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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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南越领土改为汉郡。
然而汉政权控制的华南与越南热带瘴疠地区，经常笼罩着不安定气氛：树木繁茂，山地起伏，最易于进行游击战，袭击与武装冲突连续不断。在王莽（公元9—23年）治下的混乱时代以及在汉朝复国初年，汉族向云南、广东、越南北部与中部迁徙，日甚一日，但自公元40年起红河三角洲起义蔓延开来，导致现今整个越南北部、中部以及广东西部合浦地区的居民举兵起义。征侧与征贰两姊妹是这次大暴动的首领。姐姐不久则以王后自居。现今越南将姊妹俩奉为民族独立英雄加以崇拜。不过公元43年，称为“伏波将军”的马援（公元前14年至公元49年）制伏了这次反叛。
第三部分 9。第一次向东南亚与印度洋开放
汉皇朝在广东与越南驻足使中国的影响扩大至东南亚。柬埔寨发现的铜斧是按照中国斧的样式制成的；婆罗洲东部、爪哇西部、苏门答腊南部已发现公元1世纪的汉陶断片。同时，汉郡向南扩展致令东南亚与印度洋诸国第一次与华夏世界直接接触。《汉书》（二十八卷之二）中有一段文字首次记载了公元前1世纪通往南海及印度洋的海路。但这种联系只是在公元几百年后才发展起来，即尾随印度、伊朗的海洋扩张之后；南中国海事发展从3世纪开始。考古发掘（广州地区、广西贵县、湖南长沙等地墓穴）揭示，汉代已进口海外产品：玻璃、琥珀、玛瑙、光玉髓等。陪葬的小塑像证实，当时已贩卖东南亚籍的奴隶。公元3世纪广州地区已开始栽种当时在中国尚属异国植物的茉莉花。公元89—105年之间，印度使节出使汉皇朝廷。132年；第一次提到中国与爪哇岛的正式交往。
印度、伊朗海上贸易的发展无疑是1000多年前亚洲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种发展有如下诸方面因素：航海技术进步，印度、中东与地中海之间贸易增长，佛教广泛传播（佛教为商人宗教，令人摆脱对亵渎的恐惧），欧亚北部通道被切断之时发现产金新国。东南亚各国沿海平原信奉印度教亦源于此。汉代中国曾与罗马帝国东海岸有过偶尔接触也因此得到说明。印度、伊朗贸易的中转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扶南柬埔寨旧国的一个口岸。这旧城遗址有着2—6世纪的遗物，其中发现一枚152年轧制、刻上安多尼努·比约（138—161年）肖像的罗马货币，一枚带有奥里略（161—180年）肖像的货币。《梁史》（520—557年）提到，汉代大秦（“大秦”指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商人经常过访扶南。公元120年，从海上抵达东亚的大秦国舞蹈演员与杂耍演员有一件礼物经缅甸国送至洛阳朝廷。166年，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团员或许是帕尔米拉的叙利亚人，在越南中部海岸逗留，此事中国资料已有提及。另外两个类似的使团，一于226年抵南京，另一于284年至洛阳，也都曾引起注意。
东地中海与南中国的遥远联系，不仅具有令人好奇关注的价值；两地的联系还表明，存在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贸易关系。中国丝绸的吸引力曾大大推动这种联系。
注释
①另一说是下狱自杀。——译注第二章扩张的原因与后果
草原地带匈奴大帝国的日益强盛极可能得力于中国铁器与丝绸的进口，而汉朝向亚洲扩张其根本原因无疑亦因华夏世界的经济增长。汉代中国在外的影响及威望不仅因其经济发展，还由于与蒙古、朝鲜、中亚、华南、北印度等进行贸易引起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从而推动了军事扩张与外交扩张。华夏世界富庶丰足，加之汉朝对邻邦采取赏赐政策，于是使最初的格局慢慢改变，促使“夷人”归附于汉帝国。结果自公元前1世纪末起，已无需继续大力扩张，中国在北部与西北部的移民便呈收缩趋势。
