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 作者:丹尼尔·耶金-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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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与租户
　　　　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有一次说过，“讲实际的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受任何理智作用的影响，他们通常是某些过去的经济学家的奴隶。”谈到石油，这个“讲实际”的人不仅是凯因斯脑海中的商人、实业家，也包括国王、总统、首相和独裁者在内，还有石油和财政部长们。伊本。沙特和当时的其他领袖们以及一直存在的各个君主，都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一个难以置信地发了大财的证券经纪人李嘉图的奴隶。（李嘉图还在威灵顿大败拿破仑于滑铁卢时赚了一笔大钱。）
　　　　李嘉图出身是犹太人，是贵格会教徒，后来成为下议院中有学问的议员；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之一。他和他的朋友及智敌托马斯。马尔萨斯共同构成亚当。斯密的后继的一代。
　　　　李嘉图提出过那个后来为民族国家同石油公司之间的斗争提供框架的概念，就是与正常利润有些不同的“租金”这个概念。他的个案研究涉及粮食谷物，但也可应用于石油上。李嘉图说，假定有两个地主，一个地主的田地比另一个的更肥沃。
　　　　他们两人都以同样价格出售谷物。但是田地肥沃的地主的成本比那个田地不那么肥沃的地主的成本要低得多。也许后者得到利润，不过前者不仅得到利润，还获得一笔大得多的收入——地租。他所得的报酬——地租——出自他的田地的特殊质量，不是出于他的心灵手巧和辛苦劳动，而是独特地出于自然赐给他的丰富遗赠。
　　　　石油是另一宗自然的遗赠。它在地质学上的存在与凑巧居住在藏有石油的那块土地上面的人民的身份和作为之间毫无关系，或者与在发现有石油的那个地区上占支配地位的政权的性质毫无关系。这宗遗赠也产生地租，它的定义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市价，另一方面是生产成本加上对附加费用的补贴（运输、加工和分配）和一些资本报酬的津贴，地租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举例来说，四十年代后期，石油售价为每桶2。50美元左右。在得克萨斯，有一个含硫的低产油井经营者也许在他生产出来的石油上只得到十美分的利润。但是在中东，生产一桶石油的成本只需费二十五美分。扣除五十美分来支付诸如运输等其他费用，再在2。50美元一桶的石油上打十美分的“利润”，这样仍旧可以留下一个很大数目，即每桶中东石油可留下1。65美元。这个金额就构成地租。生产上升数量乘以地租，钱就非常迅速地累积起来了。至于谁——东道国、石油公司或向之征税的石油消费国——将获得那些地租而且获得多少呢？对于这个有争论的基本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
　　　　各方都有合法的要求。东道国对埋在地底下的石油持有主权。然而这些石油要等到外国公司冒险投入资本和雇用专业人员去开发、生产和在市场上销售之后才有价值。实质上，东道国是地主，石油公司不过是租户，作为租户它当然要付双方同意的地租。但是，如果经过租户的承担风险和作出的努力，发现了石油，地主的财产的价值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租户应当按原先的条款付原来的地租呢，还是地主应当提高地租呢？石油经济学家M。A。阿德尔曼说，“这是石油工业中的重大分歧：发现了一宗丰富的石油就意味着有一个不满足的地主。地主知道租户的利润远远超过继续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就要求得到一些地租。如果他得到了，他就会得寸进尺地要求更多的地租。”
　　　　战后为了地租面进行的斗争不完全限于经济方面，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对地主——生产石油的国家——来说，这斗争与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反对“外国人”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主张等主题交织在一起，因为“外国人”被认为是在“剥削”这个国家，窒息它的发展，不让它取得社会繁荣，也许在败坏这个国家，以及傲慢自大俨然像“主人”一样以“优越者”自居。“外国人”还被视为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的体现。他们的罪恶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在吸干地主及其后代的“无法替代的遗产”
　　　　和天赐奖赏。当然，石油公司的看法与之完全不同。它们已经冒了险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它们情愿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投入资本和力气；它们签订了花费很大劲儿进行谈判才得到的合同，获得了某些权利。把原来没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具有价值。
　　　　它们需要对所冒的风险予以补偿——它们还钻了一些没有油的井。它们认为自己受到贪心不足、掠夺成性和不可信任的地方当局的欺压，而不认为自己在“进行剥削”
　　　　；它们的哀呜倒是：“咱们给人抢了。”
　　　　这个斗争还另有政治的一面。对工业世界中石油消费国来说，能得到石油是一个战略性的奖赏，不仅对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发展能力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国家战略的一个中心和必要的因素——日后也将渐渐成为税收岁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直接征收消费税方面和刺激全面的经济活动方面都有好处。对生产国家来说，石油意味着力量、影响、重要性和地位——这一些以前都是缺乏的。因此，这是一场金钱在其中标志着力量和自尊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斗争往往那样地剧烈的缘故。在这个史诗性的竞赛中，第一条战线是在委内瑞拉开始的。
