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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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在本世纪头一年谈到俄国文学的命运和理想时，认为，托尔斯泰那句话“最好的艺术是人人懂得的”，虽然在艺术上甚成问题，“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的根苗”，他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是在被人发扬光大的”。
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
一八五二年，德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迪茨尔预言道：“半腐化的俄罗斯人民将以共产主义告终；对欧洲来说，一个革命的俄罗斯帝国将比沙皇帝国更加危险。因为俄国传统救世主义一旦输入马克思主义，就会爆发成为幻想的世界革命的信号。”萨尔奇斯扬兹在《再论俄罗斯帝国主义》中写道：“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像处于‘前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古老的莫斯科国一样，看到它本身被包围在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体系的世界之中——而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后不久，即当它的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这个体系了。由于大多数西方化的优秀分子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淘汰，苏维埃制度多半是由俄国比较非西方化的阶层加以逐渐发展起来的。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胜利，即俄国最西欧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恰恰是终于使俄国摒弃西方化。”
二十世纪俄国弥赛亚主义受到其本质迥然不同的因素（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科学理性、历史规律和高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强力改造，其结果当然首先是整个自由俄罗斯文学界的消失，其中尤为引人深思的是几位怀着俄国传统弥赛亚主义情怀的诗人献身新帝国时出现的自杀悲剧，换言之，是他们与新帝国决裂后对俄国诗人本性的弥赛亚情结的回归。
年轻的叶赛宁是继勃洛克之后第二位在二十世纪新帝国内自杀的诗人，他“曾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绞他的“大自然母亲”，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
我不是个“新人”。我一只脚踏地过去……
一九二一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科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新帝国创始人答道：“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
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马雅科夫斯基生命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他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亡，责任不在他。”
帕斯捷尔纳克以过来诗人的心情写道，马雅科夫斯基“开枪自杀”，是“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至于法捷耶夫，这位一度主宰俄作家的“作协书记”，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出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英国学者G·霍斯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中评论法捷耶夫的自杀时写道：“他曾在政治大清洗时即使不是扮演一个极端可耻的人物，也扮演一个暖味可疑的角色，使得他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惨遭处决。……法捷耶夫不合时宜的使官方犯难的自杀的真正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谴责”，觉得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全部活动，也许还有他自己的整整一生，铸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没有放弃自己年幼熟悉和牢记的东西”。
由于痛失诗人本性而以死向所属弥赛亚主义传统回归，这是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独具的生命景观。其中最圣洁、纯正的回归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她在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自杀者还有帕奥洛·亚什维里、伊萨克·巴别尔、亚历山大·维坚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在追问二十年代以后几位俄国第一流诗人自杀的原因时，认为他们：
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回忆”的中断，俄国诗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帕斯捷尔纳克深知，“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与帝国权力结为一体，对二十世纪独特的俄国罪恶的协从的俄国诗人，就彻底地丧失了自身的自由本性，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政治清洗中，“苏联作家协会”以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斯塔夫斯基、伊万·卡达耶夫、亚历山大·斯威尔斯基等帝国文人公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把他们白净的手指伸进替罪羊的血泊。阿·雷巴科夫在《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中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马克·斯洛宁指出，阿·托尔斯泰备受帝国青睐，“他甚至留用过去的仆人，他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五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尽管如此，“每当他试图进行说教而越出一名小说家的职责时（例如他曾试图依据党的路线替凶残的暴君涂脂抹粉而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伊凡雷帝》1943年），他就遭到失败，写出了矫揉造作而又低劣的作品。
至于苏俄帝国最成功受宠的诗人肖洛霍夫，当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以及他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其他被镇压的受害诗人采取敌视态度时，苏俄知识界对他则采取了沉默的鄙夷态度。一九六六年，肖洛霍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二十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这种公然站在帝国对诗人的暴力政策一边的行径，“大大损害了肖洛霍夫在国内外的声誉”。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查官的角色。”文学界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真正作者这一点也提出了问题，一九四三年，这位苏俄帝国文学泰斗的档案与几年前高尔基和几年后法捷耶夫的档案一样被销毁。
与自杀者、丧失本性者、误入歧途者和卖身投靠者不同的，是另一类俄国诗人，二十世纪俄罗斯启示的主要体现者。他们面对的困境带有更为全局和根本的性质：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弥赛亚精神在二十世纪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下，还应不应该、可不可能重新坚持和推进这一精神？
