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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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底的辨证法，尽管您十分语蔫不详地引证了亚里士多德的几段逻辑学论述。如果承认施特劳斯的根本心态是冲突，那么，将其实质化，此即哲人与人民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典型表达自然非柏拉图的对话莫属。只是，关键之处在于，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哲学家与他的interlacutors（人民）并非处于对等或平等关系。哲学家比人民要远远地superior（高高在上）。在所有柏拉图的“对话”中，哲学家永远位居主动。从此意义上，柏拉图的对话根本不是“对—话”（dia－logos）。它是一种由哲学家发起并引领的从doxa（意见）到knowledge（知识）的上升（ascent）。在这里找不到平面化（horizontal）的关系轨迹（如在国会讨论中所屡见的），只有垂直的（vertical）攀开的跃动。原因也许在于：毫无深度、也不求深度的一味纠缠于平面上的“平等辨难”，其根源在于为之而辩难的那个“absolute”（绝对）已经消失了，“平等辩难”或辩难中的平等窃取了“absolute”（绝对）的身位。这对于哲学家来说，过于荒诞不经。对那个“absolrte”的客观之在的感知使得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保持一种“上升”（ascent）的“出离”（detachment）身姿。这个身姿才是哲学的。
“上升”和“出离”使得苏格拉底与城邦里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既不对等，更不平等。这一不平等极端地体现在《申辨篇》中最后一句话：“我去死，你们去活，哪条路更好，唯有神知道”。换言之，哲学家与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其剧其深，尤如生死之别。如前所述，任何冲突皆以“对等”为预设，并终可演为平等的冲突。哲学家与人民既不对等、也不平等，何言“冲突”？一如清丽小溪，穿流于枯枝败叶之间，其志仅在远处的大海。
不过，苏格拉底的辩证思式决定了其“上升”的哲学行旅必然起始于“意见”亦即人民（这正是古典柏拉图哲学的关键所在，即对“意见”（日常）的尊重。近代大陆哲学对“常识感”的诋毁最终仅成就其为“artificialcave”（人造洞穴）的开挖者——启蒙家；英国经验派一味纠缠于“常识感”不理“上升”，因而不是哲学——如海德格尔所断言，只是经营洞穴秩序的政治理论（政治神学！）。
起始于“意见”，并“出离”意见，必然与“意见”擦身而过。哲学家与人民若有什么“冲突”，就是这一擦身而过时的冲突。在哲学家看来，这是一种不以为意的冲突，无辜的冲突（这一“无辜”品性，没有谁比阿里斯托芬更把握得准确了）。哲学家往往想干净利落地离开这个“冲突”，然后急急忙忙赶往一个“blessedisland”（福岛）上去，在那里，没有冲突，唯真理卓然而在。换言之，哲学家并不沉醉于“冲突”之中。为“冲突”而沉醉。如施米特观察到的，仅仅是浪漫派们“没完没了的闲谈”。
不沉醉于“没完没了的闲谈”，此即哲学家的“出离”——离开争斗中的诸神（韦伯所谓“诸神之争”实乃诸种“政治神学”的教义之争，在其中，我们不会看到与“政治神学”本质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影子。）施特劳斯多次动情地谈到苏格拉底的“无家可归”。哲学家生身在城邦、却是城邦中的“异乡人”。他貌似遵从nomos的好公民，实为奉行“自然”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死说明了这一切：他接受城邦的法律意见（即死刑判决）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公民；但他在最后时刻将被动地“服法（politicaljustice）而死“强行改写为主动依从“自然的正确”，自杀的行为和意志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苏格拉底哲人式的“上升”和“出离”。从生到死，从被杀到自杀，从“服法”到naturalright（自然的正确—正义），从公民到哲人，苏格拉底的死是一次惊人的哲学辩证法演示！苏格拉底此前所有的辩证法都是“辩中”（inspeech）的辩证法，唯有这一次是“行动中”（indeed）的辩证法。理论和实践在此完满结合成一种知识的生活德性。这次，被否定的“意见”是城邦里的“生”（你们活），被肯定的知识则是合乎自然正确的“我去死”（哲人的死）。二者孰好孰坏，苏格拉底说：唯有神知道”。因此，施特劳斯多次暗示：哲学家是宛若神（godlike）一样的人。我认为，对应于作为救恩史的核心事件——耶稣被钉十字架（实乃上帝自杀），苏格拉底以哲学家的自杀提出了有别于“救恩史”的“世界史”上属人的（humanly）的救赎方案：哲学的沉思生活德性！