再者，汉朝与其近邻关系的改变以及经济繁荣，引起屯田士兵与小农阶层逐渐解体，这一阶层在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期曾经使中国强盛起来。而经过王莽短暂篡权之后，此时则是财势不断增长的豪强家族成了公元25年重建汉皇朝的推动者。
第三部分 10。贸易与扩张
自公元前4—前3世纪起，秦、赵两国似乎已开展对蒙古及中亚的贸易往来，燕、齐则同满洲与朝鲜有贸易关系，而楚国则与四川、云南通商。在满洲与朝鲜北部的出土文物中，发现许多战国时代的刀形货币（“明刀”）。这足以证明，位于现今北京地区的燕国曾与东北地区有贸易往来。此外，种种迹象都似乎表明：齐国丝绸已运往西域，很可能因有此类出口品，印度才认识丝绸之国。看来“支那”之名可上溯至公元前4—前3世纪。
汉代时期，华夏地区与亚洲大陆不同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增长。许多迹象显示：自公元前2世纪末起，汉朝的扩张，与重要贸易通道的发现或认识大有关系。这种通道将当时华夏世界同华南地区、东南亚、中亚、印度与伊朗接壤地区联系起来。张骞的报告就曾指出：中亚与阿姆河南北两岸居民十分赏识中国丝绸。该报告决定了向塔里木盆地与帕米尔扩张的重大政策。张骞在大夏逗留时，惊讶地发现经缅甸、印度北部运去的四川竹子与布匹。他的发现促使汉武帝讨伐云南以便控制该地区的通道。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广东，发现该处有一种酱料竟用四川水果制成。他由此推断，四川与广州地区（番禺）之间存在着贸易通道。汉朝远征贵州亦据此推论而发。
第二章扩张的原因与后果中国社会史公元前2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加上政治扩张，自然使贸易规模日益扩大，而且使商务、战事与外交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从朝鲜至亚洲中部都设中国驻军，建立外交关系，控制通商大道，从而造成特别有利于商人的局面。汉代草原商队乃是真正的活动城市。公元84年，北匈奴使节向长安进发，单于及其家族的王侯亦厕身其中，随行的还有十万头家畜。公元135年冬，乌桓人袭击商队，夺走河北中国商人所驱车辆千余。边境都市设立了大市集，当地驻军亦参与贸易活动。位于北京西北部即现今张家口的城市便是这类设于边境的大商业中心之一。东汉末期，乌桓人与鲜卑人都到那里做交易。公元2世纪末期，该市因大量逃亡者涌入而受益，逃亡浪潮是由184年黄巾起义引起的。
在这种“国际”贸易中，很难区别清楚什么可以严格视之为私人商业，什么是由贡品构成的官方贸易形式，而后一种财物交换，乃在于密切汉朝与其邻邦所维持的政治联系，有时甚至在于密切家族关系。商人混在官方车马队中，亦受中国驻军保护。有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竟至宣称自己是本国派来的代表。武帝时期汉军打开中亚通道之后，大量中国商人即接踵涌入绿洲地区。总而言之，汉朝的全部对外政策似乎建立在礼品尤其是贵重物品的交换上。汉帝国边境上的中介国家靠交易中国产品（首先是丝织品）致富并提高了自己的威望。汉皇朝消灭这些中介国家，目的主要是发展外交关系，而不在于扩大直接统治。因此，汉人最初常常只限于在商队必经的交通枢纽设立营房，以控制通商之路。不仅在常受草原民族入侵威胁的中亚绿洲是如此，而且在土著部族聚居的中国西南山区亦如此。土著居民的归顺向来并不十分可靠。
第三部分 11。赏赐政策与丝绸贸易
为扩大对邻邦的影响，争取其归顺并造成敌人分裂，汉皇朝实行摆阔与恩施的政策。其高昂费用与一贯性令人感到惊奇。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曾作出如此努力向邻邦赠礼，而且将施赠作为政治手段。汉朝四百年间，草原与绿洲的居民（中国西南山区居民则程度较轻）接受过不可胜数的丝织品（中国的主要商业财富）以及其他中国产品。自公元前2世纪初起，赠品数量已经极其大量，至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愈发猛增，到东汉时代达到最高峰。有些数字可以表明这种增长：散丝（斤）丝卷公元前51年60008000前49年80008000前33年1600018000前25年2000020000前1年3000030000公元91年，赐给南匈奴的丝织品总价值达到10090万钱。同年，绿洲各国收受的丝织品价值为7480万钱。但自公元前2世纪末，张骞第二次出使准噶尔与帕米尔起，中国产品与丝织品便大量涌至中亚，因而失去部分吸引力与价值。