　　　　委内瑞拉的例行程序净化委内瑞拉的戈梅斯将军的专制独裁于1936年结束了，那是由于这个独裁者的死亡（其他一切办法都失败后，这是唯一的办法）而实现的。
　　　　戈梅斯留下一个烂摊子；他把委内瑞拉看作是独家所有，一个私人的大庄园，为了他自己的富有而加以经营的财产。人民中大多数始终贫困如洗，而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却发展到全国总的经济命运都有赖于它的地步。戈梅斯还招来一片广泛的反对声。在戈梅斯手下，军人们受到屈辱的对待；他们薪俸很低，没有地位，还必须抽出一部分时间去照看独裁者自己的无数牛群。同样重要的是在民主左派中所掀起的反对浪潮，其中心活动表现在后来出名的“1928年的一代”——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1928年反叛戈梅斯。当然那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的领袖不是人狱带上六十磅重的脚镣，便是流放或者被戈梅斯送到内地疾病丛生的原始森林去同筑路工一起劳动。“1928年的一代”的许多成员死去了，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成了戈梅斯恐怖统治下的牺牲品。那些幸存者成了改革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他们在戈梅斯死后设法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活。委内瑞拉的“1928年的一代”
　　　　最后掌权时，它提供了在全世界重新明确石油公司与生产国家之间和地主与租户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同时提供了重新分配地租的方法。
　　　　由于石油已经支配着委内瑞拉的现金经济——在三十年代后期已占出口总值的90％以上——戈梅斯的继承者开始变革工业的混乱管理，并且同在委内瑞拉生产石油的各个公司对合同安排实施一次全面的修订，包括地租的重新分配在内。美国是这个过程的催化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盛顿对于同墨西哥就其石油工业国有化问题不断发生纷争一事记忆犹新而且太深刻了，它一心一意要保护委内瑞拉的这条途径，因为委内瑞拉是在美国境外最最重要的石油来源而且是比较可靠的来源。
　　　　于是，美国政府要直接介人以避免再来一个墨西哥，并保障它在战争中期的一笔战略性的重大奖赏。至于各石油公司方面，它们不愿冒实现国有化的险。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是在委内瑞拉的主要生产者，也知道自己屁股底下躺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贮藏，因此如果失去了这些石油贮藏，它们是承担不起这笔损失的。委内瑞拉是廉价石油的主要来源，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克里奥尔公司的生产占这家公司全球总额的一半并为它创造其总收入的一半。
　　　　可是，面临委内瑞拉的政府发起的重新分配地租的运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内部对采取什么对策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意见。公司中的传统一辈（其中有些人曾经是戈梅斯旧政权的密友）坚决反对任何变动，不管它是由加拉加斯推动的还是由华盛顿推动的。反对这些人的是华莱士。普拉特，他在担任高级经理以前曾经是该公司的首席地质专家。由于他在拉丁美洲有过长期的经验，普拉特认为世界已经改变；在公司方面，这种改变和适应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了保障公司的长远利益起见是必要的。他还相信死不和解的抵抗也许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是徒劳无益的。
　　　　在普拉特看来，最好是帮助创造新秩序，比成为其受害者要好一些。辩论掀起时，在华盛顿发动了阵阵令人痛苦难忘的政治攻击，其目标正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原因是对该公司在战前与I。G。法本公司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执以及司法部又在进行一次新的反托拉斯运动。结果是新泽西公司改变了它对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以及政治环境的态度和走向，而且不仅仅在美国境内是这样。再者，罗斯福政府明确表示由于该公司未能适应而由此产生了与委内瑞拉的争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不能指望华盛顿予以支持。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简直不能冒在委内瑞拉失去其地位的风险。华莱士。普拉特胜利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机构内安置了一个新的头头，名叫阿瑟。普劳德菲特，他同情理解这个国家的社会目标，对在变化中的委内瑞拉政治状况具有尖锐的敏感。二十年代美国搞石油的人从墨西哥移居到委内瑞拉时，普劳德菲特也在这个队伍中。这次他记忆犹新，始终记得在油田问题上政府与石油公司关系的恶化和当时剧烈的劳工斗争。他决心要把他曾在墨西哥学到的痛苦教训带到委内瑞拉去。
