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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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特委负责人王定南参与研讨并决定了我方这一行动，没有他的同意，许宝骙不会去进行这项活动，伪教育督办之职也就会被另外的人担任了。许宝骙著文中问：“这算不算党组织决定？”王定南第二次被捕，关在日本宪兵队。许宝骙为周作人辞去伪教育督办后的空缺，并抵制第二个缪斌——文化界的痞子何庭流，仍找张东荪、王之湘商量，再向王克敏说这项促成，也未听说周作人在任伪官期间做过什么坏事。
王定南在后来回忆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与许宝骙有些出入，说有一次是在何其巩北池子八十八号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他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缪斌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王定南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并说“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按照王定南的回忆解释，他也是同意了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分析的，至于说的是哪两句话？周本人倒真做的是“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假若明确而严正地说的是：“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那就不会出现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的事了，因为周是在许等人多次见面后谈妥的，且事后“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没有入局，更不是戏中人。特别是假定王定南确实只说的是“所不齿”和“子孙羞”，这与他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便自相矛盾了。
周作人自己对于出任伪职，在他致鲍耀明信中是这么说的：“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周作人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据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的胞兄贾芝著文介绍，“在敌伪统治时期，周作人先生与我地下组织也有过一些联系。”“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周作人先生不仅与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参加了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宣外下斜街浙寺的公祭，而且对李大钊同志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最多的一个。”周保存的李大钊书稿，解放后，才让儿子周丰一从家里带到北京图书馆，交给李乐光同志取走。保护李葆华。帮助星华姊妹去延安，那时光华才十五岁，从行程的安排到路费的资助，都作过精心筹划。在星华赴延安行前，与周道别，周还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向周作人组稿的文洁若回忆：周“有个保存来信的习惯，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万多封辗转送到鲁迅博物馆，而今均已发还给遗族，其中不少具有史料价值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钱稻荪以及李大钊夫人和子女们给他的信函。当然也不乏敌伪时期周作人为街坊们帮忙而收到的感谢状。”这些街坊们，肯定不会因他当汉奸害百姓而感谢他吧！
这类事，在后来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有关周作人的一条注中，没有提他是汉奸，为此，还曾被有疑问的人认为“是一种否定周作人是汉奸的信号”哩！
文洁若在一九九○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最后说：“西方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足的作家都有公正的评价。我相信，周作人的功过最终也必自有定论。”恰如《随园诗话》卷九之宋人笑赵师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诗仅存的两句：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经济学300年》读后
？ 曾月郁
同事新出一本专著《经济学300年》，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稀奇。这些年来大家都在比着出书，却少有诱人翻开书页细细品读的内容。有些书，即使目录令人眼神一亮，勾出读者许多的品味欲望，深入其中却常常会让你大失所望：其内容原来顶多只能称作目录的简单注释，根本没有深入的余地，自然生出作者“画饼”给读者“充饥”的感觉。
《经济学300年》同事们人手一套，看样子是单位出资作为业内人士必读之物分发下来的。对于“必读之物”，经多次经验之后读者已形成了一种心理防线，认为其如何如何，所以不必读它。但这次发的必读之物好像与其他不同，它上下两册单从装帧看就有些吸引力：封底封面截取地球的两块小半圆，在灰黄的色调下以北大西洋为中心，右小半球是西欧大陆，左小半球是美国的东部发达地区；封底封面的底部，在地球两小块半圆之外，则有三两个不知是欧洲中世纪人士还是北美土著人种沐浴在冲出层层乌云的三缕耀眼的阳光之下，他们显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物，却因世界中心三百年经济的发展而受惠。读者总是架不住书的诱惑。翻看书目，编排精致清秀，线索清晰明朗，三百年经济学历史以人物串线，由观点汇卷，进入当代，经济学的园地里居然出现了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类似的“诸子百家”气象。再看内容也可说是名符其实，至少它占用的我的时间与我所获取的收获成正比，还引出了许多不解与困惑，不觉有些问题想问，还有些话想说。
经济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年吗？作者肯定的回答：可称之为“经济学”的历史只有三百年，至于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则历史悠久。
最早的经济观点孕育在哲学家的思想摇篮中，哲学家们由对人类关怀出发，思想到人类生存所必需，思想到人类欲望需求的满足，进而引出对社会生产、供给，对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思考。然而，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哲学家们的这种人类关怀并没有进入社会主流。欧洲中世纪以前，经济思想仅存在于奴隶主或封建贵族的庄园之中，国家是政治家们玩弄权术的领地，他们对宗教的青睐远胜于对经济的关心，所以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在解释“经济学”要加冕“政治”头衔时说：由于经济问题已超出了家庭管理范围，成为研究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问题，它成为“政治经济学”。这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孟克列钦在一六一五年给出的解释。可见，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同步。或者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无所谓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还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中国未能成形，中国也就无所谓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三百年历史就可称为经济学三百年的历史，它的中心在西欧与北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的影响辐射致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种族中发挥作用，却改变不了西方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这一历史现象与哲学不同。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曾有人坚持认为，古希腊罗马哲学是人类哲学的发源地，在他们眼里西方哲学就是哲学，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哲学。然而在哲学家的行列中，不仅有高鼻子蓝眼睛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还有黄眼珠矮鼻梁的老庄孔孟和棕褐色皮肤的悉达多，且有色人种的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先于古希腊哲学进入成年期，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最终确立了东方哲学的地位。到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一年，英国哲学家罗素终于将他所描述的哲学史定位于《西方哲学史》，默认了东方哲学的存在。
