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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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9。佛教热（3）
拜祭活动提出一个涉及面甚广的基本问题，即：华夏世界的宗教生活形式如何同化佛教。5世纪末以后，华夏世界表现出广泛的宗教热情，简言之，佛教成了中国的大教，如果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无论哲学与教仪的借用，抑或对得道高僧的崇拜（此种崇拜夹杂对北部中国半胡人君主的恐惧）都不足以解释之。至于地方的祭礼与团体，其活动十分隐蔽，鲜为人知。只有其结果显示出，当时的佛教已成为中国宗教，拥有自己的僧侣、信徒与祭祀场所。
相反，知之较多的是：公元初四百年光景，凭借若干相似之点而从佛教引进的思想与技巧成分受到部分吸收。关于这类借鉴及其相对应的中国事物，可以列举如下：
1．因果报应的佛教教义（通过转世以报偿现世的行为）与个人“分”、“命”的中国观念；
2．四大皆空的大乘教义与玄学派关于“有”、“无”的本体论思辨；
3．佛教的利他主义、纯洁、道德（五大“戒”：谴责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酗酒）与中国的传统道德；
4．寺院生活与哲人避开公共生活、圣者远离尘世的中国理想；
5。佛教的璯珈修练（禅定）法（数呼吸，注视身体、将其视为腐败之物，显现彩色形象……）与道家的通灵出神入定法；
6．佛家法术与中国法术（占卜、医药、巫术）。
印度文献《四十二章经》第一次编译成中文大体始于100年，汉末（尤其是148年安息僧人安世富抵达京城以后）以及曹魏皇朝时代（220—265年）洛阳与长安的翻译活动已经十分可观。虽然如此，但似乎佛教影响最初只限于狭窄的圈子里，即与异国商人聚居地有直接接触的阶层。异邦商人中大概有不少出生于中国而且已一定程度被同化（公元初数世纪好几位译者便属于这类双语文化的移民阶层）。佛教初进中国时唯一值得注意的事实乃是2世纪期间道教阶层在这外来宗教中发现入定凝神的新技巧。由此可以说明何以第一批译著中相当大部分涉及小乘佛教的参禅实践。但只是至300年前后，大乘佛教若干教义才开始深入京城的贵族圈子，其时已晚于西晋皇朝（268—289年间）与中亚维持密切关系的时期，也在284年僧人译家竺法护定居长安之后（竺法护大约于230年出生于敦煌，双亲是印度塞西亚人）。此时也正是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玄学派得势时期。自此时期起，而且在中国高层人员大量迁移至长江流域以后，爱好“清谈”的人士对佛教的四大皆空教义、对通过轮回报偿此生行为及肯定人生的学说才表现出强烈兴趣。由于贵族阶层对佛教抱着纯哲学的兴趣，南京皇朝的世俗社会与早期僧侣团体之间便发生某种渗透现象。掌握华夏高深文化的饱学僧人（当时诠释《老子》与《庄子》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数不少。中国僧人支遁（即支道林，314—366年），可以视为这类饱学僧侣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以至在京城均十分巨大。
第四部分 20。佛教热（4）
