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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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16。文字
文字与文明密切相关，倘无此超越时空的传递与记录工具，伟大文明则无由发展。而通行的文字类型对于文明发展的总趋向亦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文字较之于其他文字更能令人认识这种重大效果。其起源如此独特（每一符号一般与一个意义单位相当）而且如此复杂，使用这种表达工具的人又占全人类如此大的部分，世界上只有这唯一的例子。文字复杂无疑有利于能够掌握文字的社会阶层，但有利程度远不如人们设想之高。历代社会，能读书的人只占极少数，华夏世界受教育者的比例似乎一般比西方为高，而西方学习拉丁字母却无需长期苦读。这种奇异现象可从中国重视识字与书本知识得到解释。
另一方面，中国文字起源之独特性在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后果，因为汉字几乎不随历代语音变化而变化，不随方言不同而变异，甚至不随语言结构变化而更动。公元前3世纪末期，秦始皇在华夏地区强行书同文。自此以后，中国文字便成为政治统一的最有效工具之一。一种书面语言便在中国发展起来，只供双目认读，并为全华夏地区所使用。这种做法既出于语言原因（方言差异），也出于政治与行政原因。迄今为止，原则上没有强制推行任何规范的口头语；同一篇文字可以用不同方言高声朗读出来。每逢口头无法交流的时候，运用笔头总可以彼此了解。因此中国文字凭其效力而成为华夏文明及受华夏文明影响的整个亚洲的一种通用表达工具。
其语言与汉语极为不同的民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都曾采用中国文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来读汉字，至今依然如此。越南被法国占领之前，中文一直是其文化语言与行政语言，朝鲜被日本兼并之前亦如此。日本情况也相似，汉字有好几百年时间成为日本文字，中国在日本的影响曾经占绝对优势。由此留存着整整一批汉字文献，其中的作者、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因此可以说东亚存在一个以使用汉字为标志的真正的文明大集体。
这种文字起源的独特性还有另一后果，关系到华夏世界以及具有华夏文明的国度所形成的知识与文化类型。由于文字与语音变迁无关，书写传统便具有连续性，这一点为任何其他文明所无。虽则笔法因时代与文体不同而异，但是一篇公元前2世纪的文章并不比当代用古文写的著作难读多少，有时甚至还更易读。由此便可了解中国知识的传承性及其历代的惊人积累。在表达方面，已经形成一整套用之不竭的格式，储备了无数的双字词，都是历代诗人、政治家、历史学家、道德家、学者等不断贡献的结果。由于文字传统有着这种不同寻常的连续性，致使阅读文献需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而文化知识的习得比学习文字本身还要费时久长。这种连续性可以说明文字作为政府工具与行政工具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明“士人”的崇高威望。士人为文化人，有鉴赏力，能够履行政治职责。在希腊罗马世界中备受推崇的雄辩术，在华夏文明的国度只占极为次要的位置。由于中国文字与华夏世界的政治、社会、审美、精神等诸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已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最后，有一个奇妙现象须要一提：这种如此复杂而且看来如此不方便的文字竟然借助极其简化的草书形式，造就历史上第一套速记法；使用便利，可以当场记录谈话、政治辩论、诉讼案件，乃至才情横溢之士口若悬河的谈吐。中国文字用于即时记录甚早，而且应用极为广泛，这一点拼音文字却不易做到。有一本988年于巴格达写成的著作，内中提到著名的穆罕默德·阿尔拉兹（850—925年）眼见一名中国人（大概是路经阿巴斯德首府的）边听边译即时将加伦（2世纪）的著作录下来，感到惊奇不已。加伦为希腊医药之父之一。
汉字形式远非只此一家，中文曾启示过东亚同类型文字的创制（10世纪的契丹文、11世纪的西夏唐古特文、12世纪的女真文、14世纪越南的喃字），而其草书形式已用来构成日文的假名、朝文的字母。
注释
①应考虑到此种情况：大家缺乏任何课本，亦不具备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错误观念与偏见且撇开不提；故此必须逐步阐述，将史实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并竭力显示各个不同方面演变之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华夏世界与其他东亚文化之关系、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技术、精神生活等等。——原注
②指珠江三角洲——译注
③即加里曼丹岛——译注
