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 作者:丹尼尔·耶金-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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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 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部分地重新开通，到了4 月，苏伊士运河已经清除了障碍，足以让油轮恢复通行。纳赛尔胜利了；运河现在毫不含糊地属于埃及，由埃及经营管理。虽然埃及的领港员穿戴得没有像他们的前任英国和法国领港员那样挺括，他们十分胜任这项航运任务。波斯湾的石油生产者渴望供应能重新运转；科威特曾经由于无法运输石油而生产下降一半。4 月间，美国政府中止“石油上扬”紧急方案。5 月中旬，英国政府结束汽油配给，然后终于勉强采取步骤，指令“英国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这样，苏伊士危机真正过去了。
“艾登爵士”的下场美国参与此事的一个成员后来对危机有这样的记忆：“苏伊士的那几个月真是一段奇特的时光。其中有高雅的喜剧、卑劣的阴谋和深刻的悲剧，但大多数是悲剧——是对个人来说，也是对国家来说。”它对首相安东尼。艾登——纳赛尔称他为“艾登爵士”——来说，构成了他的一个个人大悲剧，他在那时候以前已经积聚了一个非凡的记录，包括预知能力、勇气和外交手腕，但是他的声誉却不光彩地同纳赛尔凿沉到运河河底的一些船只一起沉没了。曾经长期准备担任首相一职的艾登在危机的整个时期中，不断处在情绪紧张的状态之下。互二月，当危机还在火头上时，他的病迫使他去牙买加长期休假，住在詹姆斯。邦德这个人物的塑造者伊恩。弗莱明租给他的一所房子里。他从牙买加回来后，医生告诉他，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去就首相之职。从圣诞节到新年这一段日子他是在契克斯首相别墅里安静地度过的，在那里思考他的未来。那时候他写信给一位朋友，把自己描述为“就是这样不后悔……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很少几个人——如果有的话——把这些事件比作1936年——然而又是这样的相像。”1957年1 月，他提出辞呈。
首批中第一个被告知这个消息的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住在隔壁唐宁街＊号；是文登召他进入唐宁街10号前边的小会客室的。麦克米伦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还能想象他在那个令人难过的冬日下午的情景，看来依然如此年轻、愉快、温雅——这一切典型地体现1914—1918年战争时期他所享有的最佳青春的情景……那次可怖的大屠杀的幸存者往往感觉到他们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像宣誓担任什么职务的人们一样。就是带着这种精神他和我进入了政治。现在，在这些年来的长期服务以后，在他的权威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他被一种神秘的然而无可避免的命运打下来了。”惊愕之余，麦克米伦经过相连的通道悲哀地走回到唐宁街11号财政大臣的住宅。第二天早晨，在11号的房子里，他坐在格莱斯顿的肖像下静静地读着《傲慢与偏见》来安抚他的灵魂，直到一个请他去王宫接受首相大权的电话把他打断为止。
苏伊士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它将在英国文化、政治和国际地位上造成严重的破裂。然而苏伊士事件并不预示英国的衰亡，而是说清楚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些什么。英国不再属于世界强国中的最高梯队。两次世界大战的流血和国内的分裂不仅已经大大地耗尽了它的金库，还消磨了它的信心和政治意志。艾登对他在苏伊士事件上所做的事无疑是对的。几年以后，伦敦的《泰晤士报》谈到艾登时说道，“他是认为英国是一个大国的最后一位首相，也是面对一个证明英国不是一个大国的危机的第一个首相。”这话等于是对一个帝国的墓志铭，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的心情的描述。安全可靠的前途：输油管对油轮苏伊士危机引起了国际石油工业界的深思。尽管运河重新开放通行，石油公司不再相信它们可以倚靠它。各公司和政府之间对建筑更多输油管的问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但是叙利亚封锁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一事已经表明输油管是多么易受阻挡。很明显，油管不是对安全运输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要冒的风险太显而易见了。1956年就苏伊士运河作为颈喉要害进行激烈讨论时，有一点没有予以十分注意：如果运河和中东输油管易受袭击，有一条可供选择的安全道路——绕过好望角的路线。可是，为了经济和实用起见，利用这条路线向西欧供应石油将需要大得多的油轮。可是，在石油工业界的一般看法是，从物质上讲，这样的大油轮无法建造。但是日本造船厂利用内燃机和更优质钢材方面的进步，很快证明是可以建造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常务董事约翰。
劳登回忆说，“在1956年，制造油轮的人说再大的油轮成本太高，燃料费用也太高。