这种哲理佛教是玄学派传统与借自大乘经文（《般若波罗蜜》与《维摩诘》经文）的本体论神秘思辨传统的混合物，一直盛行至西晋末年（420年），在中国北部原先并不为人知晓；来自西域的北中国学术传统仅在4世纪末起才开始生根。北部省份的晋皇朝因动乱而解体，胡人国家成立。在此之后，河北西南后赵君主石勒（319—333年）、石虎（333—349年）的朝廷便作为最重要的佛教中心而出现。一位名叫佛图澄的僧人（卒于349年），原籍可能是龟兹，曾因其占卜与幻术能力而受到北中国这两个胡人暴君的赞赏，他是4世纪初年大迁移之后佛教在华北第一次大发展的推动人。这种宗教以拜祭、祷告、巫术以及静修仪式为其特点，得到此地区短暂而暴虐的游牧部族或藏族皇朝的庇护。国家的支持大大推动了寺院的发展以及佛学研究的进步。4世纪中叶以后，长安便成为佛学研究的主要中心。中国僧人道安（314—385年）是佛图澄的弟子，349年应石虎继位人之召赴长安。他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倾心于小乘佛教的参禅法、《般若波罗蜜经》的四大皆空教义以及早期的翻译史（他编成第一部中文佛学著作目录：《综理众经目录》，附简注，凡600题，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他倡导敬拜弥勒菩萨，第一个提出寺院规矩，第一个研究小乘佛教的经院等级，而且也是关心按中国思想传统界定佛教本义的第一人，其影响无论在北方抑或在长江流域都不小。他的长安学派于5世纪初由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继承发扬。365—379年间，道安本人住于汉水中游的襄阳，他与东晋皇朝的佛教中心保持联系，他的好几名弟子后来至长江流域定居。
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
5世纪初，可以视之为中国佛教史上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之一。当时有两个名字大放光彩：一是长江流域的慧远（334—417年），另一是北方的鸠摩罗什（350—413年）。凡是宗教，实际情形都异常复杂。佛教在其复杂现实的一切领域中都赢得自主地位；对印度及克什米尔大教派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更为明确；翻译质量与分量都有显著进步；大乘教派的贡献已不再限于一套哲学概念，虔诚及僧俗相通的精神是这一流派的特点。佛教于是成为救世的大教，而且开始深入华夏世界。此外，5世纪初年，由于翻译了寺院戒律的大典（“律”），开始出现有组织、并订有明确规矩的僧侣团体，中国僧人远游至印度化国家“求法”的人数日益增加。所谓“求法”，也就是向国外大师求教，并带回尚未为人所知的经文。
自华夏世界开始接触中亚、印度、伊朗接壤区域的外国大教以来，上述进程逐渐走向成熟，而上述的进步则是这种成熟的结果。但两位杰出僧人的工作也有助于此，他们是龟兹人鸠摩罗什、中国人慧远。
慧远生于山西北部的一个学者家庭，青年时代就在河南接受经典教育。他受道安剃度，不久便成为其最出色的弟子之一。380年左右，慧远到九江南部名山——庐山定居，在庐山创建了长江流域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东林寺。他与东晋末年的贵族知识阶层保持着联系，而且与鸠摩罗什有书信往来，充满智慧的信件论及教义问题。在寺院传统中，凝神专注是达到禅定（对不可推论的绝对现实的自然思虑）的方法。慧远对这种技巧甚为热衷，指导世俗门徒运用神像，静观菩萨以作为人人可用的专注之法。402年，慧远率僧俗众徒在阿弥陀佛像前聚晤，众人一起表达要在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再生的意愿，大乘教的伟大佛祖即居于此净土之中。此举是众信徒第一次表达共同信念的行动，也是佛教作为普渡众生的宗教而出现的第一个场合。慧远施教的特点看来是要使中国精英了解佛教本质及其与华夏世界宗教传统及思想传统的根本区别之处。
鸠摩罗什生于龟兹绿洲一个贵族家庭，曾到克什米尔研习，该地盛行说因部教派小乘传统与禅定修行法。他在喀什改宗大乘教派。回到龟兹后，被前秦皇朝将领吕光囚禁。吕光将其留于武威（凉州）达17年之久。401年，后秦笃信佛教的“藏人”君主占领甘肃，将这位杰出的僧人控制起来，并于次年将其领至京城（长安）。自此，鸠摩罗什开始组织并主持译经班子，其活动几乎触及佛教庞博经文的各个方面：大乘经典的新译或较准确的重译、关于戒律的经文、小乘教派经本、经院学说与玄学的巨著。鸠摩罗什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将3—4世纪出自大乘而以某种辩证法为基础的中观学派介绍到中国。中观学派认为：从绝对角度看之为真者，就表相视之则为伪，反之亦然；经常运用这绝对与现观的辩证法才可能达到精神上完全解脱，而精神解脱是佛教的目的。
