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萃Ａ糁螅�673年在孟加拉湾沿岸靠近今之加尔各答的耽摩立底登陆。他由此抵达摩揭陀，并在那烂陀寺住了近十年。玄奘30年前也来到此寺中研习。685年，义净离开印度，从来时的海路重回室利佛逝，在该处逗留下来，至695年回国。他在洛阳受到武则天亲迎。义净在巨港写下了两部著名的历史著作。692年，他将两部手稿寄发至广州。一部是关于印度与东南亚的佛教状况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另一部是关于7世纪中国求法者赴佛教国家的一系列记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只有唐代另外两个朝圣者的游记留传下来，一为原籍朝鲜的僧人慧超所写，另一为僧人悟空所撰。前者从海路抵达印度，于729年经由中亚回国；后者曾赴现今阿富汗的北部以及恒河流域。悟空于751年离开长安，790年经疏勒与库车绿洲回国。
由于西藏人与阿拉伯人的占据而致中亚之路关闭，842—845年间实行大禁，中国佛教团体因而分崩离析；这想必是赴印度朝圣衰落的原因。最后一次朝圣是在966年由官方组织的，有150余僧众参加，其中小部分经中亚绿洲抵达印度（犍陀罗、尼泊尔与摩揭陀）。他们于976年回国。
玄奘回长安后即于646—648年间翻译了《瑜伽师地论》。他凭自己的宣教与翻译，向中国介绍成唯识论教派渊博而精深的哲学。据此学派，似乎世界是我们意识的产物。不过，玄奘虽然对其门徒影响巨大而且远及日本，但仍然只局限于寺院的精英阶层中。他是个出色的印度学家、严格的语文学者（他曾提出极其严密的翻译准则），看来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他是唯一成功地掌握了广博而复杂的佛教哲学庞大领域的中国人。
唐代引进的所谓怛多罗密教，其影响更为广泛。这个佛教派别以咒语与巫术团体为基础，尤以与象征思辨结合的净化形式而闻名于世，似乎自7世纪中叶起已在印度大大发展起来（自此时期开始怛多罗密教大师便在那烂陀寺传道），并且迅速传至锡兰与东南亚，不久也传至中国，其后还传入西藏。最著名的大师兼翻译家是阿目佉跋折罗（中文名为不空，705—774年），其前驱是两名印度人，分别于716年、719年来华。自756年起，不空在长安译出大量密教经文并在唐朝宫廷获得巨大成功。
密教成为大变动前夕印度佛教对中国的最后贡献。大变动促使华夏世界走上新路并导致僧侣大团体衰微。印度化国家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的漫长时期随着密教派的衰落而结束。774年不空之死象征中国中世纪结束。
然而，还应指出：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并不限于佛教这一丰富多彩的领域。印度的世俗科学也深入到中国。唐代上半叶，来自印度的学者出入于长安与洛阳。7—8世纪，看来已译出大量“婆罗门教”经文，内中涉及天文学、星相学、数学、医学等。但中国数学反过来也影响印度数学。
第五部分 21。唐代中国接受影响与施予影响
外来影响
