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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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与死亡——读《罗密欧与朱丽叶》
爱 情 与 死 亡——读《罗密欧与朱丽叶》？ 残 雪用今天的人的眼光来看，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似乎是有点不可思议。在这一个凄婉的爱情剧中，除了恋人之间那火热的表白之外，其它的一切都完全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更奇怪的是，这死亡正是两位恋人共同追求的东西——以死来表明心迹。毫无疑问，这种高纯度的爱情代表了诗人心中的理想；而剧中的主人公为实现他们爱的理想，把生命都看得毫不足惜；这既体现出他们体内沸腾的生命的热度，他们个性的高贵，也体现出对于爱的最高境界的极端化的、不顾一切的追求。在这一点上，罗密欧和朱丽叶可说是旗鼓相当，一拍即合。爱，是内面生长的原始之力，死，是这力的最后归宿。
在那一见钟情的凯普莱特家的舞会上，朱丽叶仅凭着与罗密欧短暂的接触就说出这种令人震惊的表白：“要是他已经结过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莎士比亚全集·5卷》第113页）这种话让世俗中人瞠目结舌！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清楚他的身世，彼此交谈不过四、五句，只是在舞会上玩笑似的同他接了两个打破礼节的吻。但是这就够了，他们两人都从对方身上认出了自己。这个自己，就是那从未得到过展示的胆大妄为、一追到底、死不回头的个性。这种个性用不着解释，身体的接触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火一般热情的、刚烈的少女朱丽叶一开始就领悟了本质性的东西，知道自己所要的那个人非他莫属，也隐隐地感到爱情从此摆不脱死亡的阴影。这种局面丝毫没有使她畏缩，因为她那高贵的心使她从来就将爱情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并且这种看法是不由自主的。这样的爱当然超凡脱俗：“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同上，第117页）朱丽叶这种对爱情的信念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这是由她特异的个性同冷漠的现实碰撞，在十四年里头逐步建立起来的信念，只是从前她不自觉罢了。爱情唤醒了她的自觉意识，她决心同现实对抗，用生命来换取理想。爱，就如同岩浆一样在她年轻的躯体内喷发，她身不由己，明知有危险，还是一次次跑回窗前不断向罗密欧表白。在两人的爱情中，欢乐是那样的少，刻骨铭心的痛苦贯穿了始终。这痛，是他们爱的标志，每一瞬间都活在死亡的威胁中，爱因此变得超级的浓缩。朱丽叶大逆不道地同罗密欧私奔到教堂结婚了，现实和家规都根本不在这个自作主张的小姑娘眼中。但她清醒地知道自己同罗密欧的爱只能属于黑夜，他们所做的，是要用性命来付出代价的事，她没有对这个吃人的现实存一星半点的幻想，即便马上就死，她也要忠于爱情。“来吧，黑夜！来吧，罗密欧！来吧，你黑夜中的白昼！因为你将要睡在黑夜的翼上，比乌鸦背上的新雪还要皎白。来吧，柔和的黑夜！来吧，可爱的黑颜的夜，把我的罗密欧给我！等他死了以后，你再把他带去，分散成无数的星星，把天空装饰得如此美丽……”（同上，第143页）这种爱情的呼唤同时也是不祥的死亡的呼唤，未来已在她那聪慧的头脑的意料之中了，她看到了它，她渴望投入到它里面，她的热血所达到的极境令世俗者望尘莫及。人，尤其是以爱情为生命的女人，生来便具有理想至上的倾向，以及为完美而不顾一切的冲动。罗密欧从窗口的绳梯下降去逃命时，朱丽叶说道：“你现在站在下面，我仿佛望见你像一具坟墓底下的尸骸。”（同上，第154页）她已经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死神。凭着敏锐的直觉，她知道他们短暂的爱情正滑向那永久的黑夜，她愿同她爱人一道在那最后的目的地安息。但她还活着，所以必须抗争。很快父母就来逼她嫁给她所不爱的人了，形势已无可挽回。她不想死，因为放心不下爱人，可是她做了死的准备。劳伦斯神父为她策划了逃亡的计谋。她横下心战胜恐惧，喝下了安眠的酒，被抬进墓穴。然而命运的差错却又使得她的爱人丧生。这个时候，她和他的爱情便走到了尽头，她达到了顶峰，只剩下她自己那个关键性的动作了。她勇猛地将匕首刺进年轻的胸膛，倒在了爱人的身上。如流星划过天际，她那短暂而美丽的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心房。人们震惊地发现，原来爱真的可以超越一切，包括越不过去的死亡的鸿沟；原来人真的可以与死亡为伴，活在最最纯净的境界里。
