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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国社会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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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上达皇上)也是这样。最后,终于形成公元7世纪唐律所表达的精湛形式。唐律是我们所知的第一部完整的刑法。汉、隋两个朝代之间的法律家是这套出色的系统法律的创制者。

第三部分 5。汉朝在亚洲的大扩张:蒙古与中亚(1)

    可以认为,草原地区问题支配与左右着汉初整个政策。来自大草原的弓箭骑手之入侵大概不是新鲜事,因为过去这种入侵在公元前4世纪末也曾威胁秦、赵、燕等国(自甘肃至满洲)并导致兴建第一批防卫长城。但是公元前3世纪末,危险却大为增加。秦末起义时期各派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大打内战,在此期间,草原地区一个由匈奴统领的游牧民族大联盟已经形成。

    “匈奴”与西文的Hun是否同出一源,众人争议很多。名称上的相似很可能靠不住。但这个问题对于历史来说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两个时代相隔太远。匈奴帝国的幅员,从贝加尔湖至巴尔喀什湖,往南则至纬线40°附近区域。匈奴帝国,亦如草原地区其他国家,由本籍不同的诸部族组成。其语言属“阿尔泰”族,有蒙古语、突厥语、通古斯语,我们很晚才了解。最强的部族居于联盟之首,其称谓便用以指全体居民。后来的茹茹人、突厥人、蒙古人也是这样。匈奴帝国为冒顿(公元前209—前174年)所创,从公元前204年持续至公元前43年。这年,草原部族开始分化,分为居住在今内蒙古的南匈奴(他们后来归顺中国),以及生活在相当于现今外蒙古土地的北匈奴。冒顿时期,匈奴势力直达塔里木盆地,在冒顿之子老上(公元前174—前160年)治下,匈奴对操伊朗方言的大月氏人横施压力并进入绿洲地带与甘肃地区。这批操印欧语的居民后来慢慢被赶向西边,最后在印度西北边境区域定居下来。根据以上情况,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汉代中国的扩张并不限于蒙古而是向整个中亚推进。

    蒙古与中亚

    公元前100年左右汉朝之扩张

    公元前136年

    开始探索自四川取道云南通往缅甸以及自四川通过贵州走向广东的道路。135初攻福建越国。133拥有战车与骑兵的30万大军远征蒙古的匈奴。130再次致力取道从四川至缅甸、从四川到广东。128进攻匈奴。首战于满洲与北朝鲜。124第一次大举进攻匈奴。123在蒙古发起新进攻。121第二次大举进攻匈奴。120远征云南西部昆明的部族。119第三次在蒙古向匈奴大举进攻并赢得重大胜利。117在甘肃西部与中部分别建立敦煌与张掖两郡。115在上述地区设立酒泉郡与武威郡。112—111远征南越王国(广东与越南北部)并将南越土地分为九个郡。110远征福建越国并消灭之。109远征朝鲜北部与中部。灭云南西部的滇国。108在朝鲜北部与中部建立四个郡。第一次远征中亚。105汉使团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104—101中亚战役与帕米尔战役。102长城续建至甘肃西部的玉门关。101灭锡尔河上游的大宛国(即费尔干纳)。97再战匈奴。90蒙古之战与中亚吐鲁番地区之战。86与82征讨云南西部昆明部族。78远征满洲。77再次出征中亚。72一71攻打匈奴之役。71进入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67远征吐鲁番。60设立西域都护。起义与内战结束了秦始皇当初开创的进攻性政策。公元前3世纪末至前2世纪初之间,长城已弃置不设防。蒙古与鄂尔多斯的游牧居民可以自由闯入华北地带。他们入侵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条自山西北端

第三部分 6。汉朝在亚洲的大扩张:蒙古与中亚(2)

