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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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私产出售，便带给国库30亿钱的收入，足以取消半年谷物税。这些拥有自给自足领地的豪强家族已是晋代与南朝贵族阶级的前身，后者的势力因城市经济衰落而兴盛起来。
自汉武帝临朝与霍光将军专政以来，汉皇朝与近邻居民的关系起了深刻变化，社会状况与政治状况也是这样。汉皇朝已无需担忧蒙古方面的入侵，匈奴势力自其分裂时期起不断衰退。公元前1世纪末班超进兵蒙古与中亚，愈发加速了匈奴的衰落。若干相当汉化并已定居下来的部族处于保留游牧生活方式的居民与定居农民之间，这些部族成了汉皇朝的屏障。北匈奴的危险入侵仅见于公元89—90年。鲜卑人于140年、复于156—178年进犯河北与山西，公元2世纪来自草原的这类强大攻击似乎并未引起严重后果。反之，汉人倒与落户于国内的游牧居民产生严重麻烦，汉人与定居于甘肃、陕西西部及西北部边境的原始西藏居民的关系也是这样。上述居民在东汉时期不断起义，公元2世纪时愈益发展。自107年起，由于羌人反叛，某些谋士甚而主张西北防线从甘肃中部武威市集（在凉州）至陕西西部全面收缩。这些归附汉帝国并大量进入汉军的异族居民，其后人从4世纪初开始组成了北朝各独立王国。
第三部分 18。公元1—2世纪贸易关系的发展
西汉时期为压抑商贾势力而采取的措施到最后似乎收效不大。而至东汉年代，内地与边疆普遍放松，光武帝复国时期专营制度分散，倒使私营商业规模扩大，并使走私活动增加。异邦商人数量从来没有像公元1—2世纪时那样众多，这些异邦人的存在大体是东汉时期外来影响如此活跃的原因。请注意，当时正是欧亚大陆丝绸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就在这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至于走私活动，它涉及可称为有战略意义的禁运商品：主要是铁与兵器。某些考古发现证到实文献上的说法。辽宁北部一个汉武帝时期的夷人墓中发掘出刻有汉文的兵器以及铁制工具。阿富汗塔克西拉博物馆（靠近白沙瓦）自1915年以来展出一件弓弩装置，该古物来自于公元30年后重建的锡尔卡普第二安息王宫的废墟，最近鉴定确为中国制品。再者，汉朝采取的保护措施并未能阻止中国铸铁秘术在亚洲传播。西汉末年的将领陈汤曾确认，伊犁河谷的乌孙人刚学会了制造锋利兵器。似乎费尔干纳的大宛人也一样。可能只是从中国引进了锻铁设备。而在于阗东部尼雅绿洲发掘出的铸铁工场提供了更准确的证明。钢铁制造业应该在塔里木盆地长期存在：其产品于西晋时代（265—316年）输进中国边疆地区。
新皇朝从建立至184年起义的变化
复辟皇朝最初三个皇帝统治时期（公元25—88年之间）是国内稳定、对外扩张的时期。造成王莽篡权的帝后家族及宦官被排除出政权之外。在红河流域与越南中部，马援将军（公元前14年至公元49年）于公元43—44年间扭转了因土著居民暴动而造成的一时的混乱局面。匈奴分裂状态严重，无法利用王莽时期内战所形成的皇朝荏弱，对中国北部已不构成严重威胁。汉时班超（32—102年）常常主动出兵征讨中亚，使汉皇朝于73—94年间重新控制各绿洲。公元73年，在哈密（伊吾）设置军营。16年以后关闭的帕米尔之路被汉军再度打通。不过后来汉皇朝仅于125—150年间才在中亚恢复其统治。
