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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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厍拗笤撕印⑿私覆郑涫着淳僦皇墙ㄉ栉妓肼逅饔虻牧酱缶┏恰�585年西北建成长达350公里的长城。海上扩张政策是隋炀帝执政的特点（营造舰队，开发扬都，即将现今的扬州作为第二京都，出征台湾［或琉球］，远征苏门答腊巨港地区的赤土国，讨伐越南南方东岸的林邑——后来这里以其印度称谓“占城”而闻名），其实这种政策在隋文帝时代已经开始。第一次海陆远征朝鲜高句丽国（突厥的潜在盟友）发生在598年，即比隋炀帝首次朝鲜之役早13年。但这种强力威慑政策开始日益遇到困难却是在隋炀帝时代：自611年黄河水灾之后，河北、山东的农民纷纷起义。三次朝鲜之役（612年、613年、614年）失利，为此而必须实行征兵，自此之后情况愈加严重。613年，与突厥的关系恶化，同年爆发由贵族组织的第一次叛乱，即杨玄感之乱。
第五部分 2。贵族皇朝：581—683年时期的政治史（2）
李渊（565—635年）在其子李世民（598—649年）的鼓动下于617年起义。李渊是山西中部的太原留守，其职责是防御游牧部族，其子即未来的皇帝唐太宗（626—649年）。李氏与突厥部族结盟，进取长安，并在长安建立新的唐朝。他便是高祖皇帝（618—626年）。
唐朝初年是内部巩固时期：镇压动乱（628年完成）；行政改组；将帝国划分为十大区①（到8世纪为十五区），不久为各区派驻行政、财政、法律督察；立刑法；设土地制度；行税制；建军；办教育（在长安与洛阳两都设太学、学馆，并设府州县学馆）。巩固时期之后接着便是626—683年中国历史上军事大扩张的时期之一。中国军队大败东突厥（其首都位于贝加尔湖以南鄂尔浑河流域），打垮铁勒突厥人，取得蒙古东部回鹘突厥人支持，获得西北部吐谷浑人、唐古特人归顺，消灭吐鲁番的高昌国（该国妨碍长安与塔里木盆地及外奥克散之间的关系），击溃伊犁河流域的西突厥人，开辟并控制绿洲之路。
唐朝在亚洲的威望达到最高峰。东南亚好几个国家，如环王国（占城）、真腊（柬埔寨），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朝鲜的高句丽被粉碎，新罗臣服。唐朝在外奥克散设立中国政区，其干预直达印度北部巴特那地区（605—647年的无恼害国，位于摩揭陀）。
这种异乎寻常的扩张有其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为基础，值得加以阐明。
第五部分 3。唐皇朝的政治经济基础（1）
6世纪末至625年间，完成了打下经济基础与政制基础的伟大工作，没有这一点，中国7—8世纪的扩张则不可能实现。
浩大工程
587—608年间建起了航运水路网，由运河与为航行而整修的河道组成，将黄河、渭水流域与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直达杭州。此水路网于608年再加上一条运河，保证了洛阳地区与北京地区之间的交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大运河。运河全长1500公里，宽约60米。两岸设皇道，大运河
