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 作者:丹尼尔·耶金-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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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或如国王所说的，那么这一成本就是石油必要的最低价格。国王在私下骄傲地引证阿瑟。D。利特尔在这个课题上为伊朗所作的研究。利特尔假设的前提先后得到许多石油公司的赞同。但是，这项研究存在难以分析的计算环，事实上，他的研究充其量是全凭推测作出的。因为所有这些替代能源的加工方法，属于商业性经营的只有一个，这是在南非独一无二的、范围有限的一个煤炭液化企业进行的生产。壳牌公司的中东首席顾问曾对这一问题作了这样的总结：“替代石油的能源，按需要的数量来看，还只是经济理论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正如在最近的能源短缺局面中，要出现页岩油的奇迹，简直是妄想。
　　　　经过许多艰苦的商讨后，在德黑兰与会的石油部长们接受了伊朗国王的主张，新价格将为11。65　美元，这是具有历史性和重大意义的一次涨价。石油牌价已从1970年的1。80美元涨到1971年2。18美元，1973年年中涨到2。90美元，1973年10月又涨到5。12美元——现在涨到11。65　美元。这样，从十月战争开始以来（从10月到现在的12月）——已涨了两次价，为这以前价格的四倍。新牌价采用特定的沙特阿拉伯的原油——阿拉伯轻油作为定价的“标号”。所有其他石油输出国的原油价格都要按此基准来调整，根据质量（含硫量的高低）、比重、抵达主要石油市场的运输费等定出价格的级差。国王指出，这个新价大大低于最近在伊朗石油公开标卖的投标价17。04　美元。他宽厚地说，这个价格是出于“好意和宽宏大量”订出来的。
　　　　在12月底，理查德。尼克松给国王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私人信件。在信里，他概述了油价上涨的“不安定影响”和可能对世界经济引起“灾难性问题”，要求重新给予考虑，收回涨价的决定。总统说，“在石油供应受到人为约束的时候，作这样大幅使的涨价是非常不合理的。”国王的回答很简单，而且不讲情面。他说，“我们知道这一能源对国际经济的繁荣和稳定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一财富的来源到三十年后可能就要完结了。”
　　　　国王感到有一项新的任务；现在他要担当世界石油的说教者。他宣称，“石油几乎可以称之为真正的贵重产品，但当我们可以大大使用煤炭来取暖、发电的时候，我们却毫不经心地用石油来给房屋取暖，甚至用来发电。既然地下还埋藏有亿万吨煤炭，为什么还要把这一贵重的产品在短短时间内，比方说三十年里，就彻底耗竭呢？”国王还爱好担当世界文明的说教者，他奉劝工业国家，“它们要了解，它们取得惊人的进步和更为惊人的财富收入的时代是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这个时代现在结束了，它们必须寻找新的能源。最后，它们将不得不束紧它们的腰带；最后，那些富有人家的孩子，他们每餐都享有丰盈美食，出入有车，做着几乎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勾当，到处扔掷炸弹，他们应该对先进的工业世界的所有方面作一番反思。而且，他们将必须更加努力工作……那些从上一代那里得来那么多金钱的青年男女也将要考虑，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来为自己谋生。”他在石油短缺和大涨价的时候表现的傲慢态度，使他不多几年以后在危急中需要朋友帮助时大吃苦头。　　　　关系紧张的盟国
　　　　石油禁运是利用经济形势的一个政治行动；与这行动相交叉的，还有在相互关联的三条战线上采取的政治行动。这三条战线包括：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邦间的战线；美国和它的盟国间的战线；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间的战线。
　　　　在第一条战线上，基辛格是周旋于政治风云的中心人物。他要设法利用战争造成的新的现实情况：以色列大大丧失了自信心，而阿拉伯国家，尤其埃及在某些方面重又得到了恢复。“穿梭外交”变成了他的不知疲劳、戏剧般的艺术表演的特征。在行进过程中，有着好几个里程碑，包括在1974年1　月中旬签订的埃以撤军协定和最后在5　月底签订的叙以撤军协定。尽管谈判很艰苦，捉摸不定，要随机应变，但这些谈判将为四年后更大范围的协议打下基础。在整个过程中，萨达特是基辛格的一位特别合伙人。当然，萨达特知道他自己的目的何在。他原先求助于战争来影响改变政治。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他有了更好的机会与美国人合作来达到改变政治的目的。如他公开所说的，由于“在这场赌博中有99％的牌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当然，萨达特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他自己的拥护者，一次他在私下里承认，“美国实际只掌握有60％的牌，但我说99％是使人听起来更顺耳些。”而且，即使是60％，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也肯定地足够作为他倾向于美国的理由。在战后不到一个月的开罗会议上，在基辛格心目中，对萨达特就已确信无疑，他已完成了他的突击行动，现在，他已作好准备开始走向和平的进程；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寻求转变中东的心理状态。