自和帝（88—105年）即位开始，京都的政治气氛日渐恶化。与皇家世系联姻而被称之为“外戚”的家族利用继位幼帝软弱无能再度恢复已失去的权势，如和帝时的窦氏、安帝（106—125年）时的邓氏、顺帝（126—144年）时的梁氏即如此。同时，宦官势力亦稳固下来：135年，准许宦官收养儿子，其权力与财富同时增长。宦官既是大庄园主（有一宦官曾拥有房屋31间，耕地640公顷），又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而且拥有手工艺奴隶。这些宫中侍从出身于下层阶级，却在朝中掌握权势，他们对君主的决策以及国家官吏的任用施加极其有害的影响，于是便招致富豪家族以及出身于这些家族的文官反对。反对者组成了一个党派，却被宦官于167年摧毁，全部成员被解职、流放。但这次失败并不足以使富豪家族泄气，其外省势力丝毫未损。184年农民大起义初期，斗争告一段落。利用农民骚动之机重新掌权的宦官一时间受到削弱，终于在189年被袁绍彻底消灭。袁绍为河南一大家族的成员，他占领洛阳之后，杀了2000多名宦官。
第三部分 19。救世革命者
公元2世纪末年，明显地出现极为严重的土地危机。自170年间起，成群结队的流浪农民已开始威胁各州郡的安宁。而不久，由于黄河下游洪水泛滥，山东、河南交界地区发动了受道家精神影响的大规模救世运动，终于在184年形成令人震惊的黄巾起义。其首领人物是道教派中太平道师祖张角（“太平”表达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的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兄弟张宝、张梁。张角具备宣传与治病的才能（洪水过后瘟疫曾肆虐于黄河下游），是一教会之祖，其信奉的神明为黄老——神话君主黄帝与被神化的老子的综合体。此教派实行军事化组织，184年以后拥有36万武装会众。由张角及其兄弟所组成的三人小组行使最高权力，三人分别为“天、地、人三将”。三人手下有各级领袖，同时负担军事、行政与宗教的职责。此团体以大部分时间用于宗教活动：节庆典仪持续数天，有的称“会”日，有的称“斋”日。在宗教活动期间，参与者公开坦白自己的罪过，并参加集体催眠活动，由于连续不断俯拜而且伴之以音乐，很快便进入全面激奋状态。有时则组织狂欢场面，让男女“相通其气”（“合气”）。逢春分、秋分之际，分发护身咒语与治病神符。太平道教义宣称，疾病乃罪恶之果。这一救世宗教将道家传统、黄老祭礼以及阴阳、五行的宇宙学说结合起来，其信奉的圣书为老子《道德经》以及另一较晚的经典《太平经》。
另一教派亦同时在中国西部发展起来，其组织与教义类似于“黄巾”，但只在四川与汉水上游活动。创始人为张道陵（亦称张陵），被认为是信奉天、地、水三神者。其教派要求信徒交五斗米（由此，以“五斗米道”而得名）。五斗米道信徒也像黄巾一样，运用催眠着魔法，相信符咒效力，相信悔罪效果以及疾病的宗教原因。病人受到隔离，独自居住于小室中。但互助机构看来更为发展：设义舍让行人无偿受用，有过失者罚修道路。此外，个人财产似乎已被取消。
凡此运动所及之处都在甲子岁即184年阴历第二月发动黄巾起义。起义者以头缠黄巾为标识，曾攻下山东、河南各城池，虽然在洛阳遇到何进有组织的反抗。张氏三兄弟起义之初即遇难。三人死后，运动继续扩展，185年进展到山东与山西交界地太行山区，186年抵陕西、河北、辽东，188年达山西。190年间，五斗米道信徒由张鲁（张道陵之孙）统领，终于在陕西南部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第三部分 20。大兵横行的帝国
可以认为，当时皇朝政权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实际权力属于担负镇压黄巾军的各路军事首领，其中一些人还参与189年的政变。这些军事首领有：董卓，原籍甘肃东部的冒险家；袁术，袁绍的从兄；曹操（155—220年），一宦官之义孙，原籍安徽；孙策（175—200年），孙权之兄，孙权于222年在武昌奠定了吴国。189年，宦官被处决不久，董卓率兵进洛阳，拥立汉朝最后一个皇帝——献帝。董卓军和曹操军一样，内有大量夷族士兵。次年，董军劫掠并焚烧洛阳。在这场大火中，皇家藏书、汉室档案丧失殆尽，其损失之严重看来远远超过秦始皇“焚书”。但192年，即迁都于长安的两年之后，因凶暴淫乱而臭名昭著的董卓便被暗杀。自此，曹操势力日渐巩固。他依次消灭华北各对手（例如袁术，他曾于197年建立独立王国），并为新帝国建立奠定了基础，不过新帝国只局限于中原与北部各省。