罗密欧也是世俗中的一个异己，他走向成熟的爱情的道路不如朱丽叶那么直接。他首先爱上的是冷美人罗瑟琳，那是一种少年的自恋似的单相思，这样的相思往往是真正的爱情必不可少的前奏。当他在舞会上遇见同样充满了渴望的朱丽叶时，两颗激情的心便撞出了耀眼的火花。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青春的狂热的爱更动人？还有什么比这迅速升华到天堂的情感更神圣？罗密欧于刹那间明白：爱情真的降临了，由于他长期的执着，也由于他的虔诚。眼前的朱丽叶是这样的美，这样的投合他的心意，苍白的罗瑟琳没法同她相比。在那个奇异的夜晚，他看见的是朱丽叶，也是他自己，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的心心相印，自恋由单相思提升到了真正的身心交流，没有了朱丽叶，他自己也活不成。所以当他后来杀了人被亲王放逐时，后悔不及的他觉得生命已没有了意义，因为放逐的生活里不可能有朱丽叶。神父劝阻了他自杀的举动，告诉他自杀就等于是杀死朱丽叶，为了爱人，他必须强打精神活下去，等待时来运转。于是漫长的折磨开始了。虽然他们被迫分开，但现在两人就好象是一个人，一方遇难，另一方也将死去。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约定，却好像从头至尾都处在约定之中。朱丽叶的噩耗传来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尽快回到爱人身边，然后同她死在一起。这个同样以爱情为生命的男人，一点都不比女人逊色。他买下毒药，骑上快马向他的爱人飞奔；他像追求爱情那样去追求死亡。在他那临终的眼里，前方的死亡就是爱的目的地，除了死在爱人的怀里，他别无它求，因为这个冷酷的世界不让他们活，也不让他们爱。他虽骑在马上，心已经全部死了。他用自己那死人一般的躯体同巴里斯格斗，杀死了他，闯进朱丽叶所在的墓穴；然后又用死人一般的手葬了巴里斯；用死人一般的目光问候被他杀死的提伯尔特；最后，用死人一般的嘴唇亲吻着朱丽叶喝下了毒药；他终于在无限痛苦中追求到了他所要的无限的幸福，在同死亡的合一中得到了永生。罗密欧作为一个男人的形象在今天看起来是很陌生的，只有那最最热烈的诗人的心灵，才能诞生这样的形象。他同朱丽叶都是属于天堂的人，这个世界不适宜他们，他们至死不屈，做了叛逆的冤魂。但说到底，天堂不正是属于像他们这样的世俗生活的叛逆者的吗？
他们从未想到过要同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周旋或妥协，对于他们俩来说，现实是一道死亡之墙，他们在热恋中根本就对它视而不见，但在深深的心底，两人都知道墙是越不过去的。虽然朱丽叶也曾抱着幻想喝下神父调制的安眠药，罗密欧也曾怀着希望在外地苦等，那只是出于生的本能。从一开始，两人不约而同的对这爱情的预测便是以“没有好结果”，“大不了一死”这样的基调为前提的。知道自己很可能死，却还要惊天动地地爱一回，这是青春爆发的热力绘出的风景，在这眩目的风景面前，死亡隐退了。谁不愿意享受幸福？由此可以推测出他们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或许就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才会产生如此凄美纯净的爱情，因为只有这种极致的爱可与它抗衡，否则爱就根本不能存在。由此又令人想到作者的爱情理想正是他对于爱情处境的自我意识，想到人如果不能如剧中的主人公那样拼死一搏便什么也不是，古往今来都是如此。面对死亡的爱在现实中是很难行得通了，但在艺术的生存中，我们仍然可以一次次演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不朽的故事，用我们的热血一次次向这个充满了恶的世界发出宣言。
《拯救与逍遥》修订本前言
？ 刘小枫
一九八四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听说多年不见的大雪。我第一次见到雪。
硕士论文答辩前，我已决定毕业后离开北京去深圳大学教书。一天，即将出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北大教授乐黛云先生找我去，兴致勃勃大谈开拓比较文学研究，说设计了一套丛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承印，希望我写其中的比较诗学。
我虽是美学“专业”出身，但这专业已令我冷淡。我告诉乐教授难以从命。
乐教授宽厚、豁达，对我一向很好，但也固执，不许我推辞。碍于情面（而且是未来的系领导）不便坚辞，又实在不愿勉强自己，我想出一个变相的托辞：要写也只能按自己的想法写。乐教授问也不问我将要写什么样的“比较诗学”，就答应了，令我再找不出托辞。
书稿在八七年杀青交稿后，出版社很快拒绝了，理由充分：攻击鲁迅是不允许的、宣扬基督信仰是不允许的、冒充比较诗学是不允许的。
出版社的拒绝令我愉快。因为，八六年残冬，我去北京出差，寄宿在甘阳的小平房。甘阳读了刚刚写成的第一章〈“天问”与超验之问〉（若干年后被译成英、德文）兴奋莫名，非要纳入他泡制出的“人文研究”计划，我正犯愁如何摆脱原出版社的契约。对本书的思想立场和语言风格，甘阳都不赞同，却大加推崇，迄今不晓得居心何在。
一九八八年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90年台湾出了两个不同的繁体字版，其中一个版本被译成台湾“国语”，加了小节标题，许多很好笑）。次年，我负笈欧洲。九三年回国后，责任编辑倪为国就不停唠叨：书老早脱销，要重印。
我不让重印。这本书并非我有意要写的，尽管后来还是带着热情写成的。
拗不过倪为国兄唠叨，九六年我着手修订，打算让新版覆盖旧版。对初版的读者，修订本将是新作品，对我来说，将是恢复原本的构思，至少摆脱“冒充比较诗学”的罪名。无论从哪方面看，初版只是初稿，时代的颠簸使它没有成为定稿。
一九一八年，三十出头的布洛赫发表了《乌托邦之灵》，五年后就修订出了另一个版本，以至《布洛赫全集》中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乌托邦之灵》；一九一九年，青年巴特发表了《罗马书释义》，不到三年，就改得面目全非地出了第二版。本书初版与《乌托邦之灵》和《罗马书释义》初版都是青春热情之作，直抒胸臆、天真未漓，诋娸之辞难免过当。布洛赫和巴特还不至于被迫冒充一门学科，本稿不予修订怎可以再版？
不得已冒充一门学科的事情，此前已经有过一次了。《诗化哲学》是我据“美学”硕士论文扩写而成，但在写论文之前，我已经对“美学”见异思迁。
七一年上高中时遇到文革“中兴”，可以念书了，我喜欢上哲学，不过仅仅是为了文学和诗。