因此，慧远与鸠摩罗什时期标志着博学佛教的开端，即既意识到本身的特性，又具备佛教的虔诚，后来到5—8世纪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广泛发展起来。从5世纪开始，东亚佛教的伟大形象逐渐确立，与大乘教派若干著名经典相适应，如：弥勒菩萨、观音或观世音、文殊师利、普贤、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自此时起，教派开始定形，遂导致6—8世纪纯然华夏式的佛教宗派的产生。
440年可视为北中国政治史与宗教史的重要年份，因为自此拓跋魏皇朝找到了直接通往中亚之路。424—448年间，北魏朝廷曾崇尚寇谦之先师所主持的年轻道教，但在这个短暂时期之后，佛教便逐渐成为一种国教。约于470年，僧人昙曜被任命为佛教会主持，同时形成一个直属教会的特殊居士阶层（“僧祇户”）。京城大同西面著名的云冈石窟与雕塑工程始于489年。494年，都城自大同迁至洛阳，此后洛阳新城便成为亚洲最重要的佛教中心。看来也在这个时期，佛教热无论在北方抑或在长江流域都达到顶峰阶段。当时北魏胡后、梁朝（6世纪上半叶）“菩萨武帝”均笃信佛教，这种强烈的信仰一直延续至武则天女皇帝统治年代（690—705年）。
第四部分 21。宗教、社会与政治
无论自300年左右起贵族集团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北中国石虎之类胡人出身的君主对僧侣的厚礼相加，或是印度经文的首批翻译以及首批人士的皈依，都不足以说明何以存在普遍的高涨热情。中国开始遍地建起佛塔与寺院，石岩上凿出许多佛洞，僧侣数目急剧增加，自4世纪末起出现首批信仰狂热的自尽，而此时发生的现象，不仅规模扩大，而且连性质也起变化。如果要加以了解，则应考察社会形态实况：城乡社区、豪门大族的宾客、汉族社祭团体、广泛的结义社团。皈依首先或主要不是个人信仰问题，而是参与一个信徒团体或僧侣集体。佛教并不取代旧宗教生活形式，而是巧妙地深入到传统模式的团体中去，并按其榜样创建新团体。因此佛教已经完全汉化。围绕拜祭新场所（寺院、殿堂、隐修所、朝圣地）分配社会物质是重要大事，这种变更不仅牵涉到宗教方面，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方面。
南方社会的特点是贵族强大并拥有领地与宾客。佛教在南方便与当地社会相适应。寺院带有领地与附属家庭，便是借鉴世俗社会的形式而来。反之，北方的中央政权则促使佛教谋求君主支持，君主是一切恩赐厚遇之源。从这种社会与政治特点便可说明为何长江流域与中国南方的佛教大中心分散于各处（除南京外，尚有江陵、襄阳、鄱阳湖畔的庐山、苏州地区、南端的广州地区、四川的峨眉山等），而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则大致位于都城。南方高僧慧远公开主张教会离政权而独立，此事并非出于偶然（见其404年的著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而北魏佛教会的总主持人法果（终于419年）则竭力将君主与菩萨现身等量齐观。5—6世纪，中国北方多次出现将佛教会与国家融为一体的明显趋向。隋唐统一后的中国，在宗教政策方面继承这种双重传统，即：贵族传统与国家传统。后来9世纪时则是严厉压缩僧侣人数并加以严格控制的倾向占上风。这种倾向446年在北魏，574年在北周已经显露出来。
