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 作者:丹尼尔·耶金-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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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绱饲苛遥灾滤偷揭患易畲笫凸径禄崛サ囊环莼芄婊募�1976年警告说，“私营石油公司的前途未V。石油生产的前期过程的业务转移到政府之手的趋势将继续下去，石油公司将充当承包人的角色，不是形式上就是事实上的这种角色。在消费国中间，政府对于石油生产的后续过程的卷入，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卷入，预料也将增加。下一年，即1977年，壳牌石油公司在伦敦的一个高级经理人员甚至发表意见说，”对于一个石油公司生存的威胁今天与其说是来自输出国的政府，还不如说是来自输入国的政府。这乍听起来似乎不对，其实是如此。“
他的论点颇有道理。在产油国中，最糟糕的事毕竟已经发生。石油公司被国有化了，它们不再拥有石油，它们不再确定油价和生产数量。就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公司是承包人雇用的帮手，石油公司的经理人员自问，现在是否已轮到消费国政府来收拾他们的石油公司呢？一些工业国家对石油公司的一些做法进行反托拉斯的调查。政治风险，至少从高级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衡量，转到了工业国家，特别是转到美国。减少石油生产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枯竭津贴大大减少了；外国的税金信贷也有较小幅度下降，而这种信贷，“黄金般的诀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促进在委内瑞拉及中东的石油开发和保护美国人在这两地的地位，曾经发挥作用。这时国会中要把油价压低到原来水平的活动在继续，甚至为了压低天然气的价格施加了更强大的政治压力。争取“脱卸”运动的威胁也同样严重，所谓“脱卸”是指拆散一体化综合性的公司，把它们变成分别负责原油和天然气生产、运输、提炼和销售的完全单独的公司。一个时候，一百名参议员中有四十五名赞成“脱卸”。石油工业界对这个运动的意见可以用它们爱用的一个词儿来归纳——“肢解”。
当时人们对这种“肮脏利润”的抨击连续不断。这个引起很大的争论和愤怒的问题，骨子里的情况究竟怎样呢？直到1972年的五年中，虽然需求大大增长，最大的石油公司的利润几乎完全没有涨落。当时的利润从1972年的六十九亿美元增加到1973年的一百十七亿美元，而到1974年的最佳年景猛增到一百六十四亿美元。原因有几个。即时上涨的大部分为国外的业务，由于输出国抬高油价，石油公司从他们还拥有的非美国的股份油的涨价中也沾了光。他们的美国石油储备的价值和市场价格也上扬了。而且他们在涨价之前以较低的价格，譬如说，2。90美元买了石油，作为存货，然后当他们最后以11。65 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批石油的时候，他们赚了钱。由于美元疲软，他们的化工业务也颇为出色，但接着利润在1975年又回落到一百十五亿美元，比1973年减少了。这也有几个原因。由于经济衰退，总的石油需求下降了，输出国注意到了石油公司是靠股份石油谋利，于是匆匆着手抬高税金和产地使用费，以确保租金进入他们的国库，而不是进入公司的腰包。也是这一年，某些税款上的好处也减少了。以后几年，利润又上升，在1978年达到一百五十亿美元，以实际价格计算，它们刚刚跟得上通货膨胀的上涨率。公司利润以绝对数字来看，是巨额的，但是除1974年以外，它们的利润率多少低于美国工业的平均利润率。
获利情况的另一个特点是意味深长的。利润集中于石油工业的上游部分——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石油公司在美国和北海等地所拥有储备的价值随着油价的上涨而增长。而下游——炼油、油轮、加油站等等——是在1973年之前根据石油需求每年平均增长7 ％一8 ％的预计而建立的，而实际需求要低得多，因此下游的生产能力扩大得远远超过了需求，整个油轮队中有1 ／3 油轮过剩。这种过大的生产能力，加上中东股份原油的丧失，使得国际石油公司开始怀疑，他们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为处理中东石油在欧洲建立的大规模的下游系统是否合理和值得——因为中东的石油这时已经从他们那里取走了。 美国的能源政策：“中国人的水刑”
虽然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在国际能源政策的路线上有惊人地强有力的共识和连续性，在国内政治方面却没有类似的一致。与此相反，在能源状况的国内方面，其特点仍是就油价控制以及石油公司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引起不和和混乱、怒气冲冲、措词激烈的辩论。尼克松在1974年8 月辞职，但是“水门”事件的惨败给人们留下了严重的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以及对能源危机本身的普遍怀疑。
石油和能源已快要成为国家政治中最热气沸腾的大锅，它由于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以及在权势和金钱方面涉及的重大利害关系而变得更加难办。早在1971年8 月，在消灭通货膨胀的努力中（当时达到几乎5 ％，这被认为是高得无法接受）。尼克松对整个经济实行了价格管制，大多数管制获准到1974年终止，但对石油的管制照旧不变。与此相反，政治斗争以及时代的强大压力产生了鲁布。戈德伯格关于物价控制、权利和分配的令人惊畏的制度，使得六十年代强制性的石油进口计划相形之下显得像三行的日本无韵诗那样简单。