可以估计：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0年之间，汉皇朝每年收入几达100亿钱，皇帝私人收入的80亿钱不包括其中。然而，在100亿钱中，每年耗于赏赐外国居民的部分即达三四十亿。可以想象这种巨大的耗费对中国财富的影响（既刺激手工业生产亦削弱皇朝整个经济）及其对东亚、北印度、伊朗、地中海盆地之间贸易关系的推进作用。
虽然可以肯定地说，华夏产品交易先于秦始皇统一华夏诸国，不过此种交易达到空前规模大体是对匈奴及中亚各国实行赏赐之故。东汉时期，即在公元1—2世纪时，跨越欧亚大陆的大宗丝绸贸易愈益发展，牵涉到中国、中亚、北印度、安息帝国、罗马帝国。著名的“丝绸之路”连接着黄河流域与地中海，通过甘肃各城邑和现今新疆自治区的绿洲、帕米尔、外奥克散、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于阗绿洲，蕴藏丰富的玉石，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路上，似乎曾是丝绸中转大站之一。位于于阗以西的尼雅绿洲发现有后汉丝织品断片，这种丝织品与在巴尔米拉墓（断定年代为83—273年）中发现的丝织品十分相似。而印度则似乎曾常常作为中国与地中海丝绸贸易的中继站。中国丝绸可能制于四川或来自于此地区，自公元前4—前3世纪起恒河平原与印度河平原便知其为支那产品，即秦国的产品。但据考古若干发现所见，汉武帝时期向中亚扩张似乎推动了中国与印度西北部的关系。不过，运抵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丝绸该是直接来自印度河流域。由于安息人尤其是纳巴泰人对商品抽税25％，控制着外奥克散、伊朗与地中海之间的通商，罗马便在公元1—2世纪时，鼓励南路海上贸易，从而绕过安息帝国。此外，已知公元97年汉朝派往大秦（“大秦”指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甘英曾受安息人所阻而无法继续其行程。
虽则中国丝绸大部分运往近东与地中海盆地，但切勿忘记，丝绸贸易事实上扩展至整个亚洲，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一点：除“丝绸之路”外，已经在内蒙的居延、乌兰巴托以北130公里的诺恩乌拉、布里雅特西伯利亚的伊尔莫瓦帕德，以及克里米亚的刻赤，发现丝织布料。
第三部分 12。夷人汉化及其归附
向夷人赐赠，属于有意识的长期政策。最初是想吸引夷人，使之脱离强大的匈奴联盟（此联盟控制整个草原地带与中亚绿洲）并逐渐腐化之，使之习于奢侈生活。
对于来汉宫廷的匈奴首领单于以及中亚各国君主均给予隆重接待并随之赏赐珍奇礼物。归顺长安的单于第一次来访成为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由于这类过于经常的喜庆活动开支太大，中国亦对此感到担忧。公元前3年，汉皇朝拒绝接待南匈奴的单于。公元45年，汉人决定不将贡品制度（对汉皇朝不利而对邻邦较有利）推广至中亚十八国。诸国本已准备向洛阳送上礼品与人质。
授予爵号，皇帝赐御印，对于归顺汉皇朝的诸国在礼遇上承认其地位，以上种种都给外国君主带来不少好处。而与刘氏家族有血缘关系的，则是一种殊荣。通过联姻方式以加强政治联盟的做法，为许多中国皇朝或受中国影响的皇朝所仿效，一直持续至清代。中国历代公主将本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与奢侈品传入外国，使节往来也因公主在其国中而成为必要。但汉代最通行的做法之一是由各国往汉宫廷派送人质。中亚各国君主以及部族联盟首领将自己的儿子派来作为归顺汉朝的保证。众公子在京城凭汉皇赏赐过着优厚的生活，接受中国式教育，往往在禁卫军中或内宫的官府机构中任职。由于他们接受了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回到国内便成为汉朝影响的传播者。人质制度确保了联盟的稳固，而且也成为较易于干预归顺国承继事务的手段。