佛教会虽然受到政府赞许，但同时也竭力对国家保持其独立性（5世纪初，慧远是提出教会自主原则的第一人）：僧侣不受普通法律管限，既不受刑法所管，亦免于负担公共义务（劳役、捐税、人头税）。此外，教会财产视为不可剥夺的，应予保护，不受任何宗教性禁令所取消。反过来，享受这种特权意味着要遵守寺院规则（剃发、独身、恪守教会戒律），并熟悉礼法与经文。政府一方面赞助这种新教，并倡导佛事行为（授任僧侣，建立寺院，施予各种赏赐，等等），但同时大力对佛教教会实行监督；而自5世纪起，对佛教的信仰极为普遍而且十分强烈，由此竟至引起不小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困难，对此政府往往束手无策。神职过量授予使国家失去部分收入、劳力及兵士；愈来愈大量的农民寻求寺院庇护；借赏赐或假售而占有土地；因建筑寺院、供养僧侣以及安排节庆日引起巨大开支；由于铸造大钟与佛像造成金属匮乏；寺院拥有广阔的山地与耕地，拥有水磨坊与榨油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僧侣拥有潜在权力，与帝室后宫及贵族阶层都保持关系，将许许多多的密谋加以利用；佛教精神（过度开支，中断家庭关系，对国家不负责任）危害传统道德；某些教派具有破坏性质。凡此种种坏事归因于新来宗教凌驾一切的地位，关心国家利益的官吏已常常加以揭露。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曾力图缩减僧侣数目，限制教会财产。于是便出现佛教徒所称的“四次大迫害”（446年于北魏，574年于北周，842—845年于唐代，955年于后周）。前两次“迫害”发生于中国北部，由嫉妒佛教会特权的道教阶层所推动。第三次出现于唐代，当时背景十分不同，即兴起“民族主义”运动，对外来影响实行抵抗。异国影响在中世纪以及在唐代初期已广泛进入华夏世界。
第四部分 22。朝圣
深入中国的佛教传统文献并不统一，而是来自大乘与小乘的不同学派与教派。此外，第一批译本也不完整，而且文字晦涩，内中经常运用借自道教传统的相应词句，有时还插进一些口头解释的话语。4世纪末之后，佛教的异常复杂性已开始进一步为众人了解，这时译文中的缺陷与不足更明显表露出来。远游朝圣的基本原因便在于此。须要确立真正的教义，要从“佛国”带回大量文献。因此“朝圣”一词用来指中国僧人穿越亚洲的漫长游历不算贴切，“朝圣”原指出于虔诚意愿向圣地出游。朝圣活动的重大时期从4世纪末延至9世纪初，在这项广泛的活动中，印度东北、西北佛教史上的圣地与重要场所的吸引力事实上只起次要作用。
中国第一位有名的朝圣者是朱士行，他于260年赴于阗研习，并留在该地直至身故。约于同一时期，著名译家竺法护远游至中亚绿洲，于265年回长安。然而3世纪末至4世纪赴西域的人士，大部分仍未为人知晓。高僧道安，他撰《西域志》之时，很可能利用了当时朝圣者所提供的情况。不过，中国僧人大批至中亚与印度远游，只是自400年左右才开始。法显出游绿洲地区、印度及东南亚，留下了游记，成为第一位著名朝圣者。他于399年从长安启程，其时已年逾60。他大体访问过龟兹、于阗、疏勒、克什米尔、喀布尔、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各城市。他于孟加拉湾港口耽摩立底登船，开赴锡兰，然后至室利佛逝（现中国僧人几次主要赴印求法
今苏门答腊东岸的巨港地区）。412年，他在驶向广州的回程中偏离航向，直达山东海岸。法显带回大量手稿，在南京与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合译出其中一部分。他自己则写下历时15载、途经30余国的游记——《佛国记》，亦称《法显传》，它是这个时代完整保留下来的唯一游记。5—6世纪撰写的笔记，实际上大部分已经失传，或仅留下片断。刘宋僧人法勇带领25名师兄弟于420年启程经四川赴中亚，复经印度洋、东南亚、广州回国。他写的《历国传》保留了下来。但智猛的《外国传》却不留只字。他于404年率领15名僧人离开长安，424年回到甘肃武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写于547年，这部关于洛阳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