    现今大同地区至汾河流域;另一条通过鄂尔多斯之路及陕西谷地抵达长安地区。公元前201—前200年间,中国军队败绩,于是导致往长城以南总撤退,一直持续至公元前135年左右。汉朝皇帝不得不实行和解政策,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和亲”。公元前198年,中国一公主下嫁匈奴首领单于。汉君每年向单于奉献丝、酒、米、铜币等重要礼品。但自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时代起,汉皇两个主要谋士——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与晁错(公元前?—前154年)便抨击这种和解政策。由于入侵不断、汉人大量叛变,而匈奴的要求日益增加,从而导致态度改变。向游牧居民献礼既加强其实力亦增加其财富。当时中央政权已经巩固,看来可以控制长城以外的入侵之路,而且有可能再度实行秦始皇的扩张政策。公元前133年,朝廷上进行了一场辩论,强硬派压倒妥协派。此外,张骞的著名出使,表明汉人可以在中亚赢得盟友,也有助于后来几年说服众人,即必须实行全面攻势。公元前139年张骞向西域出发,寻找匈奴的宿敌——月氏。他在游牧民族中被囚十年,逃脱后抵达锡尔河上游的大宛国,即费尔干纳。由此再到阿姆河以南的大夏;月氏人便定居于此,当时希腊人称其为印度塞西亚人。张骞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复于公元前115年再度启程至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乌孙人之国(乌孙人为牧马民族),重访费尔干纳,然后至康居与中亚绿洲。他回来时十分相信上述诸国都对中国产品感兴趣,而尤其热衷于至为珍贵的丝绸。他曾说,可以靠礼物争取上述各国为汉朝事业效力。张骞的出使向当时的中国揭示:在中亚与帕米尔以外的地方存在着有关丝绸及其他中国产品的贸易往来。

    看来,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期汉朝对外扩张的诸因素中,不仅是由于中央政权巩固与强大军队的建成,而且由于财富充足、经济增长,后者令中国能在其所有邻国中保持威望。的确,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挺进满洲、蒙古、中亚与热带地区的过程中,外交行动所起作用与军事扩张同等重要。

    公元前127—前119年间,汉朝首先对匈奴发起进攻而且获得胜利。公元前124年、123年与119年,由骑兵、步兵组成的远征军,逾十万之众,向蒙古进发。自公元前115年起,汉皇朝对北部边境实际上已无须担心。公元前108年,在朝鲜北部与中部建立四郡之后,汉帝国从日本海延伸至云南昆明地区,从敦煌伸展至越南中部的岘港地区。

    但不要以为汉皇朝可以到处设立正式行政机构。许多地方无非是汉军守备队伍的单纯挺进。军队控制人口聚居地区中的大道与交通枢纽,而居民的归顺往往是暂时的。汉朝致力于以屯田方式牢牢立足的地方是在甘肃及北方接壤区域。屯田有双重任务:一是通过垦殖与灌溉开发已占土地,二是确保后方的防务。

    甘肃敦煌郡与张掖郡设于公元前117年,武威郡与酒泉郡建于公元前115年。自此时起便大力开拓西北地区。汉武帝时代定居于西北的人数估计达200万。有些数字足可以显示人口迁移数量之大:公元前127年,10万农民落户于蒙古境内鄂尔多斯西北的朔方;公元前102年,18万屯田士兵驻扎于酒泉、张掖两郡;公元前120年,山东西部遭受大洪水之后,70万灾民迁往陕西。人口迁徙次数不少,足以改变华北居民的分布状况,而对于黄河流域人烟稠密地区的农业经济,无疑发生有益影响。

第三部分 7。汉朝在亚洲的大扩张:满洲与朝鲜(1)

    汉皇朝向蒙古与中亚扩张的同时亦大力深入东北(满洲)与朝鲜。其目的是要结束匈奴对东胡人与乌桓人的统治(东胡人与乌桓人分别为蒙古东南部与辽河流域即南满的牧马居民),并同时确保汉皇朝对上述地区商业通道的控制。此外,汉人在满洲的殖民开垦由来已久,起码可上溯到战国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事实上,已经在满洲发现当应属于燕国移民的遗物。燕国京都位于现朝鲜的汉郡