由于农民暴动带来的破坏，更由于190年以后敌对军事首领之间大战造成的灾害，导致了城市经济的衰退，渭河流域与河南北部尤为明显。这次经济衰退，出现于汉代手工业与都市大发展之后，便成为预示新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与经济衰退的同时，国家解体，军事首领得胜。汉朝末年，便进入中国的“中世纪”。第四章汉代文明
五行经院哲学
汉代，有一种思想大行其道，似乎支配着预兆解释与神秘学说。这是一种基于时空相应体系的哲学，它对宇宙提出全面解释，亦即所谓“阴阳五行学说”。五行与阴阳是存在方式或者是基本力量，依次更迭，经过生成、全盛及衰落各阶段。战国时期（主要在山东）予以系统化的这类观念源于古代占卜学派，该学派乃八卦与六十四卦的解释者。最著名的理论家为齐人邹衍（公元前305—前240年）。他似乎已将其解释体系延伸至一切知识领域：天文、星占、地理、历史、政治。邹衍的基本论旨是将政权更迭与五行的交替联系起来，遵循新克旧的秩序：土—木—金—火—水。
这种学说在秦国统一华夏各国的时代盛极一时。《礼记》的《月令》篇中便有所反映，而《吕氏春秋》也采纳这份文献。《吕氏春秋》被认为是表述完整知识、归纳各派学说的著作，为吕不韦的门客所撰。吕氏是河南富商，秦国君主的谋士，后为秦始皇相国，一直至公元前237年。吕不韦组成私人小朝廷，会聚三千有识之士，有的来自邹衍的故乡齐国，也有原籍赵国与楚国的道士。而更有甚者：秦皇朝时期按照五行学说以及各种要素相对应的体系建立起一整套新的典礼仪式，如四方、星辰、颜色、音律、品德、滋味、感情、脏腑等等。新皇朝成立则标志水德战胜周朝盛行的火德。皇朝一切机构均应与新的水德相协调。水德要用黑色旗，应实行严格法律，须常用六的数字，连契约长度、礼帽形状都应如此。
第三部分 21。多种传统
有人常常强调指出：儒家思想经历法治的秦皇朝蒙昧时代之后已有所更新。的确，汉代中国一贯鼓励学习古典文献。经典文献成为官方思想之源，确立其正统性便至为重要。公元前136年以后，曾创立“五经博士”的团体。武帝时（公元前141—前87年），五经博士共50人，昭帝时（公元前87—前74年）有100人，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达200人。至东汉时期，博士人数更为众多，在朝廷中以及在政治机构中产生巨大影响。在风纪方面，汉朝强调服从尊长，尊重按年龄而定的等级。孝顺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之一，违背孝顺的行为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乡村拜祭土地神的集会受到鼓励，因为这被认为是加强社会联系、在众人心目中明确长幼尊卑的一种方法（再说看来亦完全符合法家传统）。
第四章汉代文明中国社会史不过无需对下列人等截然划分，截然区分则与当时的观念相悖。事实上，战国末年与汉代初期，很难区分阴阳家、巫师、道士以及专研周代古籍的文士——以上学者称谓不同，分别称为“方士”、“术士”、“道人”、“儒”。秦始皇虽则驱逐说客、诡辩家、空论家，但仍然保留代表战国时代不同学派的七十博士，这已预示着汉代的太学。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汉代君皇与掌政阶层既热衷于道家观念及其技艺，也十分关心建立儒家正统。
