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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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比前代更为流动的社会中，失败挫折是经常发生的事。不难了解，新型关系便由此发展起来。无论是上层阶级或是市井民众都倾向于联合、结社。愈有孤立危险的，愈需要互助的，结社倾向就愈强烈。官员中的派系之争以及将保举人与受荐人联系在一起的推荐制度，由于株连关系，能够使每个人出乎意料地完蛋、垮台。官吏中的同窗、同科、主考与考生、师长与门人等，保持着牢固持久的关系。所有阶层，民众、士人、行商，在同乡里、同地区的人士中组织会社（“会”）的风气普及起来。由此，若干地方祭礼仪式传播至远离本土的外地便不难解释。最后，由国家控制的市场体制衰落，店铺、工场分散到市内各处。从此，商人、手工业行会（“行”）的发展正适应同一职业人员协调与共同防御的需要。“第三部门”活动大量增加则是这类同业公会惊人专业化的原因。

　　　　互助的必要性亦与士大夫阶级大家族的巩固有关。士大夫家族，从其组织、成分以及道德准则而言，乃是宋代的新生事物之一。变革家范仲淹是为这类家族订出特别规矩的首批人士之一。他曾著家训集，创设“义庄”，即设立不能转让的特别地域，其收入用以保证家族的共同需要，尤其是教育孩子的需要，并用以救助境遇不佳的成员。“义”一词，大致可译为“正义、公益”，事实上适用于举凡涉及互助与免费救济的关系。

第六部分　11。经济大发展：粮食增长

　　　　8世纪，由于采用插秧方法而且出现耕作与灌溉的新工具，因而长江流域与华南水稻区开始发展起来。随后的几个世纪，水稻田继续发展、巩固、扩大；此事无疑是当时东亚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它是第二股活力，东亚文明有赖于此。吴哥国（与宋朝同时代）的全盛时期也是在11—13世纪之间。水稻种植可使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随后还促进人口高度集中，今天的爪哇、越南红河流域、中国东部某些地区正是这种情形。水稻种植提供了多余的储备粮，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对于文明发展，亦即对于社会政治组织、工艺、技术、思想等的发展，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宋代有一俗语说：“苏（州）常（州）熟，天下足。”长江下游南部平原生产过剩促进地区之间开展交换，农产品商业化，手工业兴旺，大城市发展。10—13世纪期间，中国人口经历历史上第二次大增长，从8世纪中叶的5300万左右，似乎已增至近1亿之数。

　　　　11世纪水稻种植继续发展。1012年后，冬季成熟、可以一年两造的早熟稻品种从占城（越南东南岸）引进，中国当局加以系统推广。这一品种称“籼”或“粞”，扩种至太湖地区、福建乃至江西，不久便使其耕种面积增加一倍。明朝时代（1368—1644年），种植面积继续扩大，同时早熟而富于抵抗力的稻种系列因有了自宋代以来通过选种而得的新品种，亦就更为齐全。11世纪期间，连接苏（州）杭（州）地区与河南开封的大运河每年运输稻米700万石（4200万公担）。12世纪上半叶之悲剧性事件，其后果不外是刺激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当时曾经付出巨大努力，通过回收湖沼边缘的土地扩大耕种面积。这就是所谓“圩田”。此外，北方移民则将小麦与草料作物引进至长江流域干旱地带。

　　　　11—13世纪中国农业大飞跃可视作是其经济大发展的基础，因为可使更多人口有余暇从事其他活动而无须专事粮食生产（每年稻米及谷物收成已达到3亿公担左右）。

　　　　纤维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大麻、蚕桑、棉花，后者于13世纪开始在好几处地区推广）。茶叶种植在淮河以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区发展起来，漆树种植见于湖北、湖南以及浙江北部，整个手工业生产飞速发展。北宋时代冶金业的情形即如此，由于地主富家提供资金，亦由于技术完善，因而显得十分活跃。技术改进有如下表现：煤炭代替木炭，鼓风机由水力机械推动，炸药用于矿山，等等。1078年生产的铸铁量超过114000吨（英国1788年才达到68000吨）。小工场在农闲时招募农民。除小工场之外，河北南部、山东中部、江苏北部均有大工场，雇佣固定的专业化劳动力。例如，江苏的利国便有3600个雇工。这类大工场均为国家而劳动。