　　　　石油禁运促使西方盟国发生的裂痕是盟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裂痕中的最严重的一次；而且，无疑是1956年苏伊士危机以来最坏的情况。在十月战争以前，关系已经有些紧张。一旦石油禁运开始，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盟国就急忙尽快地脱离美国，采取更能取悦于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亚马尼和他的阿尔及利亚同行一起往访欧洲各国首都之行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每一个停留点，两位部长都要对欧洲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反对美国和它的中东政策，转向支持中东国家。为此目的，亚马尼利用他特有的机灵手段，以怀有内疚的心情说道，“我们感到非常抱歉。由于阿拉伯石油削减了产量，给欧洲引起诸多不便。”无疑，他留下了他对他们寄予的希望。
　　　　由于欧洲人顺从地改变了他们的政策，设法与美国分手，发起与阿拉伯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话”和“合作”，美国的高级官员开始挖苦欧洲人对石油输出国组织软弱无能，都在不遗余力地急着迁就他们，向他们让步。在欧洲人方面，他们坚持认为美国在对待石油输出国的态度上，太好对抗，太好斗。的确，在欧洲国家中有着很大的变化。法国和英国最热衷于和美国保持距离并向石油输出国表示殷勤；德国表现得差一些；相形之下，荷兰对传统盟国承担的义务表现得最为坚决。有些欧洲人强调，我们有广大的和眼前的利益需要保护。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直率地对基辛格说：“你们依赖阿拉伯国家的只占你们消费量的1　／10，但我们则要全部依赖它们。”
　　　　欧洲人的立场既包含有怨恨的成分，也有劝善惩恶的意思。法国人长久以来一直感到“英一美人”不公平，中东的石油大多不让他们分享，尤其在沙特阿拉伯有战后放弃权利的红线协议；而且，在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中，美国人还曾在暗中进行破坏。再者，还有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当英法两国因苏伊士运河与纳赛尔发生对抗的时候，美国人急于要它们两国退出在全球担当的角色，极大地帮助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打自美国人那次公然挖它们墙脚那件事以来，已经十七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按照爱德华。希思首相在私下有所指地告诉美国人的，“我并不想挑起对苏伊士危机的争论，在这一点上为的是许多人。”但是，“在这一点上”生动地为的是他希思自己。在苏伊士危机痛苦的日子里，他曾是文登忠实的执行人。在1973年亚正月中旬，欧洲共同体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阿拉伯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有些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对此还不感到满意，有人描写这个声明像是“一个在远处抛来的飞吻，这是非常引人高兴的；但是，我们更喜欢的是要与我们更亲密，更亲近的表示”。但是，这个决议清楚地表示了阿拉伯人设法要迫使采取的那种和解态度；而且已使欧洲人足以赢得在12月暂停削减5　％的供应量。但这样做仅仅为了确保欧洲人继续保持良好的表现。阿拉伯的石油部长们警告欧洲人，假如对美国或以色列不继续施加压力，最终还是要给予削减供应惩罚的。
　　　　对欧洲共同体有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尽管它的许多成员国正被列人“友好国家”的名单，但成员中还有荷兰一个国家继续在受阿拉伯人的石油禁运。假如其他成员国决定禁止把石油转运荷兰，它们就要违反共同体关于商品自由流通的基本规定。然而，它们还是赞成严格那样做，直到荷兰有力地指出因为欧洲天然气的主要供给来源，包括法国全部供应的40％以及巴黎取暖和烹任用的大部分天然气都来自阿拉伯。因而作出了暗中妥协，涉及欧洲共同体中间的不特别说明的“共同立场”和加快从国际石油公司调剂非阿拉伯石油的供应。
　　　　在日本，它们认为自己与中东危机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为被列人“非友好国家”名单而感到懊丧。日本的石油供应44％来自阿拉伯海湾国家。在所有工业国家中，它是最依赖石油，将之作为整个能源的来源的国家，与美国相比，美国在石油方面的能源比重为46％，日本则达77％。日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石油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的和可靠的燃料。现在，不能再这样认为了。亚马尼指着空白表格阐明对日本的新出口政策：“假如你们对我们不友善，你们就休想得到我们的石油；假如你们保持中立，你们可以得到石油，但不能按照过去那样的数量；假如你们表示友好，你们就能得到如过去一样多的石油。”
