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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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锐部队划分为三支不同的队伍，均置于枢密院统辖之下。从10世纪末至1126年女真大举进攻，宋军（驻扎于首都附近的称为禁军，在外地的称为厢军）不断衰落而兵员却膨胀起来：975年为378000人，至1045年已达1259000人。1068—1085年王安石进行改革（解雇，设立乡兵与藩兵，经常训练军队）使局势有所扭转，但12世纪初，宋皇朝又再度保持臃肿而又无效能的军队，而军费开支却耗掉大部分预算并且造成经济困难。参与963—979年征战的军队曾拥有众多原先为牧民与山民的队伍，而这时宋皇朝则不可能征集这些可贵的助手。再者，自从牧区被西夏帝国占领以来，中国军队便缺乏马匹。王安石试图在农业地带（主要是黄河下游流域）养马，亦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华夏世界11—13世纪依然是军事技术获得显著发展的时期。这种进步乃至改变了战争性质而且对世界历史也产生深远影响。追求、创造、实验的精神是当时的时代特点，上述进步与这种精神大有关系。
招兵仍然要遵循若干客观选拔原则：未来的士兵通过一系列关于身体素质的测试（跑、跳、视力、射击能力等）而被挑选出来，按身材高矮排列，身材高大者调到精锐部队。与此同时，特种部队大量增加：带纵火武器的士兵、坑道工兵、弓弩手等，这种士兵不按上述排列法。攻城战的理论与技术都大为发展，同时自10世纪末起便对军备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一些新型武器已经设计并制造出来，如：弩炮、连射弩、装甲车等。新发明受到奖赏鼓励，新武器先行试验，然后由军械库成批订货。1044年曾公开发表一部关于军事艺术的著作——《武经总要》，书中提到好些新发明，其一是煤油喷火器，内中的装置有双动活塞，因而可以连续喷火。
自1126—1127年起，宋朝偏安于长江流域，由此促进了海军的发展。海军基地设于大江沿线与海岸。还应一提的是，当时已使用桨叶船，靠脚踏盘式连杆推动。有些船拥有的叶轮达25个。在1130—1161年的对抗女真族的海战之时便已提及此类船只。不过这种类型的快船自8世纪起已有人证实其存在，其历史可能上溯到更远，而1543年欧洲才第一次试验桨叶船。
但宋代中国之所以在人类通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主要是由于发明火药并将其改进而用于军事目的。
第六部分 7。火器
1044年问世的《武经总要》第一次提到火药配方（炭、芒硝、硫黄）。至1285年才在欧洲的文献中发现同样的记述（第一次提及火药的是1267年罗杰·培根的著作）。此发明的起因是唐代道家阶层炼金术的探索，但904—906年间很快便用在军事上。当时出现了称为“飞火”的纵火投射器。自《武经总要》年代起，火器种类益发繁多。事实上，《武经总要》已提到放烟纵火的榴弹，发射“飞火”的投射器，而且还提到霹雳火球。1161年在安徽采石战役中就已使用霹雳炮，致令宋军对女真之战赢得胜利。13世纪初，蒙古人大量使用带有金属外壳的炮弹——“震天雷”与“铁火炮”。他们在13世纪末企图入侵日本时就曾运用这种火器，其时日本人称之为“铁炮”。初期使用火药的历史表明：首先利用的是火药的燃烧与放烟特性，但很快便运用其爆炸能力。第三阶段该是过渡到利用火药作为导管内的推动剂。这类装置已知的首批试验始于1132年，是臼炮或火箭之类，由厚竹管或木管造成（因使用大量芒硝而减低火药的爆炸力）。中国人首先发现火箭原理，将点火之箭装于竹导管上。1280年前后，在宋军与蒙古人的战事中出现第一批铁管或钢管的火器，有人创造出“铳”的新名词以称呼这种武器。