④除日语外，本表开列之所有语种均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台湾。请勿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15000塔吉克人（属伊朗语族）和9700俄国人操印欧语言。——原注
⑤为备忘起见，应当指出：印度、马达加斯加、非洲南部、欧洲、南北美洲均有华人社区。——原注
⑥疑原文有误，似应为“广西”。——译注
⑦古亚洲地区名，在乌浒水之外，包括粟特和大夏部分地区。——译注
⑧我们在书中采用英式的“中东”一词，指的是从北印度平原直至地中海的广阔地域，与“近东”一词相反，后者的含义仅限于地中海东岸各国。——原注
⑨米拉博（1749—1791年），法国演说家、政治家，曾当选为议会议长。——译注
第二部分 1。新石器时代前期
自20世纪中叶以来①，中国各地区及边境地域均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大大增长了我们对这段最古老历史的认识，而且往往证实文字的依据，这也深刻改变了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传统形象。华夏文明看来是多种文化的产物。
公元前8000年左右，一种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农业经济代替了仅仅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计的经济。大家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尚浅。但是关于随后几千年的状况，出土的证物并不缺乏：在渭水流域（现今陕西省）及黄河中游，公元前6500—前5000年的遗迹数量众多，表明当时的农业已相当发达（种植黍粟，饲养猪狗，也许还养鸡），还使用各种石制工具和骨制工具。陶器虽仍相当粗糙，但式样与图案已明显地随地区不同而异。不过发现最古老的陶片是在华南地区，大部分都饰以心形花纹。这许许多多的遗迹为我们证实：伟大的南方新石器传统早于公元前5000年就已存在，过去是料想不到的。
关于在此之后的时代，新近的出土文物表明：有好几支不同的大文化分布于广阔的地段上。
1．仰韶文化，以其几百处遗址而为世人所知（同位素碳14测定遗址的年份是公元前5150—前2960年之间），它从甘肃延伸至中原，包括山西与河北的南部地区。这一带是黄土地带，无疑是更新世时期积下的细尘，至今中国西北还留有其厚层。这支文化远非整齐划一，总的来说它具有如下特点：农业经济占重要地位，但仍结合狩猎、捕鱼、采集；运用石锄、石铲、石刀、石磨等工具；养猪、养狗，或许还养牛。陶器在制造技艺以及着色或心形装饰方面均呈现出不同地区的重大特点。最精美的陶器饰有几何图形，有时还带上程式化的鱼图，着黑色或红色。
2．大汶口文化（约于公元前4746—前3655年），覆盖山东半岛及黄河冲积层的广阔流域。像仰韶文化一样，其经济以种植黍粟为基础。壶罐的形状较为精细，其图案通过镂空、镶贴或以编织物压印而成。色调的一定差异度以及泥浆的一致表明已经实行选土。
第一章古老王国中国社会史3．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可见另外四支文化，与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大体同时期，其技艺水平也可以与之相比。但因地理环境十分不同而有所区别：大约自公元前5000年开始，这里作为主粮的是大米，有两个品种。已证实水牛饲养与猪狗饲养是同时期的事。木制工具与骨制工具比石制工具占优势，住房建筑运用榫头与榫槽的巧妙接合。最古老的织布梭子也在长江下游发掘出来。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烧陶温度已达950度至1000度。
4．再往南面，福建与广东两个沿海省份以及台湾的居民看来稍晚才到达农业阶段，他们似乎曾经实行过原始的园艺形式。关于这些居民我们所知还不多。
第二部分 2。夏朝：古老王国
随着新石器时代中期各种文化的发展和扩大，各种接触与交流大大增加，更广阔、更一致的整体形成了。在公元前4000年及前3000年时期，可看到某些重大进步（玉器琢磨十分精细，长江下游已有竹器、丝织及麻织手工业；石制、贝制、骨制及木制工具进一步完善；更多地运用陶工旋盘；华北出现内壁细腻、精美非常的陶器）。某些特色已预示青铜时代的到来。如：一些器皿的形状，火灼兽骨的占卜方法，建于地面而不是半地下的房舍，重大的夯土工程，与屋基或墓穴相联系的牲祭，等等。铜或含铜量极大的合金开始制成。虽然还没有任何文物证据可以准确地认为那是夏朝之物（传说年代为公元前2207—前1766年，其历史只限于保留了一份君主的名单），但是其全部特征均为青铜时代的特征，这表明夏朝的存在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宫堡城邦看来便出现于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背景中以及人口相对密集之处，一个以拥有青铜兵器为基础的政权后来也在这种情况下于公元前2000年时期发展起来。总体条件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古埃及等早期文明的诞生条件大致相似，上述几支文明也都出现于江河大流域区之内。因此，将早期的宫堡城邦以及中国文明的初期表现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末期，那是理所当然的。
