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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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能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中发现马克思的思维方式。
比如，马克思预测未来社会将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他认为这是那时非政治国家的主要职能；而凯恩斯则主张以国家消费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矛盾，他把国家的职能从原来的“守夜人”改变为经济的“调节者”，使国家尽可能多的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强调国家经济职能这一点上，凯恩斯认同了马克思的观点，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凯氏把未来国家的职能移植给了资本主义国家。
再比如，马克思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按说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法接受的立场，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居然也出现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也毫不客气的拿政府开刀。与马克思一样，他们相信“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反映”，进而提出“政治行为其实就是经济人行为”（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引自《经济学300年》下册，第837页）；“政府人员并非超凡至圣，他与普通人一样，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个人既有设计一个禁绝掠夺促进交换的动机，而一旦政府建立后，又会产生强烈的欺骗宪法，以及把政府作为利用工具从他人那里获取利益的动机，从而使政府成为那些特权阶层掠夺他人的工具。”（宪制经济学派布坎南的观点，引自《经济学300年》下册，第858页）这些观点可能已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要不从国外归来的友人在喝酒时怎么都喜欢说：“政府不是好人，无论什么政府，我们必须死死的盯住他，让他无法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利益。”
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孤独，他的经济学思想引起了许多共鸣，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把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安放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之外，也不是《经济学300年》的失误，它是一种思维模式或是一种习惯所致，毕竟入乡就要随俗。
（《经济学300年》，何正斌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
谁为死者说话
——驳庄周
？ 无 尚
庄周先生发表在《书屋》杂志（2000年11期）上的《齐人物论·续三》再次展现了“齐人”独特的视角，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庄周先生必然博学，否则无从天地古今都能信手拈来。一派浮光掠影中凭着英雄胆色一番折腾，利用匕首投枪式的文学批评武器百花齐放到了极至，甚至让人欲驳忘言，不愿自落了庄周先生的“壶的”。但凡被庄周先生“讨伐”过的“诸子百家”，生者无论是否说话都毕竟是一种态度，但死者是不能说话无从表态的。两位我所熟悉的死者海子、顾城何幸受到庄周先生的笔墨垂青，迫使我不得不为他一辩，至少表明“争鸣”的看法，以求公正。
一、关于海子
庄周先生说：“如同朱湘的蹈海不能超拔他的诗歌那样，海子的卧轨对提高他的诗歌品级本质上毫无帮助——尽管这相当有限地提高了诗人在当代的知名度，未来则藐不可知。”
庄周先生直接将海子卧轨自杀归结为海子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诗歌品级，我认为这是荒谬的、不负责任的言论。首先，海子并不可能预知自杀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正如梵·高不知道他的作品会在后世身价百倍一样。一个敢于舍弃自己生命的人又怎会希图俗世浮名？何况海子并非哗众取宠之辈，他是一个诗歌赤子，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留下了近二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留下了《亚洲铜》等许多著名的抒情诗篇，为中国的现代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是继北岛之后产生的对现代诗发展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人物之一。我们不能因为海子的自杀过誉他，也不能因他的自杀而妄加诋毁。海子是纯朴的，他将自己的青春、爱情、生命都献给了诗歌事业，这种纯粹诗人是罕见的。