第六部分　12。手工业生产及贸易大发展

　　　　总的来说，11世纪整个矿业生产迅速发展，计有：铁、铜（铸币必需品）、铅、锡等等。开采的矿山不少，尤其在南部地区。

　　　　同时，陶瓷手工业亦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很多地区都有炉窑与工场，而11世纪最著名的成品出自于开封及河南其他城市的皇家炉窑，也有的来自于河北的定县；12—13世纪则来自于杭州，还有福建的泉龙②与建阳，以及江西的吉安与景德镇。瓷器工艺是中国的一项光荣，至12世纪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几乎每一地区都有自己的著名产品：河北南部的铁，太湖附近的稻米，福建的蔗糖，四川与浙江的纸张，成都、杭州以及长江下游各城市的印书，等等。贸易发展使产品广为流通。在全国，特别是在长江流域、四川、福建与浙江沿岸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商业点，于是导致按大城市情况全面改组商业流通网，并带动地区内部乃至各地区之间开展交换。8世纪时，最大宗的交易属于征税产品（布匹、粮食），而此时私营商业的交易量却大大超过抽税产品的交易量。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充分利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庞大水路网。这水路网由长江及其支流构成，连接杭州、镇江、扬州、开封的各条运河将此水网延至华北的中心地带。水网长达5000公里，当时世界上最繁密、最多样化的船队航行于此。长江某些地点，贸易十分繁忙，竟至形成真正的浮动城市。宋代中国也曾利用由连绵不断锯齿状的海岸提供的航行之便，海岸自浙江东北端一直延伸至越南边境，拥有许多宜于停泊的港湾。

　　　　但是11—13世纪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基本原因应从两方面寻找：一是由地主与富商构成的城市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二是国内需求增长。事实上，当时不限于向皇宫供应奢侈品，因为美衣美食已成为相当部分居民的特权。富裕家庭的数目大大增长。建筑物与家具富丽豪华，园艺精巧，服装、烹调精致讲究，凡此种种均成为宋代城市阶层的特色。陶瓷、建筑、织布，总而言之，一切涉及日常生活起居设备的产品，11—13世纪其工艺、技术的改进异常迅速，这并非是偶然的事情。

　　　　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主要进口奢侈品：乳香、玉石（玉髓、玛瑙、琥珀、樟脑等）、象牙、珊瑚、犀牛角、乌木、檀香木等。中国对外贸易出现逆差，不得不以铜币或金属币（铅、锡、金、银币）支付部分进货。宋代发行的铜币传遍所有亚洲国家：夏、辽、金、东南亚与印度洋诸国。传至日本的铜币数量尤大，竟致成为当地货币。

　　　　但在外国看来，中国也是高级手工业品的国度，来自中国的产品异常吸引人，与中国做生意十分有利。作为中国产品的交换物，北方各国只能提供马、羊、毛皮，并从中国进口茶叶、盐（其中大部分通过走私进入西北）、布匹、金属。因此，11世纪上半叶，夏、辽两国迫使宋皇朝签约之时，便要求交送两国为开展与中亚及中东贸易而必不可缺的产品，即：茶叶、丝绸、银器。此外，丝绸与陶瓷成为浙江及福建各口岸从水路出口的主要产品。中国瓷器大量出口至东亚与印度洋诸国（连非洲也见到），就凭日本、菲律宾、婆罗洲保存下来的样本也有可能勾勒出中国的陶瓷史。