    今北京附近。再者,汉代以前山东沿岸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建立,大概山东与朝鲜之间也一样。山东与辽东半岛只相隔120公里左右(即自西西里至突尼斯的距离)。因此,何以汉人在公元前2世纪末便有步骤地致力于将南满平原与朝鲜半岛并入帝国之内,其原因不难解释。公元前128年战胜东胡人之后就在满洲设立了汉郡。公元前109—前106年间,进占朝鲜的大部分:乐浪郡设于西北,真番郡建于西南,临屯郡立于东北,玄菟郡定于北方,横跨鸭绿江。朝鲜西岸至公元4世纪初一直是中国的土地。朝鲜半岛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汉代古文物是由于当时中国深入其中之故。朝鲜乐浪的中国古墓曾经展示这时期的最美壁画标本,而最近还发现其他遗址。

    北方军事组织

    如果视长城为分界线,将游牧民族与华夏都市居民及耕作者截然分开,则未免流于简单化。华夏世界北部地区构成牧人与农人不同生活方式互相交错、彼此相关的地带。历代所见,时而畜牧发展,耕地缩减,时而定居居民扩张,开发荒芜之地。正如某些牧民部族转而从事农业一样,有些汉人亦接受游牧居民的生活方式。防御草原民族入侵的问题与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背景都有关,因为存在同化现象、外交关系、贸易往来之故。长城不过是范围更广的复杂整体的一个成分,其他方面还包括有:共同防御入侵的结盟部族,驿站,堡垒与前沿驻军,军屯,流放居民开发地,养马,等等。

    由于发现大批书于竹木上的手稿,也由于20世纪以来在汉朝旧边境发掘所见,我们已十分了解汉代军事组织及其在北部边界的防御系统。这类书稿来自蒙古西部的居延地区以及甘肃西部敦煌地区。有报告、通告、报表、士兵信件、法律文本断章等,共约有一万件。均以当时常见的条片状形式出现,每片只书一行字,所涉及的年代大概从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

    在边界附近有两类士兵队伍:一类是务农士兵,称“河渠卒”或“库卒”;另一类是前哨驻防士兵。在防卫第一线的士兵大部分时间用于警戒、巡逻、训练。每个哨所凭借一套信号系统与邻近哨所及后方保持经常接触。信号有红蓝小旗,白天放烟,晚上点火,借助埃及汲水吊杆式旋转长竿使信号清晰可见。信号系统依靠一套相当复杂的密码,能够迅速传递关于军队运动与进攻的信息,相当准确。自公元前166年起便有文献提及这套信号系统。全部收发信息均用文字记录下来。每个哨所首领受当时十分形式主义的行政规例约束,不得不写大量信件并保存丰富的档案资料,不仅涉及军事活动,而且涉及供给与库存兵器:弓、箭、弩、投石器等。士兵在巡逻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平整广阔的泥土地带或沙丘地带以求发现游牧民之踪迹。他们既负责维修房舍,制砖、晒砖,收集燃料,制造弓箭,还担负海关以及警察的监督职责。凡通过边境哨所的一切——人、畜、商品,都受到严密监视。逃犯受通缉时,其准确的体貌特征便会通知哨所。现在证实汉代已使用通行证并应用警犬。通行证还可上溯到战国时代。此外边境哨所尚须适应外交车马队的需要。当时的资料表明:中国草原边区驻军的任务有多种多样。纯军事活动不过是华夏世界与游牧民世界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

    汉代军队按照秦国与秦皇朝制度——即征兵制而建立。健康男子30岁应征入伍,须在禁卫军服役一年,并在自己本郡服役一年,起码京都附近地区其情形是如此。在边境地区,应募士兵则是长驻的,但边境上亦有雇佣士兵。至于汉武帝时期的远征军,其成分则包含大量夷人辅助队伍、汉人雇佣兵以及允许其借服役以减刑的囚犯。此外,汉武帝之后,渐渐倾向于缩减募征队伍。东汉军队便主要由老兵、雇佣兵以及大量夷族人员组成。