说中国没有经济学，情感上难以接受。远的不提，就说当前，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大潮的起伏相应和，国内各种经济问题的专家确实越来越多，书店里经济类的各种书目一直热销。有这么多的人关心经济学，这么多的人研究经济学问题，写经济学的书，有这么多的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和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没有中国的经济学？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可《经济学300年》中分明找不到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即使是在经济学“百家争鸣”的当代，“诸子”也全变成了西方人士。同时，无论从八十年代末权威经济学家提倡国内高消费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来看，还是从政府近些年来所采取的增发国债、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的政策来看，其经济学思想观点都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中国版和西方政府货币金融政策“逆向原则”的再版。中国在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时借用的确实是西方经济学思想。记得曾听人说，女人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当时很为女性抱打不平。可后来发现，在哲学家的行列中的确找不到一位女性的身影。像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那样写出很有哲理的《第二性——女人》著作的女性也只能缩伏在萨特的树荫下做存在主义哲学的陪衬，尽管波伏娃为保持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情愿与萨特做终身的性伙伴却从来不提“婚嫁”二字。女人成不了哲学家可能由先天性别差异所致，她的基因排列方式决定了她更富有感性，更注重细微，而不像男人那样粗豪狂放因而更利于抽象与理性思维。依此类推，是否可以说中国没有经济学是因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先天不足所致呢？若认为这种推论有些荒谬，还可以反问，假如中国形成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就会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吗？或者说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路，根本不需要补资本主义的历史课程，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就能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吗？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肯定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事实只有一个：在目前世界公认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没有中国人的学术地位。
三百年的经济学历史没有中国人也就算了，但总应该有马克思。有了马克思，中国的经济学地位就不至于如此尴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自五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始终分为两部分，一是资本主义部分，二是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即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变成教课书体系，社会主义部分则套用苏联权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演绎，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而形成。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无一不脱胎于这种经济学教育（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渐渐地开始溶入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它离原有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越来越远，与流行于一时的西方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经济学理论却越来越近）。可在《经济学300年》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作为一种过渡夹在朱格拉与熊彼特之间被提到，其他重要的观点和理论都不在列。不知作者的本意何在，读者理解，这可能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有关：按阶级的观点分析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当然不能与西方其他经济学说为伍。
经济学家是解决社会和国家经济问题的专家，其职能在于化解经济矛盾，平衡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以达到维护国家、稳定社会之目的。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些经济学家自然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经济学界把马克思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统归为“庸俗经济学”，其中的经济学家则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近些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一称谓虽然不再常见，可在对学术体系进行归类时它转为“隐含文件”被保存于后台，成为一项隐性标准，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自然分裂开来。同时，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最终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他公开声称自己的理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他的经济理论当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从这一点上看，讲述西方三百年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不提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确实有它的道理。不过，作为读者不太容易接受这一道理，或者说，接受这一道理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奇妙的感觉，总觉得让马克思入另册好像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实际却难免有忽视马克思的嫌疑。
经济学发展三百年，马克思恰好立于前后一百五十年之间，他的经济学理论上承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说下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可说引起了许多与马克思有同等地位的现代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一切的基本理论。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是大多数人的代表。可是，若以阶级属性划分经济理论，马克思又显得那么的孤独。在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中间，只有马克思一人属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庸俗经济学”时代，似乎只有马克思才把握住了经济学的真理，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根本无法相融，他们之间因阶级性别而形成了天然屏障，始终无法沟通。更令人遗憾的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学家将他们理解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运作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恐怕不是马克思的错。因为，马克思早已坦诚相告，他的经济学说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有割不断的血脉关系。在马克思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没有因为马克思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封杀他的经济学理论。相反，他们中间许多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中受到启示，寻到了不少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路。尽管当代经济学理论确实与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能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中发现马克思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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