唐代上半叶，上层阶级醉心于凡是来自胡夷的事物：舞蹈、音乐、游戏、烹调、服饰、住所等等。诚然，自汉代以来中亚及草原地区对华北的影响就一直存在，但自7世纪初大进攻之后，中国渭水流域、黄河流域与蒙古、塔里木盆地以及帕米尔之外地区的接触才愈加密切，当时使节、贡品、传教使团、商队、朝圣僧侣大量增加。汉朝时代，商业城市已设外国侨民区，甘肃、陕西、河南、大运河畔以及广州都有。可以说，当时的华夏文明是国际性的。首都长安成为亚洲所有居民的相会之处，计有：突厥人、回鹘人、西藏人、朝鲜人、于阗人、库车人、粟特人、克什米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僧伽罗人等等，7—8世纪的绘画与陪葬小俑证明当时中国人对这些远方外国人的兴趣。异国人通常皮肤略暗、鼻梁高耸。画作与小俑保留其生动形象，且稍带嘲讽意味与漫画化倾向。外国人、远方文化成分、异国产品等大量涌入（有奴婢、禽畜、植物、食物、香料、医药、织物、珠宝等等）不可能不对当时的风尚产生影响，而且必然以其贡献丰富了唐代文明。例如，中亚与印度的舞蹈、音乐就引起中国社会欣赏趣味的变化。印度音乐经由中亚（库车），还经由柬埔寨与占城进入中国；其中若干成分大概仍保存在日本宫廷音乐中。凡来自中亚的事物都受到上层阶级的偏爱；吐鲁番、疏勒、布哈拉，尤其是库车的舞蹈与音乐都是这种情况。凉州（甘肃的武威）商市出现由库车音乐与中国音乐综合而成的独特音乐，在中国备受赞赏。凉州似乎已成为中亚与印伊世界在中国影响最重要的传播中心之一。
伊朗的影响
来自波斯与印度的两大文明潮流彼此交融并以各自的贡献互相丰富，遍及从阿富汗至阿姆河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广大地区。中亚与中国北部最活跃的商人来自撒马尔罕（中文称康）、弥末（米）、基什（史）、布哈拉（安）。其语言为粟特语，即东伊朗方言，从阿姆河流域至渭水流域的各条路上都可以听到，成为中亚最大的交流语言。贸易通道既已从布哈拉延至梅尔夫，自巴尔赫伸展至赫拉特，便可知伊朗影响已广泛深入中国。唐皇朝推进至帕米尔之外，势必插手伊朗政治。自638年起便提到长安出现波斯萨珊皇朝的使节，而阿拉伯人642年开始的窜扰倒进一步密切了伊朗宫廷与高宗皇帝宫廷之间的关系。甚至遥远的拜占庭也曾考虑过与中国缔交：634年一个拜占庭使团出现于长安。661年，萨珊皇朝最后一位君主佩罗兹避祸于吐火罗（巴尔赫地区），要求中国给予援助以对抗阿拉伯人袭击。次年便组织了远征，一直推进至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并再度将佩罗兹扶上皇座。但这个可怜的国君被迫再次流放，于674年抵达长安，受到高宗皇帝大摆排场的迎迓。高宗赐予他禁兵长的称号。他于674年返回西域，复于708年重回长安，抵达不久即故世。
在7—8世纪的中国艺术与手工艺方面，伊朗的影响显而易见。例如，金银品的锻打与雕镂新方法，原为波斯所创，此时在中国广为流行。又如，看来是来自于伊朗的马球，已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特别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但伊朗的影响尤其反映在宗教方面，当时甘肃各城、长安与洛阳都引进异国的新拜祭仪式。
景教曾在5—6世纪伊朗萨珊皇朝时期广泛流行，推广至赫拉特、巴尔赫、撒马尔罕等地并深入至现今新疆的西部绿洲。大进攻为中国打开通往中亚之路，似乎不久景教就进入甘肃各商业城市以至渭水流域。1625年发现的双语碑铭在耶稣会传教士中曾轰动一时。这著名的石碑刻有古叙利亚文与中文，立于长安义宁区景教会之内，立碑时间为781年，碑中叙述了中国当时最新的福音传播史：631年一位中文名字称阿罗本的波斯人将圣经传至长安，七年后，唐朝宫廷准予宣传福音及兴建基督教堂。这一新教在武则天掌政时期（690—705年）受到佛教徒的仇视，而在玄宗治下（712—756年）却再度受到皇家庇护。景教是伊朗化的基督教，无论教义、仪式、用语都这样。该教属聂斯脱利派，在中国以“波斯景教”、“大秦教”或“景教”而闻名于世。“大秦”的称谓是指其来源地。景教为基督教异端，431年曾在拜占庭帝国被以弗所主教会议所谴责。景教在东亚还来不及广收门徒。842—845年间异国宗教大受排斥，该教亦遭禁止，随后似乎便完全消亡。景教主要从粟特商人与西突厥人中吸收教徒（福音书已译成粟特文与突厥文），后来进入巴尔喀什湖西南面楚河流域克烈部蒙古人以及鄂尔多斯汪古部人当中。关于祭司王约翰的基督王国的中世纪传说，大体为蒙古时代草原地区的基督教提供了根据。元代，蒙古人再度将该教引入中国（元代长江下游的镇江、扬州乃至杭州都有景教教堂），但并无效果。