使我惊奇的是，日本人却多么迅速地在制造这些油轮！“它们经证明不仅非常经济，还能提供必要的安全。于是，超级油轮也是苏伊士危机的后果之一，正如英国的影响、威信的衰落和纳赛尔地位的上升一样，是危机带来的后果。正如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很明显，油轮不那么容易遭受政治上的风险。“结束苏伊士问题上的分裂随着苏伊士危机结束，英国和法国方面仍旧对美国人怀着怨恨。1957年初，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尖刻地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于殖民主义、联合国和作为政策行动的言辞的效果怀着童子军式的见解……为挽救他的健康的需要，加上他的天然的倾向，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懒散的（也许是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
在危机期间，美国的重点放在试图提高它同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打交道的地位。
艾森豪威尔本人就非常重视“把沙特国王树为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人物”以替代纳赛尔，并且强调地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说明美国的意图是努力“恢复中东石油在西欧的市场”。除了这个考虑以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支持中东稳定的亲西方政府作为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英国和法国当然同意这些战略性目的。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在于手段，而不是目的。
然而在大西洋两岸都认识到需要愈合苏伊士问题上的分裂。这个过程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大有帮助，即新任的首相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的“镇定自若”逐渐为人所知，虽然他后来也承认在内心里他常常“受到神经性忧虑的痛苦”。他同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一起工作过而且互相维持友谊和高度尊重。当麦克米伦被提名作为文登的可能继承者时，艾森豪威尔把他描述为“一个正直的杰出的人”。不知怎的，麦克米伦的母亲出生在印第安纳一个小市镇里这一点并无损害。麦克米伦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伊士危机上得到了难受的教训之后，他说，“我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握在华盛顿的统治者的手里。”这完全是事实。麦克米伦在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良好祝愿后回答说，“等待着我的头痛的事很多，对此我没有什么幻想，但是三十三年的议会生活把我锻炼得相当坚强，我希望它没有影响我的幽默感。”
中东和石油问题当然是最麻烦和使人头痛的两个问题，再加上与美国的联盟有了裂痕。医治这个创伤的正式程序还得在艾森豪威尔同麦克米伦在百慕大举行的会议上产生。会议是1957年3 月在“海中”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麦克米伦在准备这个会议时，石油问题总是在他脑子里盘旋。他要了一张标明各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位置的地图，也要了一张这些公司本身的“家谱”。石油和中东安全两个题目互相搅在一起，形成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说的那样，关于石油进行了“一些十分坦率的交谈”，包括促进建造超级油轮的可能性问题。苏伊士危机的教训使所有西方国家看到了中东多变的不稳定性；现在在百慕大，英国人强调维持科威特和其他沿海湾国家独立的重要性，它们的统治者看来都十分脆弱，容易发生纳赛尔式的政变。会议双方都同意英国需要尽它一切的可能去保证波斯湾的安全。麦克米伦称中东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天赐财富”，他敦促两国政府合作来取得这个地区的长期和平和繁荣——他说，类似它们在战时曾经有过的那种“共同处理的方式”。
百慕大会议确实弥补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分裂。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都答应互相“自由地”进行私人通信，每星期一封。这两个国家毕竟在中东有共同的目标。
但是正如苏伊士危机已经戏剧性地表现过的那样，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美国的权力而不是英国的权力将取得支配的地位。
1970年，苏伊士危机之后十四年，英国保守党赢得了大选，爱德华。希思成为首相。他在唐宁街10号为艾登，如今是阿冯勋爵，举行了一次晚宴。苏伊士危机期间，希思曾是艾登党内的组织秘书。对艾登来说，他回来作为唐宁街10号的上宾，这个夜晚充满着美好的柔情感伤。希思作了一个机智诙谐和温和动人的演讲，艾登起身即席致答词。他特别为英国人民祈祷上帝——愿他们也许会在北海底下发现“一个油湖”。那正是他们在1970年刚开始要干的事，虽然他们未能及时从中得益来防止爱德华。希思有朝一日又遭到一个能源危机而下台。如果英国人在1956年早知道或者甚至猜测到有这样一个油湖存在，那么那一年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啦。
25、大象
按石油工业的说法，一片广大的油田被称为一只“大象”。到了五十年代初，在中东发现的大象的数目迅速地在增加。1953年，地质学家埃弗里特。德戈利尔写信给一位朋友、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主要地质专家韦林斯，他的公司刚刚连续三个月发现了三只大象。德戈利尔说，“中东正在迅速地进入一种状况，而这种状况在美国则是自石油工业早期以来几乎总是长期不变的，即现在问题所在是市场而不是生产。”他还说，他的公司——德戈利尔和麦克诺顿公司——是当今的主要石油工程公司，正在完成一项秘密研究，为沙特阿拉伯政府调查它的贮藏。1943年德戈利尔按照哈罗德。伊基斯的吩咐曾初次前往沙特阿拉伯，自那年以来，对那个国家的石油贮藏情况了解得很多。德戈利尔知道在这新的一次调查研究中，据报发现的贮藏量远远超过他在十年以前所作出的初步估计。他对韦林斯说，尽管调查结果不致出现“完全像天文的数字，但是其数量之大，可以说把数字再增加十亿桶，对可取得的石油总额来说，也算不了一回事。”