沿途设中继站（自长江北部的扬州至洛阳共有40个）。从洛阳通向长安的路上建有若干大粮仓，其中最大的，位于洛水与黄河的交汇处，可载粮2000万石，即12亿升。营建水路系统有其战略与经济目的，旨在方便华北与长江流域之间统一以后的交通。唐太宗时期（626—649年）此系统只担负运输小量稻米至洛阳（12000吨），当时的大宗贸易是丝绸。但一个世纪之后，长江下游的稻米种植发展起来，运输吨数提高5~10倍。因此大运河在8—9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致使唐朝政权在安禄山之乱（756—763年）后的困难环境中得以维持不倒。然而，虽然在联系洛阳与长安两都长达400公里的河段上进行过施工，但由于黄河水流湍急，以及河南与陕西地区均属山地，因而交通一向并不十分方便，换船势所难免。渭水流域闹饥荒之时，宫廷与政府当局不得不耗费巨额资金迁都洛阳，洛阳的供应较为便利。
长安与洛阳两都约于600年进行大规模重建。隋唐时长安外城自东至西长9。7公里，自北至南为8。2公里。京城呈长方形，南北走向的林荫道有14条，东西走向的有11条，宽70~150米，路旁挖有壕沟，沟边种上树木。上述林荫道划出110个筑墙的坊里，两个有运河通达的大集市，而在京城的北面皇城与宫城分别置于两道围墙之内。但应该指出的是：两都规模的改变始于501年北魏修建洛阳的时代。后汉时的洛阳城不过长九里（约合4。5公里），宽六里（约合3公里），而魏时的京城已有隋代长安的规模。京城的新设计宛如筑上防御工事的大营地，这种设计可否看成是受草原民族的影响呢？至于洛阳新城（其规模仅略次于长安），也按棋盘的格式兴建，与东南首府扬州大致同时代；7—9世纪外国商人至扬州似乎已经不少。隋朝第二个皇帝，曾有意将扬州定为洛阳的陪都。他似乎预感到中国长江下游海运与贸易的大发展。
虽然各城市以及600年前后所辟的航道构成中国7—9世纪的经济支柱，但是在法律、行政、军事等体制方面所完成的工作亦不可忽视，而且也是决定性的。隋代与唐初的立法者继承上溯至曹魏与北魏的悠长传统，善于系统整理前代成果而且懂得为新皇朝提供一个构成其实力的基本要素。
第五部分 4。行政系统
中国的行政机构于7世纪达到成熟阶段。它是一个精巧而复杂的机构，证明其前期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值得在这里描述一下，起码作简单交代。
中国行政制度源远流长，公元前4—前3世纪已经开始，其时高层贵族所担负的宫廷职务已为公职所代替。因此用语上有时仍保留古代官职私人性与家仆性的痕迹。不过，自皇朝建立起，行政机构便趋向于成为相对自主的实体，此机构的意志与宫中形成的集团（宦官、外戚、军人等的集团）乃至君主的专横权力相抗衡。7世纪时行政机器进一步完善，11世纪又有新的发展。隋唐时代长安图
宋代（11—13世纪）以后，以至明清两代，继续朝中央集权方向演变，致使中央政府及各省的权力、自由都受到制约。
唐代中央行政机构占据长安一块方圆4。5公里筑上围墙的土地。该处称“皇城”，位于皇宫南面。行政组织分四个主要机构：
1。政事部门（“尚书省”），下共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2。皇室事务署（“门下省”），起皇诏转达与监察中心的作用。
3。皇室总秘书处（“中书省”），负责起草公文。上述两机构对总政策实行监督。
4。国务会议。参加者除皇帝外，还有各达官要人，他们通常是尚书省六部之首领。
此外，还有不少职务范围较狭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实施行政总监督的“御史台”，其职责是检查各种腐败行为（受贿、贪污、舞弊等），接受民众举报。最高法院（“大理寺”）对有争议的大案件作最后裁决，大理寺唯一有权宣判死刑。另一些机构的任务是主管水路、运河、兵库、皇家藏书、国立学馆（“国子监”）、宫中侍卫、皇宫内务、皇储居室，如此等等。
各省，或准确言之各大区（唐代称“道”，宋代称“路”）的行政组织隶属于中央政府。当时全国领土已作划分。最低一级是“县”，最多只有数万居民。几个县（一般为4~5个）构成州府，其所在地设于主要城镇。这类州府大小不一，大部分称“州”，但有一些也称“府”，按人口密度不同而大小各异（幅员最广的也是人口密度最低的），大致相当于法国中等省的规模。皇朝行政官吏受任于各州府的为数不多，一个县通常只有一两名。因此，朝廷官员就由本地招募的人员辅助。官员在当地就任的时间只有几年，由于是异乡人，因此不得不争取地方士绅的支持，并在执行中央政府指示方面表现出灵活性，但他们作为朝廷命官的身份又使其享有极高威望。
