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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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它在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2〕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3〕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4〕
对于鸦片贸易，义律的立场比英国政府走得还要远，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政府一般的不干预政策，反而企图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的责任。他甚至提出与满清官员一起去阻止鸦片走私，因为他相信，那些英国鸦片贩子不大把满清政府的辑私官员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现在辑私现场，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轻举妄动。出于对鸦片贸易急剧扩大的忧虑，他还更进一步鼓吹英国政府积极干预以制止鸦片走私。在林则徐所发起的最新一轮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5〕
即使就是因为“林维喜案件”而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四处飘泊之后，义律也没有改变他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6〕
这些史料呈现出与道德批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画面，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事实上，他们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相当严肃，我认为要比当时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权利及国家主权还要认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这里再多举一些例子。当有一次邓廷桢试图在广州商馆外面广场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人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骚乱。本来，邓是想以此方式威胁那些被认为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则认为这个广场属于他们所租用的商馆，平时被他们用作锻炼身体的场地，居然当成了广州当局的刑场，因此非常愤怒。这场骚乱规模很大，差点导致严重的后果，而邓廷桢也因为此事考虑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报告。当事情传到伦敦之后，巴麦尊质问那些参与骚乱的西方商人：“他们根据所说的什么权利，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官员们在一座中国城市内为执行他们上级官员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7〕还有一次，为了管理在广州逗留的英国水手，义律上报了他所制定出的一个章程，巴麦尊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立即指出：“这些章程事实上等于在中国皇帝所辖领土内的黄浦建立了一个警察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一种干涉”〔8〕，断然拒绝批准。
所引用的史料在已经公开出版的英国官方档案中都可以看到，但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却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作者对这些相当重要的史料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似乎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片面。
既然英国政府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如此认真，他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要去干预中国的禁烟运动，因此，根据逻辑推理，满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就不会促使他们去发动战争。再退一步说，即使英国政府的目的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要去“阻挠林则徐禁烟”，也实在犯不着去发动战争，因为满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奏效，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皇帝罢免林则徐的理由是“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并不完全是借口。以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推导当时，我们本来应该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中反对鸦片贸易的人数非常之多，正是他们在议会辨论时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鸦片战争”，这是我所知道的“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要让这样的议会最后批准战争，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考虑到英国政府并没有设立宣传部，也无法垄断媒体，他们的理由或者说是“借口”要让大多数议员们接受，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量。尽管如此，在最后表决中，政府的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当然，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满清政府。
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作者是这样评价：“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林则徐是否违反大清律例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加以讨论的问题，而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撇开作者在这里的失误不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里包含了一个对法及法律的认识问题，看起来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满清官僚还是现代学者都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正义的禁毒行为可以毫不顾及法律的正义原则，对那些更加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又可否同样办理呢？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被宣布的中心任务，今天是禁毒，明天可能就是严打，乃至于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等等，如果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它们的功利性考虑，那么，法律的正义原则又可能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而毫无正义可言的法律又如何去构成一项诉求于社会良知去自觉遵守的道德义务呢？这也正是当年西方在华要求治外法权的主要理由，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