另一源于伊朗的宗教——摩尼教，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该教于694年在武则天治下被允许举行祭礼，看来已牢牢扎根于回鹘人即定居的突厥人当中。他们自8世纪中叶起，在吐鲁番、甘肃、陕西等地发挥重大的政治经济作用。摩尼教教士的影响大体反映在星相学与天文学方面。他们首次将每日与一行星相联系、七天为一周的历法引进中国，而习惯于将时空四五分的中国传统，则以十天为一旬。9世纪中叶，摩尼教也和其他宗教一样遭禁，而奇怪的是，到十一、十二世纪又再度出现于福建、浙江沿海乃至两省的内地，但却糅合了佛教传统以至部分道教传统成分。这种新颖的教仪推动了组织反叛现政权的秘密社团。不过，摩尼教在中国的影响可能一直延续至15世纪：据说明代开国君主因坚执元代秘密社团中的摩尼教传统而取明朝（1368—1644年）的国号。
至于琐罗亚斯德的拜火教，被阿拉伯人征服后便从伊朗消失，而似乎自6世纪下半叶起，即在北周、北齐时代，便已深入到中国北部。隋唐的军事扩张无疑更增加拜火者的数目：7世纪时，敦煌（沙州）、武威（凉州）、长安（631年建祠）、洛阳都有祆祠。在武威与洛阳的祆祠中，幻术者的表演似乎获得相当成功。中国人在10—13世纪称此教为祆教，后来祆教留下的遗迹不多。
第五部分 22。7—9世纪的中国与伊斯兰
从7—13世纪整个时期，欧亚大陆的两大文明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明。唐朝向中亚及外奥克散扩张与阿拉伯人的大征战正好不约而同。后者将伊斯兰帝国扩展至西班牙，推进至俄国的土耳其斯坦。中国唐宋帝国（唐为大陆军事之国，宋为海洋、贸易之国）与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正好是同时代，属欧亚大陆同一历史时期。东亚与伊斯兰地区似乎经历类似的演变，在城市迅速发展的区域中，军事占领让位于商业活动、文学与科学技术。中国与伊斯兰都同时遭受蒙古人占领的可怕考验：1258年，旭烈兀汗（1218—1265年）军队进占巴格达；1276年伯颜的部队进入南宋首都杭州。
因此，伊斯兰世界与华夏世界的接触始于唐代，一直延续至元代（13—14世纪），其时同处于成吉思汗后人所创建的政治大单元中。
第一阶段接触大概发生于650—750年前后，即阿拉伯人向美索不达米亚至巴尔喀什湖广大地区扩张之时。唐朝在该地区整个政策的目标是对抗阿拉伯侵略军的胜利挺进，但中国与受倭马亚王朝侵略的受害者结盟并未能遏止阿拉伯人前进；642—652年间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被征服；自704年起，外奥克散绿洲被占领，随后阿拉伯人长驻于霍列兹姆、费尔干纳、疏勒等地。745—751年，中国进行反攻。在著名的塔拉斯河之役中受阻于巴尔喀什湖南面。此战役发生于法兰克人在普瓦蒂埃战胜阿拉伯人18或19年之后，标志着中国对外奥克散以及疏勒地区野心的结束。755—763年安禄山叛乱引起巨大危机，中国对帕米尔内外诸国影响的衰退愈发加速。