最后，州府之上（有时是幅员甚广的地区）还有若干专门机构，通常具有军事或财政性质，其任务是协调与监督各州府的活动。这类机构由高级官吏执掌。
第五部分 5。司法机构
唐代重要的法律与行政文献依然留存，有些可以部分复原。日本的中国法律史大家仁井田升所收集的行政条例规则就是这种情况。唐朝法典624年初撰，627年、637年重订，653年附上诠解——《唐律疏义》，是留传至今的中国第一部完整法典。该法典的直接前身是564年问世的北周法典，而北周法典则继承曹魏与西晋（268年）的法典，后者不甚完整，比较粗疏。唐朝法典虽然庞博复杂，但逻辑结构严密，无可乘之隙。对此法典及其概念、类别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从未做过分析，而这种分析会极有意义：它肯定能揭示整个心态以及成套独特的概念。唐律基本上以一套轻重有序的刑罚为基础，罪过的严重程度不是按其性质而是按犯罪者与受害者所处地位的关系而定。关于亲戚或疏或密的地位，由亲属关系所要求的服丧时间长短来定；而其他方面，则取决于等级关系（皇帝、各级官吏、平民百姓、处于奴役地位的人等）。法官的任务不是衡量罪责，也不是“宣讲法律”，而相反却是按照法规所提供的范例准确定出罪过的性质，通过类比（“论”），并遵循依案情严格规定刑罚增减的品级表来行事。此外，法官还起预审员与调查员的作用。中国法律的以上特点渊源久远而且反映出关于“罪”的用词与概念在语言与观念上的绝对相等。惩戒等级包含刑罚系列，性质随用刑程度的加重而变：藤鞭、竹笞、苦役、流放兼苦役、绞刑、斩首。唐律与其他法律不同，完全属刑法性质。内载条目500条以上，分为12篇：
1。总的界说、规例（“名例”）；
2。关于侵犯禁地（皇宫、城门、城墙、边境站等）的法律（“卫禁”）；
3。官吏在履行职责时的过失（“职制”）；
4。关于农户的法律——土地、捐税、婚姻等（“户婚”）；
5。关于国家马厩与仓库的法律（“厩库”）；
6。关于征兵的法律（“擅兴”）；
7。侵人与谋财的罪过（“盗贼”）；
8。在斗殴中所犯的过失（“斗讼”）；
9。虚伪与造假（“诈伪”）；
10。具有特别性质的各种法律（“杂律”）；
11。关于逮捕罪犯的法律（“捕亡”）；
12。关于执法的法律（“断狱”）。
第五部分 6。土地法规、军队（1）
7世纪至8世纪上半叶，唐代土地制度显示出其在历史上非凡的独创性：即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土地分配制，保证了税收正常并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终身土地平均分配法北魏时期已经出现，正式采用该法始于486年。但当时是通过大量增加分配而推动干旱地带的开垦，而624年唐朝颁布的土地律令（“田令”）则旨在为每个农户提供生存与缴税必不可缺的土地。当时采用的“均田法”实际上与619年公布的税收法息息相关。后者规定三种捐税，按照古代末期以来的通常做法，捐税针对的不是财产而是人：“租”，缴纳谷物；“庸”，各种劳役；“调”，缴纳布匹（蚕区纳丝织品，如绢，其他地区特别是西北纳麻布）。谷物捐与布匹捐关系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产，新土地规则将其准确区分开来。一方面是大面积耕作的土地（种小麦、小米、大麦），另一方面是小块土地，用于居住、园艺、种桑、种麻，后者为丝绸、布织的家庭小手工业所必需。大耕作地按每户男丁数目划分为“口分田”，而其他土地（数量亦限制）则作为固定财产（“永业田”）。有小量的口分田留给老人、长期病人、伤残人、寡妇、商人、僧尼等。人烟稠密的“窄乡”，分地份额小于“宽乡”。最后，例外情形很多，有一大部分土地不必参加分配，不受律令所定的制度管辖（公廨田、职分田、君主赐地、道观寺院土地、军队屯田、农垦屯田等等）。