第六部分　13。重商之国

　　　　为适应经济发展，宋朝政府用更为灵活的关于店铺、产品与交易的商业税制代替价格监督、市场控制以及工匠征用，后一类办法中世纪时期的政府都曾运用。土地税制方面所出现的趋向也有类似之处：基于土地收成而不考虑个人因素的课税形式代替了通常为实物的捐税以及基于个人劳力的徭役，徭役的基础是户籍监督以及为耕种者而实行的土地分配。当然，实际情形更为复杂，而且视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别。徭役与人头税，宋代依然存在。若干地区专设的传统税项，取决于当地习惯的税率换算表以及附加税等，也都存在。因税制复杂而且各地有所不同，故只能指出其总趋势。但这种趋势几乎无可置疑，它与下述情况紧密联系：农产品商业化、货币经济扩展、货运与贸易潮流普遍发展。宋朝时代，国家不仅从手工业与商业税收中得到大量收入，而且国家本身亦从事商业与生产活动。国家建立由官吏管理的工场与贸易企业，系统发展国家专营以便维持军队并满足军费开支急剧增长的需要。

　　　　事实上，宋代整个政治史均由彼此密切联系的国防问题与经济问题所支配，两方面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设立专营引起边境走私活动，夏、辽、金三国因利用走私而致富并使国力强盛，而国家的经济特权反而刺激国内偷税漏税，至于愈来愈沉重的税收则又加剧农村的困难与不稳定。

　　　　普遍认为，中国向来是基本上属于农业经济的国家。与这种观念正相反，宋代的主要财源却来自于商业与手工业，超乎汉代、明末及18世纪。陶瓷、丝绸、铁及其他金属、盐、茶、酒、纸张、书籍等等，是频繁贸易活动的成交品，牵涉到整个帝国，国家成了主要受益者。11世纪与12世纪初年，商业税与国家专管所得的财政收入已与农业税收入相等；南宋时代，12—13世纪，更大大超过农业收入。

　　　　国家收入包括：

　　　　1。盐、茶、酒、香料等专营收入；

　　　　2。国内商业税、边境及商埠的关税；

　　　　3。徭役，其中相当大部分折换为用钱支付的税项；

　　　　4。人头税；

　　　　5。土地税。

　　　　上述各项收入，1077年细分为：

　　　　1。60000两银，每两约为37克（国家矿山每年产量215400两）；

　　　　2。5585000吊铜钱，每吊1000枚；

　　　　3。17887000石（每石约为60斤）稻米与谷物（即近1100万担）；

　　　　4。2672000匹丝绸。

　　　　海关收入，宋初为50万吊钱（每吊1000），1189年达到6500万吊。胶州、山东青岛地区、杭州、宁波、泉州、广州均设立“市舶司”，同时执行海关与警察任务。大船一舶岸，当局即提成，抽10％~40％不等，视进口商品而定，其余船货，缴纳规定税款后即可自由出售。

第六部分　14。货币经济扩展

　　　　11—13世纪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支付手段大发展以及货币经济普及。五代时期，10世纪初年至963—979年统一期间，十来个分据中国的独立国家，各自发行钱币。中国北部一直是铜币领地，而南方许多地区（福建、广东、湖南、江西）早已出现铁币与铅币，这都是仿效四川的结果。四川因缺铜，一直流通笨重的铁币，至宋代依然使用。宋朝新帝国终于960—1000年间在全境内恢复使用单一样式的铜币。因战事活动，促使国家空前大量发行这种货币；这事发生在1038—1055年西北战事严重困难时期（此时投放十文的新币，后来才加以回收）与1126年女真族入侵时期之间。1073年，铁币记录达到600万吊（每吊1000枚）；北宋时期估计发行总数为2亿吊。

　　　　虽然这样大量造币，但铜币依然不敷经济发展与军事增长所导致的全部需要。五代时期，长江下游南部地区以及四川，已开始流行使用未铸成钱币的银子，到11世纪，银子的使用已扩展至中国北部。与中东各国进行贸易的中亚回鹘人，因其进口白银而大大推动这种支付新方式的普及。9—12世纪货币发行数字（吊为单位，每吊1000枚）