　　　　在石油禁运以前，日本政府和企业界的“智多星”们就已经提出要改变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方向。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用外务次官东乡文彦的话来说，其原因是“在1973年以前，只要我们有钱，我们总能买得到石油的”，而且，因为日本主要是从国际石油公司购买石油，不是向中东国家直接购买。在危机开始后，“智多星”们极力加强他们的鼓吹工作。11月14日，就在基辛格在东京劝说日本外务大臣不要与美国发生分歧的同一天，焦虑不安的企业界领导人在私下会见了首相田中角荣，“直接恳求”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几天以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发表亲阿拉伯声明的欧洲国家进一步免除石油供应的削减量。这是改变政策所得报偿的确实证明。同时，匆忙派遣秘密出访中东的日本非官方使者发回报告说，阿拉伯国家认为“中立”是不够的，因为在实际上，“中立”就是反对它们的事业。11月22日，东京发表了它自己赞同阿拉伯立场的声明。
　　　　这一宣告表明，日本在战后年代首次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发生重大分歧。这样的行动是不可能轻易从事的，因为日美同盟是——或者说曾经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声明发表四天以后，日本得到了自己的报偿，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免除十二月份对它供应量的削减。作为它资源外交的一部分，东京派遣一大群高级代表前往中东，利用在政治上投下的果断的一掷来经营生意——提供经济援助、贷款、新工程项目、合资经营、双边贸易、建造工厂。根据石油分配和削减量的现实情况，实际上，国际大石油公司表示他们不可能按照过去的情况向日本供应石油。因此，日本不能依赖它们，必须自己来做交易，以寻求有保障的供应。但是，不管阿拉伯的不断坚持，日本仍然拒绝和以色列断绝一切外交上的和经济上的关系。外务次官东乡争辩说，力求抛开这些束缚的日本正在患着熟悉的传染病——“石油相思”。
　　　　正当传统的盟国给阿拉伯的要求让路的时候，美国设法在工业国家中鼓吹协调一致的反应。华盛顿害怕采取两国互惠主义——国与国的物物交换贸易——可能导致更为僵化的、更带有持久政治色彩的石油市场。但是抢购风已经刮起。1974年1　月，石油杂志《中东经济研究》刊出标题“大家抢做双边贸易”。石油工业界抱着怀疑的态度注视着政治家们为取得国家的石油供应进行的疯狂争抢。一位石油界人士，壳牌公司的弗朗克。麦克法金对两位内阁高级官员为签订一份不到四个星期石油需求量的易货合同，像要解救受围困的堡垒那样飞往他国的情景，禁不住感到惊奇，尽管其中带有某种玩世不恭的味道。代表团、使者、政治家和政治家的朋友，他们大多很少有石油贸易的知识，屈尊就驾来到中东，就像逃避《圣经》所述的世界末日的灾难一样。至于基辛格方面，他害怕这些双边安排会破坏他通过谈判解决阿以战争的努力。假如工业国家继续保持它们采取的那种乱哄哄的做法，基于恐慌和消息不灵的竞相出价、重商主义和利己主义，那么，所有这一切很可能最后以每况愈下而告终。
　　　　美国要求在1974年2　月，在华盛顿召开一次能源会议。它想减轻为石油供应竞争的恐惧心理，弥合盟国内部的深刻分歧，保证石油不至于成为在西欧同盟中制造分裂的持久因素。英国已得出结论，尽管列入“友好国家”名单，但不给它们多买石油，它们还必须面对同样的涨价，而且生产国最关心的事则是参与分享。实际上，这时的英国，政治形势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在英国，煤矿工人与首相希思的对抗不仅已转化为罢工，而且已经转化为全面的经济战，由此，把英国的石油短缺放大了好多倍。没有足够的石油供应来迅速替代发电厂“的用煤，国家的经济陷入了瘫痪，因为打自1974年发生煤炭短缺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工厂实行了三日制工作周；甚至家庭热水需用的热源也供应不足；一些牧师在英国广播公司严肃地辩论家庭成员分享洗澡热水的道德问题，从而提倡把热水的需要量缩减到一浴缸以作为对国家福利的贡献。结果导致在希思政府的最后几个星期里，英国支持参加华盛顿的能源会议。
　　　　日本也表示参加。它们认为工业国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反应。它们还渴望找到一个准则依据；用一位官员的话来说，按照这一准则来减少它们所认为的“美国政策向对抗性变化的趋向”。德国也渴求讨论多边关系的基础。只有法国表示不同意。它们继续坚持旧的观点。尽管它们勉强出席了华盛顿会议，但在口头上仍是主张对立的观点。极端信奉戴高乐主义的外交部长米歇尔。乔伯特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欧洲共同体与会代表的秘密会议，说了句充满不满情绪的招呼话：“叛徒们，你们好。”
　　　　在美国方面，美国的官员明白暗示，在能源争端上的不和可能会危及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整体关系，包括保持在欧洲的美国驻军。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赞成发展共同一致的意见和在国际能源问题上达成某些共同政策的好处，会议结果决定为“下一次”危机制订一项能源紧急分配计划并创建国际能源署负责计划的安排和管理执行，而且，更扩而大之负责协调政策，使西欧各国的能源政策平行不悻。国际能源署将帮助扭转双边互惠主义的竞赛，为共同一致的反应确定准则依据，包括在政治上的和专业上的问题。国际能源署将在1974年以前建立，地址在巴黎第十六区林荫地带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扩建部分的建筑物内。但是，作为主要工业国家的法国拒绝参加。保持旧观点的外交部长乔伯特说，国际能源署是一部“战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