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9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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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视角，远不是一个社会立场，对于小说家来说，它更是一个认识立场。当你选取定一个视角时，它应该能够提供一个认识的可能性，让我们由此看到平常的角度看不到的东西。
中篇小说《少年流浪去》就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用少年林清的眼睛洞悉这个世界。少年林清将写给姐姐林娅、妈妈和与他同班的少女李娜的三封信投进信箱后离家出走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离家出走，立即在学校、家庭甚至宋城的整个社会都引起了震动。
故事由此展开。在少年林清流浪的行进过程与他回忆交叠的蒙太奇中，我们知道少年林清在十四岁时有生以来第一次为电视新闻主持人金虹的清纯与美丽失眠了；而当同班同学李娜遭到班上“四大天王”的骚扰时，少年林清冲上前去一声断喝：住手！他的果敢赢得了少女李娜的青睐——然而，无意中少年林清发现金虹与她的婚外情人在郊外偷情作爱时，他心中的偶像坍塌了；更令少年林清不解的是少女李娜不满林清的循规蹈距，却背着他迎合“四大天王”的野性，最后走向堕落。少年林清陷于迷茫中，决意在迷失中寻找他向往钟情的清纯与美。
阎志不动声色地揭示了文学所应做的烛照灵魂的事。那可能是某一个人的灵魂，也可能是广泛意义上公众的灵魂，甚至是抽象的时代的灵魂。而作家所要做的就是要对灵魂负责，促使它健康一些、纯洁一些、自由一些，而不是滑向庸俗、病态、残破，甚至枯死。
2
善于观察人，是一个作家的重要才能之一。要观察人，就得有观察力。观察力是一种能够看出事物和现象中的一些本质特征的能力。
阎志来自深山，他又走向山的深处，在他父亲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林业战线开始了他最初的社会生活。阎志是个有心人，他开始用他有点迷茫的眼睛观察人、观察事、观察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观察事与事之间演变的态势，并用笔记录下来，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学生涯。如果说阎志的诗像大别山里山涧的溪水、山间的流云，那么他的小说则如青苔关下那苍茫起伏的山峦，凝重而绵远。不是么，阎志在一篇篇小说里，为我们生动而质朴地展示了山里他熟悉的小镇《风巷》的风情，展示了《云峰》在今天的历史大潮中不可抑止的躁动，展示了山村教师刘水清（《有鸟啁啾》）为女儿谋职、为职称评定、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偷偷贩运药材而遭受的屈辱、苦难和艰辛，展示了刘牛（《种苗轶事》）穷得交不起儿子的学费又不忍心让儿子失学，不得不与贫穷抗争而无法摆脱由于经济关系而产生的悲剧命运……
《鬼石》是这些篇什中较好的一篇。《鬼石》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信旺因为穷，眼睁睁望着自己钟情的恋人杏枝要嫁给别人，他突发奇想要在山上找到矿石就可以有钱有可能娶回杏枝。信旺寻找矿石的过程，与刘水清（《有鸟啁啾》）几经挫折最后决定偷偷贩运药材、与刘牛（《种苗轶事》）为使孩子能读书交得起学费经人指点种种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生存际遇而被生活的希望点燃，然后又一点点被消融，最后希望破灭而酿成悲剧。但信旺的悲剧比刘水清、刘牛的悲剧要深刻得多，也撼人得多。这是因为刘水清、刘牛的希望看得见摸得着，而信旺的希望只是他自己凭空虚构的一种幻想。当他的幻想被事实揭穿后，他不以为然，不仅不听劝阻反而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妄，继续为虚幻的希望抛洒热情，最后葬身在他自己亲手挖掘的矿洞里。因而，信旺这个人物形象也较刘水清、刘牛深刻、丰满得多。
总之，他写了他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熟悉的生活，这是难能可贵的。一个时期以来，文学界对作家的主体意识强调很多，反对作家成为机械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工具。毫无疑问，这是对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作家可以远离社会生活呢？一个作家，或许他的主观意识已经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毕竟经过了一个抽象的过程，要把它传达给读者，不可能不借助生活材料作具象表达。这个具象，实际上就是作家对生活作深入细致观察与剖析之后的全新感受。
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一个作家在借助生活材料作具象表达时，是不难看出远离社会生活和贴近社会生活的。
3
人性是复杂的，人的本性有善有恶，但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善是单一的，恶是普通的，恶会使合理的生命失调。
《白狐》写的是三个守山人的故事。一老二少，三个守山的男人，在远离尘世的深山老林里生活着，倒也相安无事，寂寞无聊时也常常说起山里曾出现白狐狸的事，以充填寂寞与空虚。不想山里真的来了一个美丽漂亮的女人，因男人赌博将她输给人家她不得不偷偷跑出来避难。三个男人的世界的平静打破了，谁都想接近这个美丽漂亮的女人并占有她。于是，三个男人不由得明争暗斗。