因此，13世纪末传至欧洲的不仅是火药合成法，而且是能用它作为导管内的推进剂的构思。这一构思是东亚长期探索而且曾做大量实验的成果。传递途径似乎经由伊斯兰国家（在安达卢西亚植物学家伊本·阿尔贝达尔的著作中，芒硝的阿拉伯语称为“中国雪”，波斯语称为“中国盐”，该作者1248年终于大马士革）。传说还认为，1241年蒙古人在匈牙利绍约河的战役中已经使用火器。14—15世纪火器的发展对欧洲历史进程的影响众所周知：它促进了中世纪武士贵族阶级的衰亡。反之，新武器发明对华夏世界的社会、政治组织却并不产生任何影响：它只是充实国家军队中的各式军器；这些军器亦同时获得改进。为什么火器在中国并未得到系统发展，这一点大体可从东亚（尤其是明代的蒙古）的战争总条件加以解释。
此外，还应指出：欧洲出现火器之前，已采用配有平衡锤的投射器，使攻城技术发生重大革命。这种武器对防御工事几乎与炮击具有同等威胁力，它是中国使用已久的武器（炮）经阿拉伯人之手的改制品。其威力与推进速度通过作用于长柄操纵杆的平衡锤而取得，而不似亚历山大或拜占庭的投石器由绳索缠绕或弹簧张力得来。
第六部分 8。新社会：食利者阶级
由于各种因素（农业生产增长、土地收入提高、教育开展、国家需要官吏），导致11世纪受过教育、略有盈余，乃至十分富裕的家庭大量增加。当时出现一种新型的人、新型的心态、新型的社会政治制度，靠地产收入为生的食利者阶级是其基础。自汉至唐，在本地或在朝廷有影响的大家族均趋向于形成只关心自己族谱的封闭性贵族阶层。华北某些家族，其声望归因于军旅传统或来自于其中若干成员的显赫战功。这些家族都拥有产业，倘若不是纯粹的游乐园或乡间邸宅，则都能自给自足，其产品也多种多样。领地中有果园、磨房、鱼塘、工场、榨油作坊等等。这类庄园必要时还加设防御工事，防止抢劫、暴乱，有时甚至用以对抗国家之命。汉末与南朝诸国都是这种情形。至于乡村士绅与其手下人（“客”、“部曲”、“奴婢”）的关系，则属于家长制性质。惯例与法律均承认这种主客、主仆关系。
8世纪口分田制度衰落，转而主要向耕地征税（在这之前按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核计税额，因而要限制大产业并把土地分配给小农），水稻种植飞跃发展（大体新税制乃基于小麦与水稻混作区的特有条件而制定），尤其是农产品投放商业市场，上述种种情况带来深刻变化。唐代下半叶，大家族与寺院的庄园日趋扩大并蚕食农民土地。但这种总趋势，受征兵制过渡到雇佣兵制的推动，于10—11世纪已告终结。自此，自给自足庄园、封闭式贵族阶级、中世纪式主客关系，已不再盛行。而大行其道的主要是租赁、雇佣劳动、地租，亦即能使某些家庭生活于城市舒适环境中的固定财源。虽则新社会亦如先前社会，都以剥削弱者为其基础，但奴役意识与机制则不同。此外，掌权阶层已大大扩充，这阶层是指通过受训、能够成功地执政并能在地方上实行统治的人士。其家庭通常有一正室、一偏房、十来个儿女。再者，大地主极少在乡间居住。他们都有自己的管家（“监庄”、“干人”、“干仆”），由管家与佃农及农业工人打交道，掌管产业。这类产业有时包括好几个村庄，连成一片，也有由几块土地组成的。通常为佃农提供住房、工具、种子、耕畜，业主主持佃农的婚姻。但全部预支均收取利息，利率视借贷性质不同而异：一头耕牛付1/10收成，住房与工具付1/5，金钱、种子、谷物等的借贷按月付10％。农村集市与大庄园的住宅中心往往同在一地，由于经济增长便形成大市镇（但许多依然保留“庄”的称谓），于是使大商业网点更为完整。
第六部分 9。土地问题