上述税收制度与土地制度牵涉各种问题：精确统计人口；了解各区地籍确切情况；划分个人按律令所规定的年龄类别，即婴、小、少、中、老。有人过去长时间认为，由于行政监督繁杂，均田法仅在理论上存在而已。但甘肃敦煌与中亚吐鲁番（高昌）绿洲发现的7—8世纪的手稿却证明，这均田法已实际执行。吐鲁番若干文献记述了按终生分配制回收与赐予土地，而敦煌的户籍册则记下各家庭状况、每个成员的年龄、土地及边界的准确清单。此户籍册编订之时，均田制已走向没落，但尚未消失。
可能这制度只是在旱作地带（从北方各省直至淮河流域）才能真正加以实行：再往南去，稻田形成较难分割的单位，而由于整治与灌溉需要投资，财产意识就更为强烈。但中国的小麦区与稻米区的差别是在八、九世纪之间稻米种植大发展时期才显得突出起来。这种差别至明代（14—17世纪）依然很明显。那时存在着双重税收制度，大体符合小麦、高粱区与稻米区之间的鲜明差别。
7世纪隋、唐军队的核心是贵族：优秀部队由关内（陕西与甘肃东部）及华北其他地区的大家族加以装备并提供军官（其他地区次于关内）。在精锐部队（如禁卫军、御林军）中服役的全是大家族成员。与传统见解相反，6世纪的执政阶层以及出身于此的隋唐时代的统治阶层都不属于文人学士而是具有武士传统的贵族阶层。他们热衷于战事，喜爱骑术，关心畜牧业，凡此种种，都可从其游牧部族出身以及长时间受北中国草原文化影响获得说明。如果没有这个贵族阶层特有的作战勇气、荣誉意识、活动兴趣，隋唐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是不可能的。
诚然，有效的军事体制也有助于军事上的成功。但当初这种体制正是凭借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而构想的：这里指的是“府兵”制，由800~1200人组成，集中于陕西的京都、山西的太原地区（突厥入侵的通道）以及北方边境。北周时这种制度只从习武家族招募人员，似乎至唐代才扩大到农民阶层。的确，意味深长的是：唐初颁布府兵律例曾规定，骑兵要自备马匹并提供部分武器，如果是指普通农民，那是不可设想的。显然，正如历史上其他时代一样，当时军队中职责分明：农民不惯于用马，是蹩脚的骑手，他们不可能与草原战士相比（只有少数例外）。反之，他们提供步兵兵员，善于守卫设防岗哨，能够进占地盘，而且常常被用于粮草生产、运输、信递等必不可少的职务。精锐部队、快速运动兵团，其成员都不是农民，而基本上是归化并已一定程度汉化的牧民，再或是混有胡族血统的汉人、习惯与心态半从草原人的中国人，6—7世纪的情形都是这样。
第五部分 7。土地法规、军队（2）
有一种动物在唐皇朝的进攻政策中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马，背跨配弓箭的骑兵。7—8世纪马匹饲养获得系统发展。如果文献可信，则唐初只拥有5000匹马，为数不多，其中2000匹取自隋皇朝长安以西的赤岸泽，3000匹取于甘肃的突厥。但很快便设立公共马场，并迅速获得成功。因为7世纪中叶，唐皇朝已拥有70万匹马，分布在幅员辽阔的陕西与甘肃的牧场。除上述马匹之外，还应加上私人拥有的马匹，只是数字不得而知。但私人养殖似乎已经在华北，尤其在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大量发展起来。上文提到的“府兵”律例规定：骑士要自备马匹（起码其中某些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