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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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二十至四十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它除俄文外，还用欧洲几种主要语言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
与俄罗斯命运的精神联系，是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自下而上地发展，提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人类悲剧的高峰视角，从而赢得西方文学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与艾略特、庞德、萨特、阿多尔诺等西方作家对人类的荒芜感和绝望心情相比，俄国流亡作家更能自觉地拒斥二十世纪独有的强大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情怀。对世界的总体观念、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性评论被国家性质的意识形态化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应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沿革的路线。“因为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的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辨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国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洛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部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一九一○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二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三十岁，古米廖夫二十四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十五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下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娃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却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一九二一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六三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之为“海参崴”）的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塔姆这位“文明之子”死于苏联版图最边远的“极地”，这不仅是命运的杰作，也完全符合帝国逻辑。诗人在精神崩溃的流放途中写下自己的挽歌：
僵硬的燕子长着圆形的眉
自坟墓向我飞来
说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它们
斯德哥尔摩冰凉的床上
濒死诗人还在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中那只在鼹鼠洞穴养好伤，希冀再飞回家园的乳燕，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为一一四二。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两年前从巴黎返回苏联的茨维塔那娃，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村庄，悬梁自尽。此前，女诗人的丈夫已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直到十八年后的一九六○年，女诗人的姐姐从强劳营释放后来到那个村庄，才在一块当地人认为葬着自杀者残骸的墓地上，竖起一枚木十字架，上面写着这位“俄国亚马孙”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同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五十年前，茨维塔耶娃在最绝望的时刻，把目光转向未来：
当我停止呼吸一个世纪以后
你将来到人间
已往死去的我，将从黄泉深处
用自己的手为你写下诗篇：
隔着滔滔的忘川
我伸出我的双臂
……
要我说吗？我就说！死亡原是假定。
你此刻就是我最深情的客人。
你会抛弃所有情人中的尤物，
为了她——一堆骸骨。
……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苦涩”？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死亡作为日常主题，已是“测试诗人伦理观的石蕊试纸”。缪斯飞临所在，除了挽诗，就是安魂曲。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墓地，构成世界诗坛最独特最触目的景观，它以史所未见的受难和牺牲，消解和震撼着幅员辽阔的苏俄帝国，并且远远超过诗歌本身，以俄国新圣地的名义召唤新的世纪。
俄罗斯“墓地——圣地”的革命性魅力，在于它对诗人与帝国、精神与权力这一“永恒矛盾”持续抗衡的意志，在于它对真正永恒中事物的殉情和钟爱，在于它对生命存在和价值理想生死与之的虔敬、纯正、天真和圣洁。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子代替父亲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迟到三十年的荣誉之前两年，布罗茨基已经在那个讲坛上宣告了俄罗斯古老圣地的新生：
这一代——这一代人出生之时正是奥斯威辛的焚化炉烈焰滚滚，正是斯大林像上帝一样处于仿佛是自然母亲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峰巅之时——这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继续那些被焚化炉和斯大林那些为群岛般众多的无名坟墓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被切断，至少在俄国是如此。这一事实应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因从属于这一时代而感到的骄傲丝毫不下我此刻站在这里所感到的自豪。我站在这讲坛上这一事实即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所提供的服务的承认。我想起曼杰施塔姆的一个概念，愿意补充说，“俄罗斯诗歌的任务”是对世界文化提供的服务。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块空白的——真正可怕的荒凉的——地方，我们凭着直觉……致力于再造文化连续的效果，重建它的形式和内容，用我们自己的新的，在我们看来是当代的内容来填充它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而且常常是遭到毁坏的形式。
当时或许还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进一步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道路，废墟和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诗学。我们抵制了这一条道路……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世界大国中，这个半亚细亚式的东方大帝国，产生不了自己的荷马和但丁，对诗人的镇压却史所空前。
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正好是从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上开始其政治生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头两篇文章即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近代以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已成为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主要尺度之一。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王权精神垄断的残余的真正终结，是由一六四四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著名历史文献——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完成的。T·杰斐逊在确立美国社会新闻和出版自由权时断言：“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就意味着丧失自由。任何一种书报检查制度都是用对人民理智的摧残来代替专制政权对人类肉体的迫害，从而扼杀民主精神本身。”马克思这样一位对人类自由有特定观念的人物也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死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对苏联的出版状况深为失望，“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被当成杰作……而最优秀的作品却被打入冷宫，直到写出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象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二十年前，苏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写道：“M·布尔加科夫、M·茨维塔耶娃、B·帕斯捷尔纳克、O·曼杰施塔姆、A·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些作家和诗人，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许多著作只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而某些作品直至今日尚未出版（至少未在苏联出版）”。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苏联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背离，首先就是禁止和取缔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书报检查机关多年的统治，对于文学艺术，对于一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全民族的个性与道德，必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患”。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
二十世纪俄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言论、写作、思想、艺术，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曼杰施塔姆在监狱里向祭司们喊道：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对于狱吏们和帝国领袖都是十分稀罕的声音。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视的态度，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向美学皈依”的人生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重的罪行。布罗茨基反映出，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