乡与里由多个村庄（“村”或“庄”）组成。在乡里中，政府将“主户”与“客户”区别开来。主户拥有小片土地，按其面积可分为五等（中等，即第三等有100亩地，第四等50亩，第五等20~30亩，少于维持一个农户家庭生计的必需），主户都要缴税。客户没有土地，仅由佃农与农业工人组成，不必纳税。富裕的农户，即第一、二等主户提供卫士（“弓手”），卫士的任务是维持公共秩序。富裕的主户还推出驻县衙的乡里代表。这就是“三役”：乡里长、税务员、警务员。但大地主事实上不受此等级划分，也免于劳役与纳税，上述义务全由小农承担。
无疑，上面勾勒的概貌并非全部地区都如此（长江下游南方广大水稻产区的大产业比华北多得多），也不是宋代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这样。但可以肯定的是：11—13世纪经济因素的自然作用加剧了贫富悬殊并使农村的社会关系更为紧张。1069年开始实行的变革，其中部分起因是小农负担与大地主特权之间的反差从未有如此明显。1064—1067年间，据估计，2400万公顷的耕地中，仅有30％需要纳税。但是，虽然1068—1085年间王安石任宰相时进行的大变法为小农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反偷税漏税的斗争使情况相对改善，但在宋徽宗年代（1101—1125年），局势复又进一步恶化了。
当时浙江内地爆发了一次短暂而严重的起义。起义地区产茶、产漆、出造纸桑树与柳杉，而且江西与福建之间的贸易由此转运。这次起义因开封皇宫征调而起，由一秘密会社发动。会社的教义以佛教为基础，间杂摩尼教的影响。信徒严格素食，崇拜魔鬼。起义者由方腊率领，装备极差，杀显贵、富人、官吏。起义后一年方腊被俘，暴动遂告结束，在会社的成员中出现集体自杀浪潮。
在1126—1138年的大崩溃期间，湖南洞庭湖地区遭受女真族入侵，还受到腐败官府敲诈勒索，同时饱尝半官方半私办的地方军队的洗劫抢掠。地方军队为抗击入侵者而建，令人联想起我们中世纪的“大部队”。1130年爆发由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钟相具有作战、巫术、行医等多种才能。据说钟相曾发表过如下颠覆性言词：“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钟相不久即遭逮捕并被处死。但其队伍日益扩大，并在洞庭湖泊设防驻扎。钟相原先摧毁性的均贫富起义，转变为单纯的抢劫掳掠。为了消除这一有碍于对女真组织防御的祸患，于是发起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一直持续至1135年，最后一年由名将岳飞负责指挥。
整个南宋期间，因土地集中到少数特权人士手里，乡村局势只能愈来愈恶化。宋金缔结和约，最后定下两国边界。此后，位于淮河以南的整个稻田地区再度获得开发。该地区曾饱受1130—1140年的战争之苦。但事情只对富家地主有利，只有他们拥有必需的资金。13世纪中叶，长江以南的农村，太湖周围的大生产区，形势到了一触即发之势。税收极其困难，首相贾似道（1213—1275年）试图进行重大变革，变法在中央机构以及在有大地主代表出席的国务会议中遇到强烈反抗。贾似道的方案主要是将土地限额定为500亩（约为27公顷），由国家出钱购下剩余部分的1/3，以便设立“官田”，官田收入用于战事开支。自1263年至贾似道死时，变革方案只部分执行。宋代末年，长江下游20％的土地已改为“官田”。蒙古人将其没收分给可汗家族的王侯或是将收入用于驻防队伍。
总而言之，自唐代末年起社会经济条件导致佃农与农业工人阶层的发展，这一阶层比前代的依附阶层更接近当代的阶级。