至少，依其显白的教诲，施特劳斯肯定属于苏格拉底哲学家谱系，“上升”和“出离”是其根本身姿。这一身姿是哲学的。这一哲学身姿的政治含义一如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所表达的：智慧和权力的联手（参柏拉图，《书信》二，310e－311b，施特劳斯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注释中点到柏拉图的这段话。我认为，这段话堪称所有施特劳斯份子们的座右铭）。其政治—实践含义极其冰冷：真正的政治是只属于一个人的政治。它可能是哲学家的价值僭政，但更多时候，它是tyrant（僭主）的权力僭政。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与哲学家的真理一样，政治（thepolitical）是卓然独立的。这一点，在施特劳斯的帮助下，施米特将其“显白化”（exotericized），并由此施实其对自由民主制的“凶残”攻击。对此，您不陌生。也是在此模棱两可的意义上，我曾说，施米特是施特劳斯是的“esotericidentity”（隐微身份），这一“身份”的本质是：对人民的恨。对此，最直接的文本旁证也许是施特劳斯写于一九四一年的讲课稿：“德意志虚无主义”。我感觉施特劳斯对待德国犹如父亲对待“胡闹”的孩子，爱恨交加。文末最后一句拉丁文犹令我深思不已！！！
总结我的论析，“冲突”也许不是施特劳斯的根本问题。如我前文略略提及，“冲突”（诸神之争）就其本然地囿于城邦之中而言，它是政治—神学的（theological－political）。施特劳斯作为苏格拉底式哲人，首要地关切“出离”和“上升”。这个关切是哲学的。
然而，施特劳斯也讲到过哲学家和诗人的“争吵”，认为“诗”与“哲学”构成了最深刻的非此即彼的“冲突”。“诗人”在施特劳斯理解，其身位是奇特的，它有哲学家洞察人民品性的能力，但却是哲人家族的叛徒，它可以包括悲喜剧诗人、“宗教大法官”、《玫瑰之名》里的唯名论侦察威廉，以及叛离犹太先知学（实乃“政治哲学”）传统的耶稣及其后世的仿效者。哲人与诗人的冲突实乃哲学与启示的冲突更加“人类学的”、因而也更根本、更属人的表达，它涉及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关系问题，这已是又一个新的话题了。
好了，我在前此的电邮里想说的是，在教条化的“施特劳斯”与“基督教”之间，无须做出什么选择，正如您在电邮回复中所指明的。选择皆基于eroticwill（爱欲的意志），它目的论地关切着立场的明晰，姿态的固定，旗帜的鲜明，或“主义”的自我界定，一如信仰的宣示，无论其如何“在体的”，如何“生存论的”，其背后皆支撑以教义化的信纲，都表明其对确定性和解决的自以为拥有——自以为“是”。而哲思（philosophizing则基于eroticintellect（爱欲的理智），它与任何形式的目的论关切格格不入，因为在根本上，它无家可归。它只遵从自然的正确以及自然的“必须”（necessity）。在这一“necessity”面前，哲人成了奴隶，没有别的选择，他被迫（tobe pelled）而哲思，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与自然的necessity构成真正强有力的或此或彼的选择。在此意义上，我说，遵从自然正确的“必须”的哲人沉思是一种没有冲突的生活德性：一如斯宾诺莎曾言——心灵的宁静。
据说，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是一份关于哲学与信仰的“冲突”的范本。我读了很多遍，读不到冲突，却发现这只是一个证明了哲学“无匹”（singalavity）的范本。整个通信集中，沃格林象个学生，激动地课堂发言，显得有点excessive，施特劳斯频频纠正他的错误，微微不耐。对于这场不平等的“对话”或“冲突”，施特劳斯不想沉醉。孤独的施特劳斯无意对敌，也不会有真正的敌人。
祝：安好！
用真理和谎言救助自己
？ 钟友循
我一向相信巴金关于“写作即生活”，是“与读者谈心”的话。但我也觉得此语还不完全，应当说也是“与自己谈心”。既然是谈心，写作的第一要求，就如巴金所说，应当“把心交给读者”。自然，也“交给自己”。我相信合格的写作者都是如此。这样，写、读之间才会产生共鸣。
在小说集《我戴上花头巾·自序》中，作者易和声说，她是因为命运不济，彷徨无路，心中充满了苦涩、虚空、憧憬、祈盼，这才在愣征、咀嚼、感悟、叩问之余，“灵机一动”地开始了小说写作的；从此，她的生命中便有了愉悦和曙光，安慰和拥有，“放弃了它的功利主义的一面，写作便剩下了自娱自乐的清香”，“即使长时间搁置，心中也总漾动着一股温馨和激动”。以我对她的了解，我知道这里每一句话都很诚实。
她从事编辑工作之余，写作十多年，精选所得仅这么二十几万字，除去客观因素之后，可知她是心有所需，才情不自禁地动笔的。既不想引起轰动，甚至也不希望博得多余的注意。“留给自己；给朋友看一看”，她说——在我的印象中，她确乎永远都是这样淡泊而恬静，恰好证明了她的可贵的真诚。
但这同时又证明了：文学对于善良的普通人来说，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甚至想：那些既被生活所累，又的确心灵极苦的人们，其拒绝和抛弃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呢？我这样一边读，一边想，我知道自己已经是在仔细而专注地聆听一位同类人和同道者的心音。我常常遭遇这样的情形，当我“发现”谈话者是一位诚实的写作者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被他（她）的话语所吸引。这时候我的灵魂特别安怡，心泉汩汩地流淌，无声，但不时泛起复杂的涟漪。我喜欢这种感觉，温馨和激动给我以弥足珍贵的人性、人情、人道的亲切。尽管与此同时，我所体验和见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乃至悲欢离合等等，也一齐拥塞着我的心胸，使我长久地、长久地不能释然。