小说状写了三个守山人的生活常态。而一个女人的介入，使三个男人常态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阎志不仅善于抓住这种生活的变态，而且把一老两少三个男人为争夺一个女人明争暗斗的过程状写得一波三折，也使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同时也更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
《看山屋》，我一共看了两遍。当我写这段文字时我仿佛看到德生爷在临死前执意要搬到看山屋，只因那屋是他曾经流逝的梦。他要寻他流逝的梦，以带着曾经作为他精神寄托的梦走向另一个世界。
这篇小说，悲恸的爱情故事和轻快的叙述产生一种间离效果。在短篇小说里，由于篇幅所限，常常截取生活片断，以部分暗示全体，但最好不要说透，只要叙述描写就行。也就是说要更多地让形象说话，使读者从你的形象中去思考，感悟人生意义，联想比故事更多的东西。另外，这篇小说在细节选择上也颇具功力，如德生爷临死将攒了半辈子的钱交给贵民，让贵民奉养孝敬他的母亲，谁知贵民在德生爷的坟头将钱烧了，祭奠他的父亲。一个好的艺术细节，既要具有生活的感性形象，又要有典型概括性，应紧紧围绕作品的意旨和人物的需要来精心选择，使之表现出思想和艺术的力量。赠钱与烧钱这两个细节的选择，即是如此。
《看山屋》已显示出阎志在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潜力。更令我惊叹的是，阎志写这篇小说时，才十八岁。
4
《山林笔记》收录了七篇微型小说，或曰小小说。
小小说因为篇幅短小，因而一般很难容下复杂的故事情节，最忌流水帐式的平铺直叙。要使小小说写得富有艺术魅力，这就要求作者善于剪裁生活，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经典型化提炼，艺术地再现生活。
《亮月》是其中的一篇。故事很简单，丁二姐爱上了见过世界的李大狗，谁知李大狗今夜结婚，新娘却是他人。丁二姐望着自身那半大的肚子，然后慢慢倾入村头的池塘，将塘里发毛的月亮弄得波儿荡荡。
一场爱的悲剧，却写得清丽凄婉，月亮在这里不仅是景，更浸透着淡淡的哀伤。
不去刻意经营题材，也不故作高深地进行所谓的哲理思索，阎志以山民之子观察身边的人和事。这组小小说，写的都是一些可爱的小人物、小事件，让人从中去发现真善美，给日常生活以新的认识。
其实，写什么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写。没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剖析、高度概括，没有生动、形象、准确、简洁的笔墨，是写不出短小精悍、深刻的小小说来的。
5
阎志曾说：“我的小说，亦是情绪的产物，很不注重结构和技巧，所以人们不难从中读出我对这片山林的真情实感。”正是这真情实感，使我从陌生中读出了我熟悉的乡情、乡味、乡土、乡风、乡音、乡俗，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那些与环境、与命运、与生活等等重重重压默默抗争的乡亲们，与他们同爱、同恨、同悲、同喜。正基于此，我才热情推荐阎志的小说。
同时，当我掩卷沉思时，我又想起这样一个真理：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作家生活基础、深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作家的生活基础越厚实、对生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有可能在艺术上作出新的创新。许多优秀作品取得艺术成就的共同经验，就在于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对生活有深入独到的体验。但是，文学又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任何生动的生活素材如果只是简单地照搬照抄，不可能成为艺术作品。必须要有一定的驱遣语言、驾驭素材的能力，有合情合理的想象，善于将生活的感性材料加以改造、发展，重新组合构思，并且用准确、生动的文学语言赋于创作构思以实际形式，才能有真正的艺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志的小说创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他最近创作的《关于城市的四个关键词》和《小米小米》两个短篇小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题材的拓展、故事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甚至语言的运用都有了新的探索。阎志开始重新寻找自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阎志会有更新更好的作品献给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片热土！
我们期待着。
去岳坟
■ 冉正万
自从定下去杭州的日期，我就想好了，到了杭州一定要去岳坟。为什么一定要去岳坟呢？一是我从没去过，二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姑且不问历史，我们就认定汪精卫、秦桧的确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那么，我们是否有权力把一个人塑成雕像，又是否每个过路的人都有权力对着雕像撒尿、吐痰、扇耳光？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虽然没去过岳坟，但我知道岳飞父子面前跪着四个奸臣。往那些奸臣身上撒尿、吐痰的游客，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厌恶、兴奋、痛快、怨恨、恶心、混蛋、好玩？如果把每个人的表情抓拍下来，搞一个影展，说不定会很有意思。