公众希望华盛顿“有所作为”——而这作为就是要把油价恢复到以往的美好时光，而且同时确保石油足够的供应。市场已被搞得混乱和不正常，每做出一个决定就继续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你每解决一个问题，似乎就又造成两个问题，”政府的一个调度人哀叹道。那些懂得如何使这个体制运转的人能够大有作为。例如，取得对原油供应的权利就成为一宗大生意，于是结果就是重新起用任何能够物色到的“废弃的陈旧炼油设备”——使得根本无效能的“茶壶”炼油厂卷土重来，这种炼油厂是三十年代初期东得克萨斯油田的石油泛滥以来不曾见过的。种种计划产生了很多浪费的动作，国会没完没了的听证会、律师的工作多得需要构成本世纪最大的“律师伸冤”计划。一位学者写道，“对石油工业来说，联邦注册处变得比地质学家的报告更为重要。”无论在股份方面的短期利益如何，在无效率、市场混乱、力量分散以及资源和时间分配不当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仅仅是给联邦能源局提出标准报告的需要，就连累石油工业大约二十万人回答问题，一年投入了估计五百万人／时。规章制度的直接代价——只是从政府机构和石油工业主规章问题上所花费的开支来衡量——在七十年代中期共达几十亿美元。整个规章运动与其说是增进了全国人民的福利，还不如说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造成很大部分的慢性周期性偏头痛。可是这就是时代的特征。
与此同时，确实需要有一些重大的作为。1975年1 月福特总统拣起尼克松的独立自主计划的主题，提出一个宏伟的十年计划，要建立二百个核发电厂，二百五十个大型煤矿，一百五十个大型煤火力发电厂，三十个大型炼油厂，二十个大型合成燃料厂。不久以后，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体现石油庞大机构的那个人的孙子，支持一项甚至更宏伟的一千亿美元的计划来补助合成燃料等高成本能源工程，商业市场是不会支持这种高成本工程的。但是反对者对这些工程的代价表示异议，于是洛克菲勒的倡议未能实现。然而，在尼克松一福特的年代，有两项意义非常重大的成就。紧接在禁运以后，国会给阿拉斯加的输油管开了绿灯。这项工程最终耗资一百亿美元。环境保护主义者说，推迟上马以及重新反复考虑已使得这些油管更加安全并在环境保护方面更加合理。事实上，横贯阿拉斯加油管使得有可能对美国能源供应作出自从乔伊纳老爹三十年代发现东得克萨斯油田以来最重要的新贡献。
另一个里程碑是在1975年为汽车工业规定燃料效能标准。根据这一新标准，一辆新车平均燃料效能在十年期间需要提高一倍。就是从当时的每加仑汽油十三英里增加到每加仑27。5英里。由于当时在全世界每天使用的每七桶石油中就有一桶是作为汽车燃料，在美国的马路和公路上烧掉的，这样的改变将会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的石油平衡产生巨大影响。包括燃料效能标准的这一立法也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这个主意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后提出、伊朗国王在1969年试图向美国推销的。这项计划极佳；这样一种储备将大大提高补偿供应发生任何中断的能力。可是实际上，储备建立的速度结果是慢得要命。
1977年，吉米。卡特当了总统，他是作为一个给水门事件玷污了的不振的美国政治带来道德上新生的局外人而参加竞选的。能源问题在许多年前就引起他的注意。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担任潜艇兵，他一直记得核潜艇之父海曼。里科弗海军上将一度提出的警告：人类如何正在耗竭大自然贮藏的石油供应。在竞选期间，卡特答应在就职之日的九十天内提出一个全国性的能源政策，并且一心要实现他的诺言。
他把这项工作交给哲学博士、经济学家詹姆斯。施莱辛格，施莱辛格原来是以国家安全经济学专家而成名的。他是一个兼收并蓄的人，具有有力的分析才智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据说是“知识分子的热忱和道德激情”。他对于政治和管理方法上孰是孰非持十分明确的看法。在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不吞吞吐吐或转弯抹角。他本人不大有耐心作随和的互让，然而他肯定可能考验他的对手的耐心。他会慢条斯理、一字一顿地亮出他的思想，他的神气有时候好像是表示，他的听众，不论是将军还是参议员，甚至是总统，都是些不能理解最显而易见的原理的一年级研究生。
尼克松从兰德公司挑出施莱辛格到预算局任职，接着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然后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但不久以后又调他担任国防部长。可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或星期天早上，人们可以看到，他手里拿着望远镜，在华盛顿周围的乡下，他不是以他的职业身份出去寻找俄国人，而是追求他观赏鸟儿的爱好，他对这个嗜好十分热衷。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于福特时期结束，当时施莱辛格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以及导致西贡陷落的美国对南越的最后苦难所持态度表示异议，并在内阁会议上十分清楚地申述了他的看法。在民主党1976年全国大会以后，卡特打电话给施莱辛格，邀请他上卡特在佐治亚州普兰斯的家中谈论政治和政策。施莱辛格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密友，杰克逊在涉及能源方面究竟是一位最重要的参议员，也是跟卡特争取获得提名的竞争对手。竞选结束后杰克逊竭力劝说卡特让施莱辛格当新政府的能源战士。卡特非常愿意。他不仅对施莱辛格有很深的印象，正如施莱辛格本人说的，“如果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是你首要能源部长的朋友，那是多少有些方便的。”
