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 作者:丹尼尔·耶金-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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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实施强制性限额。杜勒斯在同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通电话时抱怨说，“关于国家安全的这个玩意儿完全是装饰门面，弄虚作假。”
　　　　“他们所做的，”杜勒斯继续说，指的是要求强制性控制的得克萨斯人，“无非是试图把油价抬高和使更多的得克萨斯油井进入生产，以及加速新的钻探，而钻探工程只有在油价上涨时才能进行。”在资深者和精明的搞政治活动者中间，产油各州和独立经营者在国会内有强大的代言人。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来自得克萨斯州；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写的，对他来说，“石油和得克萨斯州是不可分割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来自得克萨斯州，对他的选民一样敏感。到了1940年他已经使自己成为在得克萨斯石油富翁圈子中间为民主党政治家筹措经费的关键人物。最强有力的一个参议员是罗伯特。克尔，他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个百万富翁。艾森豪威尔能够看出将要发生的事；他最后对杜勒斯说，“除非行政当局采取某种行动，不然的话，国会会有所行动。”他对总统的否决能否得到支持表示怀疑。
　　　　总统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很高兴，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发泄了怒气，批评“美国的特殊利益者倾向于几乎不可抗拒地迫使像这样的计划得以执行，而这类计划是同基本上要求美国推进世界贸易的增长相冲突的”。然而，四天之后，在1959年3　月10日，艾森豪威尔宣告对输入美国的石油实行强制性限额。在这场斗争开始以来足足十年之后，美国终于采取正式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可以说构成在战后的年月里唯一最最重要和有影响的美国能源政策。那些独立经营的“汲油者”兴高采烈；大公司则为之失望。
　　　　“一个非常健康的国内工业”
　　　　限额制度实行了十四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进口石油不能超过总消费量的9　％。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把限额略加紧缩。后来，在六十年代下半期，约翰逊政府的确作了一些努力把放松限额作为降低石油价格的一种方式，从而有助于抵制由于越南战争而开始上升的通货膨胀。但是基本上，限额制度依然未动。
　　　　石油的输人限额听起来很简单、很直截了当。实在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消逝，对限额的管理越来越错综复杂。说实在，在众所周知的强制性石油输人计划之下，关于分配问题、解释上的争执、寻找漏洞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寻找例外情况和要求豁免等人与人的斗争继续不断。多少年来，计划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和歪曲。一个活跃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不是石油本身的市场，而是石油输入“券”或者说输入石油的“权利”的市场。炼油工业实际上是在挖肉补疮。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同人们所熟知的各种名称如“墨西哥旋转木马”或“布朗斯维尔U　形转变”相比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潜艇袭击油轮的记忆犹新，由于“国家安全”仍是限额之所以产生的目的，因此从墨西哥或加拿大由“陆地”运到美国来被认为比由油轮装运更安全些，同时给予某种优惠和税收豁免，这样凑巧也有助干增进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政治关系。但是在这里有蹊跷：墨西哥到美国没有输油管，而石油肯定不会用卡车从几百英里外的墨西哥的生产中心运过来，因此墨西哥的石油是用油轮运到得克萨斯州的边境市镇布朗斯维尔，然后装上卡车，过桥进入墨西哥绕一个圈子，又过桥回到布朗斯维尔，重新装上油轮运往东北。以这种由“陆地”运输的方式使石油获得完全合法的豁免资格。
　　　　到了约翰逊政府时期，有一位官员把这个整个限额计划称为“一个行政上的恶梦”。它也起了不少深远的影响：按照原来的意图，它在国内石油勘探方面（与在美国境外勘探相对而言）形成的投资水平高于这个计划出现以前的投资。它把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向加拿大倾斜，由于那个国家有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它的另一结果是在美国的维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建成具有大量炼油能力的设施，由于那里的炼油厂在限额方面可以得到出于经济发展理由的特别豁免。最后，这项计划对全球石油贸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如果各公司不能把外国石油纳入它们在美国的系统里（这是它们合并的目的），那么它们就必须去世界上别的地方寻找和发展市场。