庄周先生断章取义地从诗人西川的《怀念》一文中取出“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这句话来揣度海子的诗歌理想，并举证海子想成为“时代神话”是由于海子在作品中以“诗歌皇帝”自居。“诗歌皇帝”一词出自海子的诗剧《太阳》的一幕《司仪（盲诗人）》中第七节。我摘录如下：“人类母亲啊——这为何／为何偏偏是你的肉体／我披镣带铐。有一连串盲目／荷马啊。我们都手扶诗琴坐在大地上／我们都是被生存的真实刺瞎了双眼。／人，给我血迹，给我空虚。／我是擦亮灯火的第一位诗歌皇帝／至今仍悲惨地活在世上……”
海子曾在诗论中将荷马、但丁、歌德创作的诗歌称之为伟大的诗歌，并赋予他们“王”的地位，而将普希金、兰波、荷尔德林称之为珍贵的王子，在角逐人类诗歌顶峰的过程中为实现伟大的诗歌而归于失败。海子自己也是荷尔德林式的诗人，他对命运的敏感和对诗歌的执着使自己走向一条不归的路途。这首《司仪（盲诗人）》明显是关于荷马的一种诗歌理想的痛苦和询问。做一个“披镣带铐”、“被生存的真实刺瞎了双眼”、“悲惨地活在世上”的“诗歌皇帝”又有何功利性可言？这种对“人类母亲”的爱之深、痛之切，又岂是不理会人类生存忧患的人能够理解？自居为当代汉语新诗呼吁更多的人阅读和关心的鼓吹者庄周先生怕是要为“诗歌皇帝论”汗颜掩面了。
海子是否杰出或者是否离杰出尚远，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过早地下结论，以免遭后人耻笑。庄周先生说：“海子可惜在一个不恰当的时代他错误地选择做一个天启诗人”，我想，什么是“天启诗人”，可能只有庄周先生自己知道吧。庄周先生强调记住海子的诗句，以作为对他的最好纪念：“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马上又指出“类似的意思早就有过，并非海子的独创。”我便弄不明白庄周先生到底是要纪念海子还是借纪念的手段来捉弄调侃海子。无外乎是命令读者记住海子的诗句并非独创，是抄袭或篡改，最后还假惺惺地表示：“让他安静地走吧，不要搅扰死者的安宁”，收笔之前还不忘加上“尤其是自杀者”这一盖棺定论。
海子这首诗里（《麦地》）有许多优美的诗句，例如”月亮下／连夜种麦的父亲／身上像流动金子”、“月亮知道我／有时比泥土还要累／而羞涩的情人／眼前晃动着／麦秸”。庄周先生截取的诗句漏掉了接下来的至关重要的一句“纽约和耶路撒冷”，物质与精神，贫穷与富足，使诗有了更深的内蕴。为何庄周先生非要海子独创什么“天启”语言呢？
最后我要重申，海子绝对不是以自杀来标榜自己的人。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那么年轻（仅活了二十五岁）也不可能是一个完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因为用脑过度出现脑痉挛、幻听症状，为爱情、为诗歌道路所苦，在孤独中选择死亡作为人生的解脱，他的命运值得我们思考。他自杀的暴烈方式不应当效仿，但从人性的角度还是要说：海子的自杀无罪。
二、关于顾城
顾城的“自毁毁人”固然残忍，虽然他完成了自我审判，是是非非都随生命的风帆远去了。他留下的悲剧是大的，我们应当予以理性的反思。顾城的杀妻然后自杀，原因众说纷纭，无外乎陷入情感矛盾纠葛中不能自拔等诸如此类。但庄周先生此刻如美国的独立检察官跳将出来，硬是从顾城诗作中检索出一连串并非“孤证”的铁证，搞了一个顾城杀人行凶动机大曝光。也就是说顾城从二十五岁时（一九八一年）写下《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开始，就埋下了杀人的伏笔，直到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也就是等待了十二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自毁毁人”的梦想。这真是惊人的发现，诗歌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在庄周先生的笔下，顾城若干年前传诵一时的诗作，不但今天“看起来毫不朦胧”，完全是一名凶手明显显的供词：可惜时下不兴“文字狱”，要不凭庄周先生的才智是可以大有一番作为的。现在我将庄周先生引用的“证据”用黑线标明还原原诗段落如下：
“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年）“太好了，我等待着／等待着又等待着／到了，大钟发出轰响／我要在震颤间抛出一切／去享受迸溅的愉快／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的危险的碎片／让红眼睛的上帝和老板们／去慢慢打扫”《有时，我真想》（1982年）“你走了／小时候我也在路上想过／好像你会先去，按照古老的习惯／我没想过那个人，因为习惯是抽象的螺纹／我只是深深憎恨，你的所有同学／她们害怕我，她们只敢在门外跺脚／我恨她们蓝色的腿弯，恨她们把你叫走／你们在树林中跳舞，我在想凶恶的计划／最后，我总沾满白石灰，慢慢地离开夜晚”（《顾城诗全编》中“凶恶的计划”为“捣乱的计划”）（《铁铃——给秋天离家的姐姐》，1983年）