古老王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考古发现已经不少，1950年以来更为倍增，虽则如此，黄河下游发现青铜器仍然带有偶然性，二战前考古学家已经为此惊讶不已。大陆西部经历过应用纯金属的漫长年代，这里青铜出现之前似乎无此漫长阶段。中国青铜出现亦比中东为迟，但其工艺却于公元前2000年之下半叶臻于完善，为其他地方所未见。无需长期探索而进展又如此神速，这一点或许可从东亚的某些特点予以说明。龙山陶工掌握熟练技艺，似乎早就能够烧出高温，加之在东亚技术传统中锤打、锻造所起作用有限，凡此种种无不令人认为：青铜合金是独立发现的。即便在青铜器方面（其他文明成分也一样）不能完全否定来自远方的影响，但显然这种影响已很快纳入古老中国的大环境之中。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起，黄河下游便已形成一个文明中心，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影响遍及整个东亚。
将青铜文明与龙山文化联系起来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二者存在某些共同特点：
1．采用逐层夯实泥土的工序；
2．用夯土厚墙加固城址；
3．借助火灼扁甲骨作占卜之用；
4．山东（龙山）细黑陶与商代青铜器皿，二者非常相近，形状别具一格。
最后，据历史传说，早期皇朝从东往西迁都，这一传说与山东龙山文化策源地及商代设于西部各京都的状况相符。
第二部分 3。青铜时期第一个朝代： 商或殷
商代王国之前已出现预示商朝制度的政治组织形式，关于存在新石器朝代的传说（夏朝）也并非毫无根据；虽则情况极可能如上所述，但是青铜技术发展与古老文明的显著勃兴是同时发生的。殷商最后一个都城（位于河南省东北部，靠近现时的安阳）建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末，其遗迹已反映出十分发达的文明，拥有整套精湛的技艺与知识，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发现先例。总而言之，黄河下游各种文明成分——文字、战车、建筑技巧、卜筮仪式、青铜工艺、各式祭器、装饰图案等等，均以极其精巧的形式出现。1950年以来的新发现无疑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令人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但仍不足以说明商代后期每一领域何以达到如此精致复杂的发展程度。虽然将商代初期（大体也是青铜器的初制阶段）推定为公元前17世纪中叶或末叶不无理由，但是要描绘商代文明，仍不得不主要参照安阳的出土文物。
商代（或称殷，按后期通用名称）最后京城之遗址为大商或大邑商。商朝最后11位国君均定居于此。商代共有国君30余人，据传说，曾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安徽北部之间的地带六易其都；其遗物散布的面积极广。据挖掘所见，可断定商有一小城堡，其夯土围墙的走向从西往东，自南向北，即如后来华北的中国都市。坑内藏有骨器与龟甲，经过火灼用以占卜，其中许多刻有文字。房屋基础与长方形建筑的废址以石头垫基，以青铜为柱墩，用以支撑柱子。墓坑中有陪葬的人与犬（陪葬人置于建筑物之外，脸朝外面，配有战戈，身旁放置青铜爵器）。有五个坑穴藏有并驾战车及其御车者。有些墓穴发现被砍去头颅的遗体，而另一些墓穴则只见头颅。最后，有一些大墓穴已经挖掘出来，显然乃是君主墓穴。大部分发现于1927—1936年间完成。据此可以推想，曾经存在过与建筑有关的祭仪，并有过献祭战俘之举。
自1950年以来，华北地区探出许多商代遗址。1953年，河南郑州郊区发现其中之最重要者。从中发掘出厚20米的夯土墙基及住宅、工场、窑炉的遗迹，还有青铜铸模以及大量陶器。没有找出安阳墓穴之类的大墓穴，不过与殷商最后一个京城相仿，其走向亦是从南往北，自西向东。青铜器皿构思较为简单，但工艺熟练程度已超过中东青铜技艺的最早遗物。
武器、祭器、车具、鞍辔为远古时代仅见的青铜铸品。商代末期的青铜器装饰复杂而精致，其式样、图案相对稳定，数量有限，而且也见于象牙、玉石、木器制品之上。装饰由图案与动物形状构成，勾勒鲜明，按一中轴线对称排列。这种动物艺术在新石器时代完全不见，这时突然出现，似乎是亚洲东北部青铜时代的特征，一直至南西伯利亚都可见到，尤其在卡拉苏克（位于鄂‘毕河与叶尼塞河之间的高谷）文化方面更是如此。这支文化似乎与商末、周初的中国青铜器发生过联系。对商代青铜的分析表明：不同器具，所需合金类型不同，据此铜与锡的比例因之而异。青铜中含有5％～30％的锡，2％～3％的铅。最精美的成品显然是祭器，有各种式样，每一样式都为特定的典礼用途而设。此类祭器在商代仅铸上极其简短的文字或标记，大体起到相当于家族纹章的作用。这类标记亦出现于兵器上，其中最富于特征的是戈，一种兼斧与刃的长柄武器，用以钩住敌人，先行发击；这种兵器只见于东亚。
轻便而耐用的战车，大轮子，多辐条，已经属于后世通用的种类，但似乎当时并未十分通行。这种车子接近亚洲西部地区青铜时代的战车类型（请注意：战车以及用以牵引的驯马约于公元前17世纪出现于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配有方形车厢、弯曲辕木，由两匹套上索轭的马牵引。在发明胸带与轭圈之前，这是世界上唯一通用的套马法。这是战争的工具亦是摆排场的工具，专供帝王、显贵之用。公元前9—前6世纪的古老《诗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