　　　　这个计划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在美国，价格比没有这个保护时来得高。再者，限额这个措施使得在得克萨斯州和其他各州的按比例分配的一些制度回到它们可以稳定国内价格的地位上去。说实在的，在国内，强制性限额采用以后的十年时期使人们回忆起三十年代充分实施按比例分配之后的油价稳定的情景。1959年美国油井现场的平均油价是每桶2。90美元；十年之后1968年是每桶2。94美元——无疑是稳定的而且高出东海岸市场上的中东原油价格60％到70％。对比之下，通过关闭美国市场的办法，强制性的控制形成美国境外的油价低于国内。
　　　　尽管有这一切的豁免问题、复杂情况和行政上的恶梦，输入限额的确达到了它的基本目标：为国内石油生产提供充分的保护来对付低成本的外国石油。到了1968年，美国的原油产量比1959年提高29％，1959年是开始采用强制性限额的一年。没有这个保障，美国的石油生产肯定会不升不降或者下降。大、小石油公司都适应了强制性的限额。大公司尽管在开始时吵吵嚷嚷地批评限额措施，最后终于看到了这个措施的好处，它能保护它们自己的国内经营的利润率，即使必须牺牲它们的国外经营作为代价。它们之所以能加快调整是由于其他地方的需求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增长，足以吸收它们在国外的生产量。
　　　　强制性限额计划也给国际上的石油公司上了一课。它们也许持有金融资源，它们也许具有规模和专门技术，但是独立经营的公司有政治门路和神通；那些来自产油地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要对它们的支持作出反应。有时候这一点还必须加以清楚的说明。在六十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拉塞尔。朗不得已对一些大公司的总裁们进行一番说教。他解释道，从各产油州来的众议员“对石油工业的国内部分怀有特别的兴趣，因为那部分向我们的国民提供就业机会，向州政府提供税收，而这些对我们的经济是必要的。”朗要求石油业的总裁们思考其中的含意，“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在海外生产石油的家伙要体会这一点：凡涉及你们在海外的付税信誉或者甚至在海外的耗减折扣，或者对你们海外的雇员的特别纳税待遇等等问题时，你们可以信任的能在这方面保护你们的经营的家伙就是那些对国内石油生产有兴趣的人们。”朗总结他的谈话时说，“拥有一个十分健康的国内工业和尽你们一切力量来为此目的进行合作，这是对你们大有好处的。”
　　　　这些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勉强地吸取了这个教训。

　27、碳氢人
　　　　不论全球政治有多少曲折，不论帝国主义力量如何衰退和民族的自豪感如何高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的趋势是沿着一条迅速上升的直线前进的——这个直线便是石油的消耗。在理论上，如果可以说太阳以能量供给行星的话，那么正是石油现在给行星上的人口提供动力，两者都是以燃料这个熟悉的形式以及通过新的石油产品的激增来这样做的。石油露头了而且胜利了，成为无可争议的国王——以一系列炫目的塑料制品打扮起来的君主。他对他的顺民很慷慨，与人共享他的财富，到了和甚至超过了浪费的程度。他的统治是一个信任的时代，一个成长的时代，一个扩展的时代，一个惊人的经济成就的时代。他的慷慨的赏赐改变了他的王国，迎来了一个“免下车”的文明。这是碳氢人的时代。　　　　爆炸
　　　　1949年到1972年之间，世界能源消耗增长了三倍多。可是，与石油需求的增长相比，还是逊色的，在相同的那些年份里，石油需求增加了五倍半以上，石油需求的增长到处都很迅猛。1948年到1972年之间，在美国，消耗增加三倍，从每天五百八十万桶增加到一千六百四十万桶——除去与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相比之外，其增长的情况是空前的。在同样年份，西欧的石油需求增加十五倍以上，每天从九十七万桶增至一千四百十万桶。在日本，这种增长也同样惊人；消费增加了一百三十七倍以上，每天从三万二千桶增至四百四十万桶。
　　　　是什么情况促使全世界石油的用途激增？首先是迅速和极度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上升。到了六十年代末，所有工业国的人口都享有仅仅二十年以前他们还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生活水平。现在人们有钱花了，他们花钱购买住房，也购买准备在新居里使用的电气用具，配上中央取暖系统和制造冷气的空调设备。好多家庭有了一辆汽车还买一辆。美国的汽车、机动车的数目从1949年的四千五百万辆增至1972年的一亿一千九百万辆。在美国以外，机动车增加的数目甚至更加不可估量，从一千八百九十万辆增至一亿六千一百万辆。为了生产汽车和家用电器以及袋装商品，为了直接和间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工厂必须生产越来越多的供应品，而这些工厂也越来越多需要石油作燃料。新的石油化学工业把石油和天然气转变成塑料制品和一大群化学品，而在每种用途上，塑料替代了传统的材料。1967年的一部电影《毕业生》中有一个难忘的镜头描写一位年老的向一个对自己的前途尚未作出决定的年轻人吐露成功的真正秘密：“塑料”。可是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石油跌价，跌到十分便宜的地步；这也是促成石油消费猛增的有力因素。许多国家的政府鼓励使用石油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以满足社会和环境的需求。还有一个最终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石油市场发展得那么快：每个石油输出国都要提高它自已的石油销售量以便获取更大的收入。这些国家中有许多使用各种刺激和威胁对获得开采权的石油公司不断施加压力，要他们多多生产，这样又推动了石油公司积极地把石油推销到尽可能找到的新的市场上去。