第三部分 8。汉人深入热带地区

    汉人扩张至长江以南乃是东亚史上的大事件之一,从其时间之长(延绵3000年)及其伴随的变化来说均如此,如:人口迁移、种族混杂、旧文化消失或变化、相互借鉴等等。古代种族流传至今的无非是某种残余,虽然仍然表现出若干显著特点,但不可能准确反映旧文化及古代种族的分布状况。某些居民似乎已完全消亡。由于中国讨伐与逐渐同化,一些具有独特文明的大酋长国及重要王国已经被毁或慢慢萎缩。唯有考古发掘显示出这类独特文化的若干成分。如滇国情况(其政治中心位于现今云南的昆明平原),汉代资料只简单提及。1956年以后由于考古的惊人发现,顿时显露出来。该国的经济在战国末期及公元前2世纪时均以大畜牧业与农业为基础。滇国与如下部族或居民发生过联系:东面控制四川与广东之间通道的夜郎尚武部族、云南西部昆明各部落、成都平原的汉人。该国紧扼长江上游与缅甸之间的交通枢纽。因商业繁荣,于是一种受多方交错影响的独特铜器艺术得以发展起来,其中最明显、最出人意料的影响可能是来自鄂尔多斯与大草原方面。在昆明湖东南石寨山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一些精美的贝饰青铜器皿,这是王族的护物,上盖饰有浮雕景物,成为关于经济、祭祀与居民日常生活的宝贵证明资料。滇国于公元前109年被汉军所灭。其国君保留称号一直至汉昭帝时期(公元前87—前74年),后来因反叛而被镇压。华夏殖民拓展使此独特文明不留任何痕迹。

    公元前86—前82年,汉族对云南西部昆明部族的征讨使中国一直挺进至缅甸边境。北缅甸的掸国约于公元100年(94年、97年与120年派出使节)向洛阳奉献贡品。

    1924年,河内以南约150公里的清化东山又发现另一处遗址。遗址表明:与滇国差不多同时代的还有另一处青铜文明。那是渔、猎、农三结合的文明。“渔猎农”居民住于吊脚楼上。其特点是使用铜鼓,鼓饰表现宗教场面,其中有以羽毛为装饰的舞者。在乐器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在热带地区使用广泛的口奏管风琴,中国的笙即源于此。东山文明受草原地区与中国的影响均十分明显。外来物品方面,有战国时代的壶、剑以及王莽(公元9—23年)时期的货币。

    滇国与东山的情况,其他古国也大致一样。后者尚无考古发现。福建面向海洋,为高山所隔。公元前3—前2世纪,福建与浙江南部便是上述的独立古国之一。闽(福建与福州河之旧称)的越人是众多渔人民族中的一支。此类居民自古代以来便住在浙江河口与越南顺化之间的整个沿岸地带。秦始皇对此地区的征讨只是临时之举,而汉统治者则于公元前2世纪末以武力深入其中并于公元前110年摧毁了闽的越国。

    自战国时代(公元前5—前3世纪)起,汉朝商品便进入到拥有广大肥沃平原的临海地域(广州地区西江流域及红河三角洲),亦即广东、越南一直至目前岘港附近地带。公元前221—前214年秦始皇南征之后,在现今桂林地区(广西东北部)以及广州、河内设营驻军。但秦朝灭亡后;此地成立了独立国家,掌政家族为赵姓,可能混有华夏血统。该国称“南越国”,按汉语句法,“南越”与“越南”相通。国中人口该是傣族人与孟高棉人的祖先。其主要活动似乎是经商与捕鱼,重要口岸有广州、合浦(雷州半岛西部出产珍珠的地区)以及位于东京湾的一港口。交易的货物为象牙、珍珠、龟贝、犀牛角、植物纤维织品、岛上的奴隶。汉朝远征军几度进入,最早的干涉远溯至公元前181年。公元前113年,远征军深入广州地区与红河三角洲,两年之后南越领土改为汉郡。

    然而汉政权控制的华南与越南热带瘴疠地区,经常笼罩着不安定气氛:树木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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