不仅仅是法律，还应该看得更宽一些。在一八三九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中英双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反差终于变得尖锐起来，构成了双方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不同价值观念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未被重视。知识精英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更加通俗的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但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通过它的视场来审视自身利益，这种视场犹如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同一利益既可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战的程度也可缩小为忽略不计。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他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当然那需要大得多的容量，远不是本文所能包纳，只能点到为止。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照此看来，《天朝的崩溃》全书并没有多少新意，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此书的重大缺陷。很容易就把此书归于编年史、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修辞性历史等形形色色的假历史中去，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都付出了巨大心血，但对于观念的突破却作用不大，正好应证了克罗齐的一句话：“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9〕全书笼罩在作者对国家发展的忧思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体现出一种情操的价值，让人想到克罗齐所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10〕。在洋洋四十万字的篇幅之中，作者居然无法就中英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意义再多作一点阐述，他只用了三十八个字非常草略的写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
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就有“剿”、“抚”两手，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除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方面别无选择以外，其余所有的各次，最后都是选择了“剿”。而每次选择“剿”时，都认为自己有所凭恃，可以一战，并不觉得就腐朽落后，反倒认为对手是些半开化的“蛮夷”，“犬羊之性，饮毛茹血”，由此可见他们的评判标准根本不同。既然“先进”“落后”与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这里面就包含了更深的主题，有着更多含义，限于篇幅，姑且不论。仅就技术层面而言，众所周知，当中国落后时挨打，先进时仍然挨打，毫无两样。甲午战争时被认为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洋水师让人轻易歼灭，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真正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全付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再次取得了对日军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可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除了这些事实之外，对“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的热情讴歌，也与“落后就要挨打”自相矛盾，所以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在把发展当作硬道理之后才重新成为历史的主题。历史学对于现实政治如此紧密的配合，反映出中国知识精英们服务于政府的主动精神。
“落后就要挨打”最早是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大背景之下喊出来的，表达的是知识精英们对于历史的肤浅认识。中国知识精英在思想、精神及人格上的堕落，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却通过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大肆渲染，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物质技术不如人家。他们把“落后就要挨打”作为政治动员中的重大主题，号召人民起来去实现他们自己“精英治国”的梦想。但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最终总是可耻的沦为别人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正如革命总是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识精英们也会为他们所唤起的利维坦吞噬。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当它不幸被如此感情冲动的动员起来之后必然会丧失理性的思维，从上到下呈现出全面的浮躁，功利主义泛滥，历史决定论流行，乌托邦的许诺最让大家心动。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深刻背景之中，那种为了单一目标而最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的作法被认为具有最高的效率就成为包括中国思想界许多大师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选择。而在西方，早就有人已经雄辩的证明，极权毫无任何效率可言，只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除了思想上急功近利、政治上极权专制之外，一个动员的社会在经济上理所当然会去选择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再遇上头脑发热，一走极端就会去发动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其发展与进步的目标，反而导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降临。总结历史，正如作者所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关于《刺猬的温顺》的信
？ 林国华小枫先生：《书屋》去年十期上的《尼采的微言大义》很棒，真杰作。又见今年二期上的《刺猬的温顺》。您认为施特劳斯关注的哲学问题根本上是“冲突”。这一点，我能清晰感到。但是我又觉得，单单“冲突”似乎没有道尽施特劳斯哲学的底色。否则，我很难把他和韦伯的“堵神之争”区分开来。
在我理解，“冲突”或可分解为“dispute”，“clash ofopinions”，“petition”等等。所有这些都预设一个前提：冲突双方的位置互为对等（mutualcounterpart）。没有这一对等格局，很难谈得上“冲突”。此种“对等中的冲突”，其政治形态如施米特所看到的，即国会制度中的“商谈”。其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相互一致，以此保证“对等中的冲突”的当事双方互为“平等”。在此，平等是首要的。“对等中的冲突”必然演化成“平等中的冲突”或“冲突中的平等”。“冲突因而演化成一种技艺或功能性手段，其目的是“agreement”（调解）的达成。“政治真理”据说可以出自这种“agreement”。这是一种“truthinmon”（共通的真理）——“我们大家的真理”，或谓“公共理性”。然而，若让施特劳斯来判认，出自“agreement”的真理不就是一种“契约”吗？不就是习俗（corventon）吗？不就是nomos（习惯法）吗？施特劳斯从来认定，“真理与nomos无缘，它卓然而立地（sirgularly）只属于“一个人”。
从“对等的冲突”到“平等的冲突”，再到没有冲突的约定，这是一条纯正的自由主义方案。施米特关于国会制的精神史状况的长文有清楚分述，您不陌生；您在讨论经院辨证法的文章中也讨论得十分精到。只不过您和施米特持不同的评断态度。相当遗憾地是，您那篇文章没有谈苏格拉底的辨证法，尽管您十分语蔫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