在卡特政府的头几个星期中，“能源”被他们列为头号问题。卡特看了中央情报局1976年末准备的、预料未来石油将短缺的报告；他觉得这个报告令人信服，有说眼力，报告对于促使他按照他的做法继续干下去起了重要作用。施莱辛格和卡特一样深信，碳氢化合物将经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美国是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险。当然施莱辛格是一位经济学家，他不相信绝对的能源枯竭，而是认为，为了平衡市场，油价必然上涨。两人都深深担心石油市场偏紧给对外政策造成的影响。正如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许多美国人，显然包括卡特和施莱辛格，“对于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国家正在被一些沙漠国家作弄极为不快”。
1972年，早在危机之前，施莱辛格还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曾表示了一种异端的想法：美国应该以国家安全、对外经济政策和环境改善为理由促进节能。“汽车一加仑跑十英里，绝缘很差的大楼同时又加热又调冷，我们可以采取些措施来改进这种状况，”他当时说过。的确，他曾劝告环境保护者说，他们立论的“核心”应当是对这样的“假设前提提出挑战，即认为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或多或少是自动的”。这时，在1977年，他比以往更相信，节能应该成为任何能源政策的核心。不幸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前提，许多人并不像他那样看得清楚。
新政府仍然保证要在头九十天内拿出其无所不包的能源计划，这样匆忙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不仅仅同国会委员会的主席，而且同更广泛的有关国会议员—一或甚至在政府内部—一建立必要的共识和工作关系。计划本身的发展是尽量保密的，而且施莱辛格需要把头九十天的1 ／3 用于提出紧急天然气立法以帮助缓解1976年一1977年的短缺，对于建立能源部的立法也需要时间。由于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发生，施莱辛格要求卡特放缓九十天的保证。“我说过九十天，”卡特坚定地回答，“我作出了保证，我打算遵守保证。”
可是卡特本人对于正在出现的能源计划并不完全满意。“我们基本的和最困难的问题是提高紧缺能源的价格，而同时把对我们经济制度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在承受财政负担方面做到更大的公平。”他在给施莱辛格的一封短信中写到，“我不满意你的办法，这是极为复杂的。”为了说明他的意见的要害，卡特又哀叹地补充说，“我对它无法理解。”
这个计划定在四月初总统的一次重大演说中披露，在前一个星期天，施莱辛格在电视采访节目中露面，在节目里他试图找到一个比喻来说明能源挑战之大，他想起了威廉。詹姆斯的一句话——“相当于道德上的战争”。结果是星期天那天看电视的观众，包括吉米。卡特，对这句话印象颇深，于是把它用在自己的演说中。因而，卡特在1977年4 月身穿开襟羊毛衫向全国人民发表炉边谈话时，介绍他的能源计划是“相当于道德上的战争”；于是，以后这个绰号常为人所知。贬低他的计划的人喜欢用这个比喻的缩略语MEOW（猫叫）来嘲弄他。
卡特的计划包括一系列旨在改变美国能源状况的倡仪，在定价中引入经济合理性，并减少对进口石油的需要。在施莱辛格的思想中，头号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办法，让处于价格管制下的国内石油价格上升到世界市场的价格，这样消费者会对正确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现行制度是把价格受管制的国内石油和价格较高的进口石油，调和为一种消费者付的最后价格，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要对进口石油给予补贴。因此卡特的计划颁布一项程序，通过“原油平均税”来结束对国产石油的价格的管制。在这里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8 月原先实行价格控制的是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这时试图取消管制的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卡特和施莱辛格在寻求一种机灵的——如果说是非常复杂的话——方法使这个国家从天然气的价格管制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政府比它的前任更强调节能和煤的使用。它谋求把某种竞争机制引入电力部门，并鼓励开发可供选择的取代能源和再生性能源，其中包括太阳能。
政府的做法是好像发生了一场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危机；然而公众不认为存在危机。而在推行其计划的过程中，卡特在特别利益集团如何对美国制度起作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