但说实话，无论是从没去过，还是那篇文章，并不完全是我想去岳坟的理由。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但我并不想去；也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也不一定非要实地考察。生活中很多理由都不过是借口，景由心造，一切由心而已，为什么一定要问理由呢，那就不要问为什么了。反正我想去，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
据我所知，跪在岳坟面前的除了秦桧和他老婆王氏，还有张俊和一个姓万的，虽然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万”字，并不知道作为姓的时候应该念什么，可以肯定不能读“万”，忙查字典，以免在朋友面前出丑。一查才知，那个奸臣姓的是复姓，不是姓万，而是姓“万俟”，名叫万俟卨，这三个字我从来就没读准过。我也从没遇到过姓“万俟”的人，万俟家出了这样一个大奸贼，是不是别的本家都蒙羞而改姓了呢？三个字念“抹其谢”，我怕记不住，把它和我老家的老头老太太们说“不用谢”三个字的读音联系起来，才把它记住了。我老家说不用谢，一般说成“抹用谢”，抹是没的意思。
刚落地，朋友阿军和小郭就把我接到宾馆。阿军是小说家，小郭是诗人，以前我们只在电话里联系过，我所在的刊物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乍一见面，我老是搞错，把阿军叫成小郭，把小郭叫成阿军。可是在电话里，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谁是阿军谁是小郭。阿军的声音清脆，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小郭的普通也说得好，但他的声音是试探性的，有那么点儿女性化。我以此判断阿军是个大个子，小郭是个身材单薄的矮个子。见了面才知道恰恰相反，阿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而小郭是一米八五的大胡子。
到了宾馆，阿军立即打电话，不一会又来了木蓝、沈竹、介子修和穆有见，阿军介绍了一遍，我又一个一个地核对了一遍，但脑子里仍然是懵的，被他们的热情冲懵了，谁是谁还是不能完全分清。其实如果不说人名，指着人说作品的名字，还好记一些，他们的作品我都拜读过。他们的热情让我陡生感慨。一是感觉他们比较团结，互相通气，不像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一旦有什么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来了，刚下飞机就被人接走了，像被秘密绑架一样，其他人被蒙在鼓里，终于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人家不是正在告别，就是已经起飞甚至已经到家了。二是觉得当编辑太好了，尤其是当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文学期刊的编辑。以前我在地质队的时候，提着地质锤，挂着放大镜，端着罗盘，在大山沟里钻来钻去，谁理我呀？有一次我正在敲化石，远远地一个农民问我，喂，你是不是修磨子的呀。我说不是。农民不相信，他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敲石头，还说不是。非要我承认我是修磨子的石匠。我说我是地质队的。农民不高兴地说，地质队的？地质队的你跑到这里来你敲什么敲！有一次我刚从野外回来，有一位从北京来的作家在大学里搞讲座，我连衣服都没换，连地质包都没放下就去了，崇拜人家呀。走进教室，主持人小声说，师傅，你一会再来好不好。我莫名其妙。他见我不走，指了指教室里的灯，说，讲座已经开始了，一会再换好吗？把我当成换灯泡的了。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红得发亮，比那间教室里的任何一盏灯都要亮。想到这些，我心窝里就发热。我到这里不过两小时，身边就已经高朋满座了。并且都假眉假眼地叫我郑老师。我叫他们别叫我老师，叫名字就行了，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可人家叫老师的时候，心里真舒服啊。
和朋友在一起，饭是要吃的，酒是要喝的。我在地质队呆了十几年，一不怕喝酒，二不怕吃辣椒。野外寒气大，这两种东西都是驱寒的。心想江浙一带的人，大都温和秀气，喝酒应该不是我的对手。阿军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饮食城，我们的朋友已经增加到十三个了。毕竟大家还不太熟，刚开始的时候多少总是有些拘谨，喝了两杯酒，喉咙暖和了，话也多起来。我对他们说，我们的刊物虽然在西部，可你们江浙作家的作品我们是用得最多的，差不多占据了三分之一，本地作者可不舒服了，说我们成了江苏和浙江作协主办的刊物，我们领导说了，不要管他，我们是面向整个中国，不是面向某一个地区，要的是好稿子，是好稿子主义，大家今后有好稿子尽管寄来。这话一出，全都来向我敬酒。我这才知道酒桌上说话稍不留意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圈下来便是十三杯。其中一位朋友和我碰之前，笑着说，郑老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江浙一带的作家要厉害些？这话我不爱听，作家就是作家，每个地方的作家都一样，不应该说谁比谁厉害。我仗着酒劲，不客气地说，是的，江浙作家是要厉害一些，尤其是年轻人，一冒出来就比其他地区的人高明一些，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股子精明劲。但你们江浙的作家上了40岁，写得就少了，上了50岁，那就更少了，到了60岁，基本上就不写了，即便写也写的是随笔散文，诗歌和小说只能勉强为之。我说完后发现大家有点尴尬，自己是不是说重了？忙端起杯子，自己先挤了一脸的笑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过是瞎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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