动了上海滩，成了中外瞩目的大富商；再经十年，他已拥有资金折白银数千万两，直接投资或参与投资的企业达七十多家，仅总投资额即达五百多万元，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几乎成了大托拉斯，先后享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的称号，名动全国，成了全国少数的几大资本家之一。
刘鸿生惟一优于他人的是他的自身条件：生得高大健壮，为人沉稳有礼，聪敏好学。他极善于运用他的聪明才智，做什么，就全副精力地投入，只要与事有益，不计巨细，不辞劳苦；于事无补，或不相关的，绝不靡费一丝一毫，于金钱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精力与金钱都用在刀刃上，绝不做无益无谓的支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刘鸿生的主要特点，那就是认准人际的彀要与经营的彀，要相应地投准良机。
巧授谢培德
刘鸿生是一九０六年秋，在读大学二年时缀学的，此时，正是清光绪三十二年，政治上，清廷已在搞“预备立宪”，并于前一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因而，经济上也更受制于外国了。这在上海这个开放得最早、外商最多、租界最广、号称十里洋场的大埠，自是反映得最敏锐，也最典型。刚刚年满十八岁，初离校门的刘鸿生直接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把谋生的着眼点，放在了租界。初时，不得已暂就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教员，教授巡捕的上海官话，月薪四十元，骑马找马，他很快打听到了一个新缺：由洋人控制的租界司法机关“会审公廨”（相当于现代的法庭）要用一名翻译，月薪八十元。不但薪水可翻番，更重要的是有了接触商界的机会，刘鸿生决定把它做为第二块跳板，谋取到手，可谈何容易？这样的位置，说不定有多少专学英语的人在谋求咧。善察彀要的刘鸿声，很快就掌握了个中彀要：能否被录用，关键在一个叫谢培德的总翻译身上。他也就很快地掌握了谢培德的特点：这个人只有三十六七岁，鹰眼、尖腮，奸狡、诡诈而又阴沉，手段灵活，社交广泛。刘鸿生专等了一个单独相对的时机，求见了这个总翻译，恭谨有度，使用英语，未求职先求人，投中谢培德所好，果被录用。又经过短短几个月，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承继祖业经商发家的宿愿，最有效的途径是借助于外商企业。可自己两手空空，两眼茫茫，怎样才得入此捷径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灵彀大开。
巧借周仰山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旧案重题，说起当年“会审公廨”于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两次“四明公所案”的旧话，使刘鸿生心里一亮：门路来了！原来，宁波人重乡情，凡是宁波人聚集谋生的地方，几乎都组办有“四明公所”或“宁波同乡会”，是同乡相关照的帮会。宁波府所属的几个县，如鄞县、慈溪、奉化、定海、镇海、宁海、象山等在上海聚集的最多，实力也最强，旅沪宁波人同乡会居全国乡帮之首，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