中国与伊斯兰的接触想必促成若干东亚技术向伊斯兰世界、进而向欧洲传播。纸的情况众所周知：自公元2世纪以来，中国造纸技术已臻于完善，这种技术从撒马尔罕传至巴格达与大马士革，复于10—11世纪从上述地方传至埃及、马格里布，复至穆斯林的西班牙。意大利制的第一批纸张始于13世纪末。如果没有此步中国1200年前这一技术发现的漫长历程，西方世界有可能不知印刷术，也不知近代世界。据传说，造纸技术是751年塔拉斯之役的俘虏教给阿拉伯人的。事实上，中国对外奥克散与波斯的影响早于8世纪中叶。中国造纸商、织布工、金银匠、画师在阿拉伯占领的时候已在苦法（今之卡尔巴拉，位于巴格达之西南）及撒马尔罕定居。
中国军队与阿拉伯骑兵在外奥克散与巴尔喀什湖南面对阵并没有妨碍中国人与穆斯林之间建立政治联系。756年，一支大概由波斯人与伊拉克人组成的军队被派来支援受安禄山叛乱威胁的肃宗皇帝。四十几年之后，唐皇朝与阿巴斯皇朝缔结联盟对抗西藏人对中亚的进攻。798年，哈伦·阿·拉施德②（766—809年）哈里发的一个使团抵达长安。
但这类穿越中亚的外交联系与伊斯兰世界在印度洋的海上发展正同时进行，762年在巴格达奠定基础后，便扩展至东亚。自大马士革迁都至巴格达之后，从波斯湾巴士拉的撒那威港通往印度、马六甲海峡以及中国南部的海上航行便发展起来。中国沿海与印度洋之间的通商与奢侈品有关（到岸时带象牙、乳香、犀牛角、铜器、黑奴；离岸时带丝绸、香料，尤其是福建制造的瓷器）。
8世纪中叶，广州大港为阿拉伯商人的居留地，这个外来移民城市，其内地仍然住着土著部族。全城居民估计约为20万，其中有不少脸庞黝黑的外国商人，如：昆仑人（马来人）、波斯人（即伊朗人，“波斯”一词间或指东南亚国家人）、婆罗门人（即印度商人）、越南东海岸的占人、越南人、高棉人、苏门答腊人等等。正统什叶派穆斯林在移民区中有自己的清真寺，位于广州河南岸。外国人关于广州的最古老见证出自一位穆斯林之手，书名为《中印纪事》，由商人苏雷曼③所撰，成书于851年。
758年，广州被伊朗与阿拉伯海盗洗劫，他们似乎是以海南岛一港口为其基地；稍后，8世纪下半叶宦官受命担任“市舶司”的职务，他们全都贪得无厌，因而一部分贸易转向越南北部以及靠近福建边界的潮州地区。但苏雷曼《中印纪事》写作之时，由于有较清廉的行政规例，广州商业活动自9世纪初起已经再度振兴。879年黄巢洗劫广州城；此事发生的前几年，非洲黑奴在巴士拉暴动，稍后于977年，撒那威为地震所毁，因上述情形，波斯湾与南中国大港之间的贸易复又延缓下来。宋代时期以及中国南部被蒙古人占领之后，即11—14世纪之间，最活跃的港口不再是广州，而是福建沿海的泉州，泉州成为穆斯林商人的“天地”。
第五部分 23。唐代文明的影响
7—8世纪中国在亚洲的扩张，结果是扩大了唐代文明对所有近邻国家的影响。诸如：中亚、蒙古、西藏、外奥克散、朝鲜、日本、东南亚国家。某些中国文化成分已深入到鄂尔浑河的突厥人当中（历算、十二生肖等），至今突厥词汇依然保留着源于此时期的汉语借词。汉族各公主先后分别与突厥可汗、回鹘可汗以及西藏赞普④成亲，将中国经典引入游牧部族的蒙古包，带进拉萨的石筑宫殿。7世纪中叶前数年，唐朝宫廷与西藏王室联姻，遂打开了通往西藏之路，于是中国朝圣者便有可能经由西藏首府以及尼泊尔奔赴佛教圣地。第一位下嫁赞普的中国公主641年抵达拉萨。651年玄照、7世纪下半叶玄太，两人赴印度便经由此路，此外大概还有其他人，只是没有留下名字。奇怪的是，虽然印度比中国更近西藏，但8世纪下半叶佛教影响深入西藏首先是来自中国而非来自印度。
此外，不应忘记：唐帝国在整个亚洲的巨大威望，部分归因于它是佛教的伟大策源地之一，有其大雄宝殿、著名的朝圣活动以及杰出的“法师”。唐皇朝对这一大教以及其他异邦宗教的宽待想必并非毫无政治考虑。
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唐朝时代，中国影响在日本的传播达到异乎寻常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