自从联系城乡、州府的巨大经济潮流冲击农村以来，乡间对物价变动更为敏感。虽然被剥夺土地或无收入来源的农民数目在农村与日俱增，但贫苦大众亦找到新的生存手段。自10世纪以来，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招募大量贫苦人。手工业设施规模庞大，劳动力充足，有时技术水平甚高，在若干部门中已呈现出工业的势头，它吸收的无产者比唐代的盐田与国营工场多得多。矿山、冶金、陶瓷、造纸、印刷、盐场尤其需要劳力。不过农村剩余人员主要流向大商业点，它接纳所有靠城市小职业为生的流动人口，诸如：小店、客栈、酒馆、茶楼的伙计，挨户兜售的商贩，江湖艺人，且撇开扒手、骗子、盗贼、妓女、男色等不提。最后，富家与巨贾私邸（开封、杭州两地为数不少）收留极其大量的奴仆，其职责不一而且十分专业化，均由管家指派。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新鲜事物，可从几方面加以解释：农村经济变化、商业与城市发展、富家或小康之家数量增加。
第六部分 10。城市飞跃发展
的确，宋代的特点乃是出现比唐代多得多的大小商人的驳杂阶层而且商业大中心亦发展起来。人口众多、异常活跃的城市大量增加，不仅内地，尤其是长江沿岸如此，而且边境地区（近现今河北保定的雄州、近甘肃东部天水的秦州）、沿岸地区（浙江的杭州、温州，福建的福州、泉州）也一样。
开封是自907年起相继立国的五代之首都，也是960—1126年的北宋之京城。开封的例子很可以说明9—11世纪的城市发展史。
第一道城墙始建于781年。但，自9世纪起，商店、工场、客栈已设满南面、东面主城门口的大路之旁。市集自发设立，这种商业活动避开当局的监督。政府机构对城内工匠、商人所用的场地实行控制，7世纪的长安就是这样。这类城外市场沿城而设，在唐末大量增加，以“草市”而闻名于世。开封于918年成为首都，很快便受城围局限。954年建成外城墙，而不久城厢（“厢”的称谓是因其与厢房相似之故）依然在第二道城墙外围兴建。然而，倘若城市发展并不带来触及城市性质的变化，围绕旧城核心的拓展则只有相对的意义而已。长安以及7—8世纪其他重要城市首先是贵族的行政性城市，这些城市的当局竭力严格控制一切商业活动。而开封则是民间居民点的第一个榜样，城中的商业生活与娱乐活动占极大比重。自此时起，政治机构及其人员便直接与典型的城市居民接触，其中大部分为平民；与此同时，商业大发展正打破一切旨在保留城市贵族性质的旧规矩。自1063年起，开封取消宵禁，晚上居民可在城中自由走动。商场与娱乐场所（“瓦子”，即游乐社区，后来在杭州大为发展）彻夜开放。而将商业、手工业活动限制于特定坊里的规定似乎在此之前早已取消。店铺、工场设于全城，坊里已去掉原先的围墙。于是城中认路不再靠坊里称谓，而是靠街道名称。前者出于官府，后者来自民间。街道成为中国新城市的典型事物之一。从前城市坊里与乡间村里没有任何区别（直至唐代二者均称“里”）。自此，从生活方式及居民类别而言，城市居民点显然大别于农村。
社会流动性更大
11—13世纪的人较之于唐代、六朝或汉代更经常也更乐意流动。事实上，商业大潮流带动着人流：船夫、搬运工、水手、商人，间或定期长途往返。官吏数目大增，也是非流动不可。官员不能在本土就任，在同一职位的任期也不能超过三年或四年。最后，农村生活困难，城市小职业数量与类别繁多，作为财富中心与娱乐中心的城市富于吸引力，凡此种种都促使游民与贫农流向大居民点。再者，交通工具舒适而价廉，到处都能以低价租到大车或船只。
在这个比前代更为流动的社会中，失败挫折是经常发生的事。不难了解，新型关系便由此发展起来。无论是上层阶级或是市井民众都倾向于联合、结社。愈有孤立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