根据我粗浅的读诗经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下少年的失落感。“没有得到一个彩色时刻”，没有蜡笔只有手指和创痛，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也就是喜爱幻想的孩子不能心爱的白纸上描绘“蝴蝶”般的梦想世界，只好一张张撕碎失落如单调的昔日时光，但少年依旧任性地想，明天一定会是一个彩色时刻。《有时，我真想》这首诗的副题是“一个异国侍者自语”，作者虚拟侍者厌倦老板的专制，在想象的对抗中打烂瓶子，让老板自己打扫的场景，抒发作者对新时代到来的“钟声”的应和与喜悦。《铁铃——给秋天离家的姐姐》是一首怀念亲人的诗，“我”回忆了童年与姐姐生活的许多细节，亲情感人，历历在目。抄录的第四节写的是姐姐和女同学在树林中玩而不让爱捣乱的弟弟“我”参与，“我”十分气恨她们丢下“我”，便想着拿生石灰砸她们来报复一事。作者适度地采用了夸张和白描的手法。但不知庄周为何一眼就从诗中看出顾城包藏祸心，步步阴险透着杀气，并由此推断诗句预示顾城自毁毁人的阴谋？
庄周先生将“迸溅”、“凶恶”、“憎恨”、“宠坏”、“任性”、“撕碎”等一类词语简单粗暴地与顾城后期所为联系在一起，又包藏着怎样的用心，透着怎样的意气呢？
顾城之死并不足道，但顾城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在诗歌领域是有相当特殊的贡献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晴／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那个时代的声音永远不会随记忆磨灭。我不禁要问庄周先生：假如你是在一九九三年以前写下《齐人物论》，对顾城的评价是否还这样盖棺定论呢？
注：本文所引诗作出自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顾城诗全编》《海子诗全编》。
碧空楼书简·致程千帆（二）
碧空楼书简
——致程千帆（二）
？ 舒 芜
二十一
千帆道兄：
七月三十日手教，昨日（八月一日）奉读，速比航空，可异也。
《舒芜文学评论选》芜杂不足观，故不拟多送人，只送三数知友，聊作记念。盛誉溢量，愧何敢任。惟在方法上确曾有所探索，虽无成就，而确曾用心于此，炯眼深察，相知之意，感何可言！
荒芜之事，言之甚长。他夫妇二人去美探亲归来，曾惠临一次，谈旅美见闻，尚无异状。不久，许觉民兄来问，有何人能写纪念俞平伯之文，有杂志托他代约，我以荒芜对。许兄亦以为然，径打电话约定。不久，许兄见告，荒芜忽变计谢约。我乃便中电话询荒芜，他说：材料是有，可写的不少，壁间尚悬俞书诗幅，然而不想写了，“没有意思。”我再三劝写，他再三说“没有意思”，坚不肯移。当时我即颇以为异，因为这与他一向情形不同。不久，乃在电话中闻其自言终日什么书报都不看，来信不拆，回信不写，电视更不看，等等。我更吃惊，力劝其何妨找有趣之书闲览消日，他又说：“什么书都没有意思。”再过些时，通电话时，他竟说出祈死之语。此已是九二年之事。至九三年初，中国现代文学馆将举行聂绀弩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我电话询荒芜是否参加，原虑其又说“没有意思”，不料他闻讯甚喜，兴奋地说：“既有此会，一定参加。”我也为他终于有一件不再“没有意思”的事而高兴。乃数日之后，那天雪中上午开会，荒芜终于不能来，吕剑兄是参加的，后来他说能参加这样的会，是近来一大快事，单是看看与会者之中，无一不愿见之人，就是一大乐事。吕剑和我都以未在会上遇见荒芜为憾。我们也只能通通电话。荒芜说，他成天床也不下，就看着挂钟，一秒一秒地过去，又说饭也少吃，十一、二天才大便一次，云云。再后来他就电话也不接了。荒芜之逝，是社科院外文所有电话来通知，但言之不详，只说“前两三天”去世。我等正式讣告，久久不来，只见《光明日报》发了消息，只字未提社科院，只称之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又久久乃得外文所讣告，不称其职称，而称曰“我所美国文学专家”云，举其著译，颠倒谬误，甚至说“晚年多作打油诗、旧体诗”。原来，至死只是副研究员，讣告上写出又不好意思，只得含混称为“美国文学专家”。《光明日报》上的消息之所以根本不提社会科学院，我则估计是出于他女儿的意思。他女儿甚好，有信来说，他是那天早上突然病危，请来急救，而已无及，是在家中逝世，女儿女婿在侧，逝世第三天即已火化。所以我们朋友闻耗，已在火化之后了。他晚年何以那么万念俱灰，确切原因难说。我想，始终把他压在副研究员，九二年分配给他的宿舍也极不如意，二楼，临大马路，彻夜车声，只好搬到客厅睡，新房子天花板即塌落，等等，是一方面的原因。是否仅此，还有无其他原因，不得而知。反正我有“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之感。有一天与肇仓兄谈起，不料他冲口而出，也说了这八个字，与我不谋而合。至于在美之子，是否“异化”，他未曾言及，观于林印再度赴美，又似尚未“异化”也。拙作纪念文，想已登览，我诚心觉得他未写完《伐木日记》，是最大的遗憾，其中有两处约略点到，一是说“家国万端，说不清楚”，一是说那封家信，何以只寄给女儿，只字未提女儿之母，只能点到这样了。
早早尚未来。那年丽则携之相见，极可爱，转眼已是大学生矣。能读书即是大佳，现在读得少，将来会多起来，可无虑也。
槐聚诗，用力用巧，信如尊言，而冒叔子诗则较自然。钱病已深，情况亦有所闻。
评《笺注》之文，《读书》排在十月号，届时当寄奉。
嘱转告乔以钢语，当即转告。其人好学深思，然家务极重，上事翁姑，下教娇女，夫婿工作忙，不能分担，大碍其研究写作，而教学上又被任为骨干，不能稍怠，奈何。
专此布复，顺颂
文祉。
鸦片烟
鸦 片 烟？ 黄永厚 文画前些年读焦国标先生给中国书画赐名“鸦片”的文章，当即作了《书画老几》《天下》两文两画呼应。以画谋生的我，也就是贩“毒”者，很有一阵静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