无论人们对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俄国历史作如何评价，下述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俄国上几个世纪蓄积起来的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弥赛亚精神，尤其是其中俄罗斯的特殊使命、平等观念和人类理想，确实在文化内层结构和民族伦理基础和传统心理系统方面为新帝国所声称的作为帝国学说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性的基础。
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俄国的特殊劫难。美国著名苏联问题权威斯蒂芬·科恩在《苏联问题重探》一书中写道，“关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人数，至今还没有能作出精确的统计。从事这方面调查的人们认为，二千万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还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可以归咎于斯大林领导上的疏忽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数百万人员伤亡，也不包括关押在斯大林集中营里达二十年之久、奄奄待毙的数百万人”；索尔仁尼琴在致帝国最高权力集团的公开信中写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共丧失了六千六百万人！！！这个数字是原列宁格勒教授、统计学家N·A·库尔干诺夫计算出来的。”
应当客观地说，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变化不定的问题，俄国诗人对七十年新帝国的反思也从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十九世纪关于俄国社会性质与西方的关系和在这片欧亚大陆上生息的各个民族的依存形式。由于苏俄帝国的疆域和实力，它那正在激变的社会必将深刻地、甚至永远地改变人类命运。与西方大国不同的是，俄罗斯诗人在俄国命运的演变中一直是潜在和公开的强大声音，这一声音和整个苏联社会交织在一起，分担和影响着俄国与世界的命运。
苏俄诗人对二十世纪难题的消解，首先是继承了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直接与帝国抗衡。
一八八一年和一九○一年，托尔斯泰两度致信沙皇，公开抨击“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子”，指责帝国“坚持对俄罗斯人民施行暴行”，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
索尔仁尼琴在一个世纪后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他警告统治者们：“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么责任就更大了”。（萨哈罗夫和很多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政治论断是过时和有害的。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现出强大的道德责任感时，也别具犀利的历史眼光，苏联帝国不可避免的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
萨哈罗夫则在更早一年就人权、信仰自由、政治迫害、民族纠纷、国际裁军和外交等问题阐述了与统治者们大不一样的观点，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未来提出的希望是：“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感到，在无法控制的剧变和悲惨的动乱之中，维护人格的惟一真正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
即使在俄国最无畏、最彻底的作家和诗人与帝国坚定对峙时，他们也表现出传统弥赛亚精神所包含的对人的宽容和基本的尊重态度。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写道：
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得到安宁，越是近邻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越是热烈地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生地哪里，就关心哪里。更深刻地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我写这封信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你们也格外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的命运；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自己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和自己辽阔的故土；你们不是属于任何民族的人。
俄国诗人从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弥赛亚主义走向歧途的可能性中，从二十世纪反复的、漫长的和巨大的苦难中已经深知，一切苦难有更深的源头。
俄国二十世纪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不仅在俄罗斯，就是在欧洲，人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崇高”、“伟大”、“英明”的概念及其后果，已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了。这种预感的恐怖刻毒性，甚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深受其启示的西方文学和思想界，对人本身根本失去了信心。
但是二十世纪罪恶和苦难的规模和性质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孤立的、充满内心冲突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为之苦心辩护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到了二十世纪已经繁衍发育成一种“新人”，一代“精英”，和使如萨特、艾雅、聂鲁达、庞德等西方诗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精神”！
苏联警察首脑雅戈达及其同志们，每次洗澡前，都要向特意设置的圣像开枪射击，每次处决犯人后都要摹仿犯人临死前的可笑举动；索尔仁尼琴分析这些武装起来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时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戈达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时，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心目中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
“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二十世纪的悲剧就在于“从西方刮来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恶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恶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俄国的传统的弥赛亚精神上：
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外，我自己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
索尔仁尼琴把俄国的重建寄托在他所称的正在俄国展开的“关键性过程”：
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在别的国家里它的历史可能短些。正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和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去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苏俄作家格罗斯曼，在目睹了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后，对“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一九三七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了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