　　　　所有的主要角色——委内瑞拉政府、美国政府、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都想把问题妥善解决。为了有助于顺利促进事务的发展，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骤向委内瑞拉政府推荐一些独立性的咨询顾问，其中包括前总统的儿子和凭其本身能力而成为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的小赫伯特。胡佛，他能够帮助加强委内瑞拉同石油公司讨价还价的地位。韦尔斯还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确保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一起进行。由于咨询顾问们的协助，终于根据新的“平分”（50％对50％）原则煞费苦心地拟定了一个解决办法。那是石油工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按照这个新概念，各式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和捐税将提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政府所得到的同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所获得的净利润大致相等。实际上，双方成为平等的伙伴，把地租平分为二。作为交换条件，关于各式特许开采权的有效期的问题将置之不顾——当然尖锐的责问还是存在的，例如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及其所攫取的一些公司是如何得到某些特许开采权的。目前存在的特许开采权的资格也将凝固化，期限也将延长，新的勘探机会也将设法提供。对石油公司来说，这一切都是可取的收获。
　　　　对于这条已经提出的法规，由“1928年的一代”幸存者所组成的自由一社会主义政党（民主行动党）提出了批评。他们指控这条法规，按照其文字来看，其结果对委内瑞拉并不有利，分配比例也远远低于50％对50％；他们的论点是，委内瑞拉应当从石油公司过去曾获得的利润中得到补偿。民主行动党关于石油的代言人胡安。
　　　　帕布洛。佩雷斯。阿方索宣告说，“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全面清洗——即它的例行程序的净化——在各石油公司向我们国家付给充分的补偿金之前将仍然不可能实现。”
　　　　尽管民主行动党的代表弃权，委内瑞拉国会还是在1943年3　月通过了新的石油法规，把取得的协议“奉为神明”。
　　　　那些主要的大公司十分愿意在新的制度下生存下去。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弗雷德里克。戈德伯在那项法规通过以后不久谈到委内瑞拉政府时说，“他们追求的是钱。除非我们对岸的朋友怂恿他们这样做，他们还不太可能拒绝高收入，不管其来源如何。”但是，在委内瑞拉经营的一些小公司，不像大公司那样，却义愤填膺。
　　　　潘特佩克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威廉。巴克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斥责那条新法规是“难于负担”的，并宣称所以接受它仅仅是由干处在“委内瑞拉和我们的国务院逼迫之下”。
　　　　他补充说，它将明显地诱发进一步的“骚动和侵犯美国石油公司的财产所有权的企图”。巴克利的电报归了档。
　　　　两年之后，在1945年，一些不满的年轻军官与民主行动党合作发动政变推翻了委内瑞拉的临时政权，罗米洛。贝坦考特成为新的军政府的第一任总统。在他崭露头角当上旬928　年的一代“的领袖之前，贝坦考特曾在大学的锦标足球队中踢前锋，接着被流放，后来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总书记；当政变发生时，他是加拉加斯市政参议会的一员。发展部部长是佩雷斯。阿方索，他曾经是针对1943年石油法规在国会内起带头作用的主要批评者，他现在申诉说，经应允的平分（50％对50％）实际上算出来约是60％对40％，有利于石油公司。佩雷斯。阿方索对税收法制定了一些重要的修正，进行这些修正计划是为了保证分配真正不折不扣地50％对50％平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接受了这些变动；它的常驻经理阿瑟。普劳德菲特对国务院说，”
　　　　对所得税结构的面上修改，不可能提出有理的反对意见。“总之，1943年的石油法规和佩雷斯。阿方索随后的调整使得委内瑞拉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地租问题来了一个戏剧性的重新分配。作为这些变动的结果，加上生产的迅速扩大，1948年的政府总收入，同1942年相比，增长了五倍。
　　　　佩雷斯。阿方索在另一个空前的举动中决定试图在工业的后阶段生产上攫取一些收入；他说，他要委内瑞拉“收获运输、炼油和市场销售方面的利润”。为了追求这个目标，他坚持不以金钱而以实物的形式来收受应该属于委内瑞拉的部分特许开采权使用费——就是说要石油。然后他转过身来将抵充使用费的石油直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贝坦考特说，这个做法打破了全世界普遍的行业“禁忌”，“现在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一个通过直接谈判可以向它买到石油的国家了。市场销售这个神秘的面纱——在这面纱背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维持着对权利和秘密的垄断——永远除去了。”
　　　　同曾经在墨西哥发生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较大的公司不仅适应地租的重新分派，并且在民主行动党掌权期间同它建立了满意的工作关系。克利奥尔石油公司迅速行动，招收该国国民加入它的队伍；不到短短的几年，它的劳动力中90％是委内瑞拉人。克利奥尔石油公司的阿瑟。普劳德菲特甚至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游说，那时候克利奥尔公司本身被《幸福》杂志描述为“大概是在国外的美国资本和技术的最重要的前哨”。
　　　　贝坦考特也许有一次曾经称那些国际公司为“帝国主义章鱼”。但是他和他的同事基本上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认识到他们需要这些公司，并且可以同它们一起工作。石油提供了60％的政府收入；石油实际上是政府的经济基础。见坦考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