秦始皇时代道家流派已十分强大，至汉代仍然如此。道教信仰长生术，凭此可以通过各种技巧（炼丹、饮食、性爱、呼吸等）达到保存身体的目的；信仰永生的存在，永生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而且相信位于东海的蓬莱仙岛。山东与河北沿岸的方士在汉代朝廷中维持着其在秦始皇时期享有的声望。道教赢得了惠帝（公元前195—前188年）、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皇后窦氏及至诸文士的赞赏，如陆贾（高祖时代人，公元前206—前157年），他是《新语》一书的作者，书中解释秦亡汉兴的玄奥原因；又如司马谈，他是司马迁之父；稍后还有扬雄（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他曾写过一本道家著作，题为《太玄》。公元前2世纪末道家哲学在淮南王刘安宫中盛极一时。
我们亦熟知道家宗教形式在老百姓阶层中的作用与重大影响。黄巾与五斗米道运动是2世纪末道教最后、最强大的运动。其标志不仅是信仰极乐乌托邦，而且还存在着有组织的道会、祭礼仪式与伦理教育。这些民间流派的影响通过帝后妃嫔等出身平民的人物直达汉朝宫廷。黄巾起义开始前几年已引进了黄老的祭礼，而道教则以政治学说的面貌出现。其目标是要达到社会的完全和谐，“太平”一词指的就是这种和谐状况。
因此不能认为汉代儒家已占有崇高地位，也不能不指出当时思想文化生活的折中性。
第三部分 22。谶纬大兴
最值得注意之点是：这个时代的全部思想都渗透着五行繁琐哲学。据此，秦代与其续后朝代之间并无断裂现象而是一脉相承。如果可以说经典研究及儒学的更新，则这种更新是在阴阳学说影响下进行的，因而情况非常独特。
事实上，五行繁琐哲学曾作为重新解释经典的基础。这类古籍由口头传说保留下来，自公元前2世纪起再度面世。这个新的注释学派的奠基人为董仲舒（约于公元前175—前105年），其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该书包含《鲁史》（《春秋》）解说、公羊注疏以及作者本人的学说，但董仲舒主要借鉴的是阴阳五行繁琐哲学；阴阳五行为宇宙之基点，是道德、社会、政治秩序的本源。
汉代人认为，远古经典是卓越智者的高超之作，内中该包含玄秘的学问，其解诂只能全靠专门家的学派，他们将其暗含意义辗转世代相传。自邹衍以来，天命论大行其道，本是一种神秘之学，倒适应了概括与作总体解释（似乎是该时代的特征）的需要，也符合解诂经典的迫切要求。这些因其过简而往往十分晦涩的文献何以最早作为预言集编成，又何以西汉时代谶纬之书大量涌现就不难理解。谶纬书载有大量关于数目、吉凶预测、天地关系（“分野”）、历史事件、朝代更替等问题的思辨。谶纬书十分重视天地象征图，其中最著名的有《洛书》，传说由神龟献给禹帝；还有《河图》，由黄河之龙马带给神话君主伏羲。据此两图，曾写成两本重要的谶纬书（《河图纬》与《洛书纬》）。
盛行谶纬、预言，运用预兆为政治目的服务，这些现象至西汉末年（即约于公元初年）似乎达到最高峰。上述倾向对科学知识不无影响。当然，观察自然现象由来已久，但自公元前28年起，才系统记录太阳黑斑。这种记录对于当代天文学家而言亦不无意义。张衡创制的世界史上第一部地动仪也在汉代，即在公元132年。张衡设计的器械从理论上而言可以确定地震位置。地震被视为自然紊乱的征兆。据说，曾经测出过甘肃发生的地震。此外，汉代天文器械的发展亦甚为迅速：耿寿昌（约于公元前75—前49年）创制月行图并于公元前52年献与皇帝，公元124年张衡制造出浑天仪。浑天仪有赤道环、黄道环，带中央平面、水平面，132年还配上由漏壶控制的日转装置。
第三部分 23。繁琐哲学与当时现实的关系（1）
五行繁琐哲学真正控制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