　　　　一切数字——石油生产的数字，贮藏的数字，消费的数字——都指向一点：规模大些，再大些。在各个方面，石油工业变成尾大不掉，因为不论生产或消费，一切的增长都不可能在没有基础结构和设施的情况下达到。无数的新炼油厂建立起来了——由于它们的设计旨在为迅速增长的市场服务和争取规模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新的工艺使有些炼油厂得以增加高值产品——汽油、柴油和喷气式飞机燃油和供暖燃油——的产量，一桶原油的提炼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其结果是，喷气式飞机、柴油机车和卡车以及家庭石油取暖设备陡增。油轮队成倍成倍地增加，常规大小的油轮让路给巨大的适于远航的超级油轮。越来越精致的加油站在整个工业世界的道路交叉口和公路两旁到处出现。“越大越好”的想法也迷住了石油消费者。大马力引擎、装饰着奢华的镀铬尾翼的美国汽车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宽大。行驶八英里就要耗费一加仑汽油。　　　　煤让出了王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繁荣的几十年里，一场新的战争正在进行，虽然不是属于报纸头版上的公报所报道的那一种战争，但是是湮没在每天商业报纸上的一页一页新闻里的战争。保罗。弗兰克尔是一位精明的石油事务研究者，他把它称为“一场运动的战争”。对现代工业社会来说它反映了一场伟大的历史转变。它产生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也对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和模式起深刻的撞击作用。对消费者的心灵、思想和钱包来说，那是煤和油之间的战斗。
　　　　煤推动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煤既便宜又易于得到，它真正可说是大王。十九世纪经济学家W。S。杰文斯写道，“煤不是站在其他一切商品的旁边而是完全站在它们上面。它是国家的物质能量，万应援助，我们所干任何事情的要素。有了煤，任何功绩都变为轻而易举的事；没有了煤，我们又被扔回到旧时代的艰苦穷困中去。”煤王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一直高居王位。可是，他无法抵挡从委内瑞拉和中东汹涌流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遍地球的石油潮水，无法站在原地不动。石油很丰富。对环境来说，石油更能吸引人并且能简便地处置。石油逐渐比煤低廉，这一点成为石油最最可取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特点。使用石油为能量一密集型工业提供了竞争上的有利因素。它也给予改用石油的国家以同样的有利因素。
　　　　潮水首先冲向整个美国。世上尽管有汽车，可是即使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它也主要地仍然是煤经济。不过到了那个时候，煤工业的自身成本结构使它成为抨击的目标，因为石油经过几次削价，比煤低廉，如果按每一美元所提供的能量来计算的话。此外，还有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从煤转向石油，那就是美国煤矿的工潮。由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刘易斯领导的煤矿工人罢工实际上是每年的老规矩。刘易斯的浓眉在全国报纸漫画家中间成了一个熟悉的形象，另一方面，他的好战言词动摇了传统的煤的消费者的信任。他夸口说，你如果能中断煤的生产，你可以使“我们经济的每一部门都停顿下来”。对任何一个担心自己的生产线能否继续运行的制造商来说，对一个为了能否满足严冬电力的需要而焦虑的公用事业经理来说，刘易斯的激烈的辞令和矿工联合会的好战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要求，要他们去找一个煤的代替品。那就是石油，对石油来说不存在这样明显的威胁，而且尤其是燃料油；这种油很大比例是从委内瑞拉输入的。一个委内瑞拉的石油企业家有一次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应当在整个委内瑞拉向公众进行募捐，打算在加拉加斯的中心广场建立一座约翰。刘易斯的塑像——把他尊为对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最最有利的恩人和英雄之一。”和英雄之一。”　　　　欧洲的转变
　　　　煤王的衰落在欧洲似乎另有一个不同的过程，主要是由低廉和容易取得的中东石油推动和促进的。1947年，战后第一次能源危机是欧洲的煤严重不足。对英国来说，留下来的遗产却是短缺这个幽灵。政府深怕煤的供应会不足，开始鼓励电力厂从烧煤转向烧油作为临时措施。1956年苏伊士危机确实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提出一个关于中东石油是否可靠的大问号。在紧接苏伊士危机后的时期内，英国决定着手进行它的第一个核能的主要规划来减少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在工业国家中也讨论了维持商业需要以外的存货的计划——即紧急用途的储存——作为未来石油可能出现中断的一种保险。但是，对安全的担心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欧洲脱离煤的举动仍没有减弱。
　　　　石油胜过煤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环境，特别是在英国。伦敦长期来吃“杀手烟雾”的苦楚，这是烧煤而产生污染的结果，特别是在屋内敞开烧煤造成的。烟雾一降，伦敦的医院都挤满了患严重呼吸道疾病的人。针对这种情况，在禁止家庭用煤取暖的地方设立了“无烟地带”；1957年议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