记得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晓得，要写好小说或诗，先得念好哲学。我念的第一部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读了家藏的鲁迅全集、沫若文集和好多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中，《野妹子》（作者名已经不记得）印象最深。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地主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气，哪里像会革命的人？故事的结局是，地主少爷参加游击队，我却关心“野妹子”的幸福。小说偏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是那个地主少爷，离开“野妹子”时，满心忧伤。
一个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业，才是小说中真正令我迷恋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究竟信靠什幺？含含糊糊出现的生活信念意识促使我朦朦胧胧想知道什么是哲学。我遇到一位师长，他是五十年代末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有“才子”之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发配到中学教书。从他那里，我得到一堆辩证—历史唯物论的教科书。我就这样知道了什么是哲学，而且从此厌恶哲学。
高中二年级时读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的小说阅历发生了决定性转折。那是一部四十年代的旧译本，竖排，纸张发黄。读完后我泪流满面、心口作痛。民族革命和解放的故事占据了二十世纪汉语叙事的大部分时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我才晓得，小说还有另一类。塔科夫斯基在小的时候，他母亲就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从此以后，塔科夫斯基“再也无法阅读拉圾”。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从此不再读中国的小说。十七岁高中毕业，满怀“改造农村”的革命豪情到乡下后，我继续找旧译的俄国（而非苏联）和法国古典小说来读，抄了许多卮言在本子上。
我转而从欧洲古典小说中学习哲学，进了大学仍然如此。
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七九年行世，我在书店随手翻了翻：还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一边去罢。八十年代初，《美的历程》猛然改变了我对国人哲学的成见：这不就是我在欧洲古典小说中感受到的那种哲学吗？激动、兴奋在我身上变成了“美学热”，热爱上了“美学专业”。“美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张志扬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类学、赵宋光的审美教育学。当“美学”研究生的头一年，除了对电影和人本心理学的热情，发展从德国古典哲学背景中出现的人类学美学成了我的哲学理想。
为了搞清哲学人类学，我开始读舍勒。他的书进到北大图书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从来没有人借阅。然而，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哲学人类学（我读不懂他的小册子《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而是“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这类以现象学直观施展的价值意识批判。就在这个时候，学园中开始热起来的存在主义使我注意到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的热情开始取代对哲学人类学的热情，篇幅不长的《形而上学是什么》，对照德文反复读了好多遍。由于“专业”原因，我尤其着眼海德格尔的诗歌解释。对哲学的长期厌恶彻底改变了，对“美学”却慢慢冷淡起来。
似乎是八四年夏天，我由重庆返京，火车经过武汉站时需要十五分钟换机头。行前我与张志扬约好，利用那点时间见一面。我们隔着车窗谈了十五分钟哲学，他提到六十年代《哲学译丛》上一篇舍斯托夫的文章，说读后很感动。我找来这篇题为“纪念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的文章，读了四遍：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哲学！我千方百计找他的书，一年后找到《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英译本便着手翻译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部分（苏克兄译出尼采部分，八九年后，译稿被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搞丢了）。
也是那年夏天，在一位奥地利哲学教授的报告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洪谦先生。没过几天他突然要我去他家，说过一些哲学闲话后，他递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