善良的普通人的“活法”，从来如此。面对历史的强横和现实的迫压，他不能战斗，也无法抗争，但他可以自救：从自己灵魂的苏醒和精神的向往开始。他用自己所特有的方式，这方式实际上别无选择。那就是，怎么说呢？用学者散文家周国平的话来表述，即：“正是在变幻和磨难的极点，我会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用真理和谎言救助自己。”而我想要补充的则是：同时也与同类人和同道者互救——当你“与读者谈心”之际，那就是在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了，而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人间情事啊！
易和声的小说中，也充满了这样的“真理和谎言”。以前者言，其《我戴上花头巾》一篇即很典型。这是一篇极其真实、细腻而又“苦涩、虚空”的文字。其功能是甚为微妙的：女主人公由于生存的窘困，用一块花丝巾包头，并在脑后精心地扎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不想顿时成为了一场逐美风潮的先驱者，只是首创权却被归于无数平庸的追波逐浪者名下；一位知情人愤怒而好心地说出了真相，于是，风潮骤然消失，人们顿感索然无味，比无聊更无聊的无聊成为一团巨大无比的阴影，笼盖了曾经疯狂失度而今却死寂难耐的生活，女主人公的生存窘困，由此变得更加深刻——她的苦涩与虚空，使得她与那位知情者彼此成为惟一的知己，在弥漫世间的“那种非驴非马的朦朦胧胧的意境”中，他们相濡以沫，但他遽尔逝去，女主人公幡然有悟，心灵反倒从此变得很充实。作品的思想含蕴丰富，它可以引出关于遮蔽与揭穿、美与丑、苦涩与甜蜜、虚空与充实等诸多话题，你可以依此进入哲理的沉思并获得鲜活的感悟。说实话我喜欢这些：其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互含是如此有机，令你在感叹之余还可以品尝联想与思维的乐趣。但我也欣赏这样的感触和妙语：“世界太让人费解，人们太让人难测”，“不管怎样，还是做人好”，虽然人同时也由衷地赞叹，那些像“黑色的溪流，永不止息”地“移动着”的蚂蚁，“真是些有意思的小东西”——生活中充斥了谎言，但易和声说出了真理。
可以感觉到诚实的作者，同时是一个柔情缱绻的人；她的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却又同时很富于个性色彩。她不断地诉说并感受着生活的真实，这使得她的心中，总是埋藏着一种绵长的忧郁；但我发现，其内里面最为独特而显明的东西，不是少女的感伤，而是中年女性平和而深沉的愁苦。这应当就是她的文字的个人化的特征了——她说：“我真想流泪，但却哭不出来”，也就是说，在她的文字的强烈的“年龄感”的背后，是成熟女性历尽了坎坷与苦难之后的“沧桑感”；但这里没有粗犷而悲怆的风景，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敏感、内向、柔弱而倔犟的内心里。是的，风起于青萍之末，在生活中，她的情感的触发，都缘于几近于“无由”的细小而琐碎的日常体验之中；但惟其如此，这种“几乎无事的悲剧”感，不是比来自突发性的大起大落，天灾人祸的痛苦与愤怒，更加深刻、持久、难耐以至于令人窒息么？而易和声作品中的“年龄感”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沧桑感”，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这样的写作“规程”之中，即其中尤为让人难以遣怀的精神折磨，实际上不是女主人公“当时的境遇”而是“事后的追悔”，她写这种东西的时候，那种愁肠百结、如泣如诉的情调，我感觉，是要令“男人”也要为之而平生凄恻甚至勃然动容的。也许你可以说，像《病室风情》、《人间冷暖》这样的篇什，写得还有点表面；但在像《寂寞人生》、《秋色迷蒙》这样的作品中，就已经非常的内在了——《情系何方》、《归程茫茫》等篇当然也是如此：这些作品里面都有一个令人柔肠寸断的爱情故事，但它们从形态到内涵，都与一般的爱情题材小说包括擅长此道的女性作家的热烈诉说很不一样。它们不以“个中人”的富于戏剧性的传奇而催人泪下，却总是以“过来人”的愣怔、咀嚼、感悟、叩问，以及内中所包含的苦涩、虚空、憧憬、祈盼——由于机已失，时不来，使之已演化为一种强烈的悲剧感——而让人惊心动魄。能够从生活中体味出如此令人揪心的意味的文字，我以为它们确是“血管里流出来的血，头颅里流出来的脑浆”。易和声是坦白的，她发现了真理，就“用心地写”出真理。而与此同时，我以为这所写的爱情本身，毋宁更应看作是人生的象征：它确是一杯难咽的苦酒啊！
但纵使——惟其如此，作者的心灵又并不封闭。在那些个人化的内心沉吟之中，所深藏的，是对人的关爱和对整个生活的渴盼。这在像《消失的矮屋》、《幽静的山村》和《魂萦湘江》这样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鲜明而耀眼。而这几篇正是我所尤为喜爱的。从作者主观心旌的透露而言，我以为它们虽同样写出了一种永恒的悲剧感，却又可以说让人感到一种通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