汉朝结合军事进攻开展外交活动，赏赐丝织品及其他中国产品（匈奴首领的墓穴发现许多漆器、玉器、陶器、铜镜、货币、丝料等），授予爵号，和亲结盟，实行人质制度等，久而久之便收到成效。汉皇朝与各“属国”建立了正式关系。归顺中国的各国居民自满洲至中亚都有。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建立了本籍不一的部族联盟，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瓦解。公元前60年匈奴分成五个敌对集团。公元前51年，匈奴主要首领之一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加速了匈奴的瓦解进程。公元前43年，草原居民分裂为归附汉朝的南匈奴与敌视汉帝国的北匈奴，这是历时近100年发展的结果。近邻部族，即相当于现今内蒙古地区的部族在两个世界当中起了缓冲作用：一方面是定居民族，另一方面是北部敌对的游牧民族，后者一直放牧至贝加尔湖附近。公元前36年汉皇朝终于实际上解决了草原牧人的威胁问题，维持了历时一个世纪的和平。
华夏世界北部边境各族居民的发展并不平衡。西北羌族发展迅速。该族自公元前98年起便向汉皇朝纳贡，是半定居的民族，除农业与商业收入外还加上畜牧与劫掠。而现今外蒙古地区公元1—2世纪时，发展并不显著。蒙古东北部的乌桓人，经常与定居居民接触，很早便受中国影响，而且大量加入汉军，在其中组成骑兵队伍。而其北部的邻族鲜卑人则相反，仍然坚持游牧生活方式，显示出更大的侵略性。他们于公元140年入侵，迫使汉皇朝让出大片领土，156—178年间再度表现得十分活跃。
汉朝统治者赢得接受其保护的主要部族归顺后，便大力扩展对属国的控制。这些属国原来不过是单纯的盟友，保留自身的习俗不受拘束，而且不被课税。将全部接壤地区的属国改为军事领地（“部”），随后又改为一般行政区域（“郡、县”），是汉武帝时期至公元2世纪之间的事情。自2世纪末起，蒙古南部、甘肃、朝鲜、云南、广东、越南北部建立起归附或归顺于汉朝的普通行政区域。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期间，游牧居民进一步全面纳入汉皇朝的趋向愈加明显。各部族内部变化（日益富庶，人口增长，倾向于接受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亦推动此种趋向。约公元前50年，已归顺的匈奴总人口大体为50000～60000人，公元90年，即达到237000人。中国官吏致力于使游牧居民从事农业，这对于汉皇朝是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入伍的游牧居民迅速增加。应征士兵的妻子儿女留在后方作人质，如其亲人叛变，即予处决。
住于内地的夷族既受中国当局剥削也受平民百姓剥削。他们不得不提供劳务、服役而且要缴税。如陕西的匈奴受雇于太原地区富家作雇农，甘肃的羌人被强征去做苦力。自公元前1世纪起内地部族便力图摆脱压在身上的沉重枷锁，他们的起义造成整个东汉时期的动乱。此外，内地部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时，汉人恐其入侵的外蒙游牧居民却依旧领受中国的丰厚礼物，二者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第三部分 13。经济与社会
生产增长、技术进步与商业活动发展构成汉代中国军事扩张、外交扩张与贸易扩张的背景。历史演变的这几个方面的确是不可分割的，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