　　　　804年135000820年150000834年100000995—997年270000（三年平均数）1000年13500001007年18500001016年12300001021年10500001073年60000001080年59490001106年28900001124年30000009世纪由各州官府驻京代表发给商人的存款证明（当时称之为“飞钱”），以及后来自9世纪末起由四川成都富商与富翁私人发放的钱据皆属钞票的前身。1024年，国家在四川第一次印刷钞票，这种币制大大推动了宋代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发展。11—14世纪它在华夏世界广为普及，但后来由于丧失信用，只偶尔用之。南宋时代，它导致铜币的发行量大为减少，虽然滥用这种强制流通的新币终于在蒙古人入侵前夕使混乱的经济进一步恶化。

　　　　这种纸币称作“交子”、“钱引”、“会子”、“关子”，于12—13世纪成为主要货币，至元代末依然如此，而且早已推广到辽、金两国。南宋时期发行总量相当于4亿吊铜币。而钞票通行的同时，还在商界中发展了使用流通票据：支票、期票、汇票都出现于11世纪。由钱庄主控制的金融活动（有“寄附铺”、“金银铺”、“兑房”、“交子铺”、“交银铺”、“质铺”、“放债户”、“钱户”等等），成为宋代商业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六部分　15。航海业大发展（1）

　　　　自11世纪起的中国航海业发展无疑是亚洲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13—14世纪欧洲旅行家与阿拉伯旅行家关于这方面曾有过无可置疑的见证。福建、浙江、广州各大口岸的活动，当时欧洲各港口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宋元两代河运、海运发达，12—13世纪南宋在防御战中以及13世纪末蒙古人试图入侵日本与爪哇之时，舰队已起重要作用，1405—1433年间明皇朝船队远航至红海并直达非洲东海岸，以上种种都证明中国曾是历史上最大的航海国家，历时四个半世纪，自宋朝确立至明朝大扩张时期。上述现象，由一系列情况造成，既有政治、经济背景，也有技术史的原因。

　　　　新石器时代直至基督纪年间，看来海上交通在于利用附近岛屿沿岸而行。因而自史前时期开始，对马岛与壹岐岛便为朝鲜东南岸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联系提供便利，同时位于蓬莱地区、山东东北部以及旅顺等处的诸岛无疑亦很早便促进满洲与中国东部的来往。而自公元初年起，有人已在紧靠大陆东岸与南岸的海洋上利用稳定而有规律的风向（吹季节风的亚洲有此风向特点）。此处海面较之于地中海更不用担心风向突变或平静无风。因此，在这一带地区便发展起挂帆航海，而不见有成排成列的划桨者——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区域的奴隶。风帆系统很早便获得改进，自公元3世纪起就有人描述中国船特有的前后帆。

　　　　季风状态大大便于不必中途停泊的远程航海，使之每年按一定节奏进行，对于文明史亦产生影响：东北部的冬天季风与西南部的夏天季风使亚洲远程航行成为一种定期活动，由此导致在印度沿岸、东南亚以及中国自长江口至广州地区的各口岸建立起重要的外国移民地。从公元早期开始，南印度及锡兰沿岸便与苏门答腊通航，而且无需中途停泊；而巨港与广州的远程联系似乎自7世纪起便已定期进行。

　　　　在东亚航海技术史方面，看来可以区分两个大地域：一是自浙江沿岸至朝鲜、日本的地区，二是覆盖整个东南亚与中国南部的地区。前者航海事业发展全赖辽东沿岸、朝鲜、山东的居民以及稍后还有日本居民。后者自公元初起，便是各种船只的会聚之处，从中国南部至美拉尼西亚，复至马达加斯加，很早就发现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海员民众杂居；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