石油工业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多十亿桶或少十亿桶不再有什么大区别。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支配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是异常迅速的增产这个活力因素，它汹涌澎湃，活像一股强大和有点可怖的海面下的逆流，以似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石油工业中每一个人推向前进。消费增长的步伐要是在战后初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消费在迅速增长，而石油的生产甚至增长得更快。
自由世界的原油生产的增长是巨大的；从1948年每天八百七十万桶增至1972年的每天四千二百万桶。美国的生产从每天五百五十万桶增至九百五十万桶，同时世界总产量中的美国份额从64％跌到22％。这个百分比下跌的原因是，石油生产惊人地向中东转移，那里日产量从一百十万桶增至一千八百二十万桶——增加了1500％！
更激动人心的是，在已经证实的石油贮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就是说，人们现在稍有把握地能够知道某一个具体的油田中的石油储量以及可以更为经济地开采出来的生产量。在非共产党的世界里，已经证实的世界石油贮藏量从1948年的六百二十亿桶增至1972年的五千三百四十亿桶，几乎增加了九倍。美国的贮藏量则从1948年的两百十亿桶增长到1972年的三百八十亿桶，但是它在统计意义上是缩小了，因为从占世界总贮藏量的34％降至仅占7 ％。虽然主要增长发生在非洲，但是迄今为止，增长中的大得惊人的部分还是在新的重心——中东——那里的贮藏量已从两百八十亿桶增至三千六百七十亿桶。在1948到1972年期间，增加到自由世界贮藏量中去的每十桶里，有七桶以上是在中东。这些巨大的数字所意味的事实是，一方面世界在快速消耗石油，另一方面新的贮藏量的增加却还要快。1950年，石油工业估计按照目前已经证实的储藏量和目前的生产率来看，世界上的石油足够用十九年。到了1972年，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快速增长、消耗的猛增以及一窝蜂的高速生产之后，世界石油贮藏的寿命估计是三十五年。
中东“大象”的一股劲儿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角色要使劲地加入这个游戏以及造成剧烈的市场竞争——一场永无休止的以削价作为最后杀手铜的战斗。对那些石油公司来说，这种削价是必要的商业决策。但是削价经证明犹似把极其容易燃烧的火种投入石油生产国的民族主义柴堆上去——由于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上获胜，这堆柴在中东已经在燃烧了。
战后的石油秩序依靠两个基础。一个是由四十年代的巨大石油交易所组成，从而建立了在中东经营的那些石油公司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些协议性的安排为了石油储藏量的迅速发展动员了必要的资源，把生产同贮藏量的规模所要求的炼油和市场系统连结在一起，以及发展和保证了必要的大得多的需求。第二个基础是由各公司同石油生产国政府之间的特许开采权和合同的关系所组成，这种关系的中心是得来不易的“50％对50％”分配利润的协定。所希望的是，在这两个基础上将建立起相对的稳定。
石油大公司和石油消费国的政府由于怕可能会出现与希望相反的情况，都不愿从“50％对50％”的原则上退却。正如1954年后期英国内阁的中东石油委员会说的，“为建立石油公司同中东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取得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中东各国政府方面如有任何超出界限的侵占……将严重地损害我们的石油供应系统。”但是对产油国的政府来说，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如果他们可以做到的话，为什么不把税收提高呢？只要他们并不是不可挽回地离间各公司、离间华盛顿和伦敦的话。
当然，伊朗国王是这样想的。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不用担心他究竟是一只小鼠呢还是一个男子汉，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早已私下宣告说，“伊朗命里注定要成为一个大国。”为了满足他的野心和胃口，他要得到更多的石油收入。他又要实行在石油上取得更大的独立性的政策，从而削减和限制各公司组成的财团的权力，这个权力曾是他同摩萨台进行屈辱性的斗争的一个成果。但是他付不起推翻伊朗的基本对外关系和安稳局面的代价。他需要一个对话者。但是这样一个人士不可能来自大石油公司，也不可能来自美国主要的独立经营的石油公司，因为它们都已加入了这个财团。那还有谁呢？
一个欧洲人，一个有他自己的石油事务的意大利人恩里科。马太。
一个新的拿破仑主要大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大官僚公司，而这些公司规模太庞大、太复杂、太稳固了，反映不出任何个人的形象，恩里科。马太便决意要创立一个新的大公司——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AGIP），这家公司大体上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铸造的。他是一个自吹自擂的大胆冒险者，一个雇佣兵，拿破仑式事业家的返祖型人物。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