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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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为时较晚。由于有这段时间差距，因此某些旧传统得以保存下来，虽然此时中央集权国家已扩展至整个华夏世界，而且秦始皇曾致力于毁掉举凡标志旧社会的事物。东部地区，山东的齐鲁古文化中心，似乎在动乱中仍然保存着自己的部分传统。这就不难解释，到了汉代，在大大有别于帝制以前的时代背景中，旧传统依然复苏。第四章古代遗产

　　　　古代留存的典籍，在中国文化史上，其重要性堪与西方圣经传说与古希腊经典相比。这类著作自公元前2世纪至当代历经大量诠释——亦可以说几经窜改与伪托相传下来——成为教育的基础，也成为哲学、政治、道德思想的基础。中国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历代对这份神圣遗产所持不同看法与观念的历史。华夏世界不懈地从其中探求逝去的智慧的遗迹。古籍注解与哲学诠释通常是表达不可改变之正统观念，但实际上却引起热烈而相互矛盾的争论，并产生重大效果，其影响一直延至今天。总而言之，这种情况似乎类似于我们的基督教传统。

第二部分　17。公元前10—前6世纪的传统典籍（1）

　　　　经典著作

　　　　由书面或口头传说相传下来的最老古籍来自于周代王宫及各国宫廷的书吏与史官之手。其时间是在公元前9—前6世纪之间。也就是说，这些带有政治、宗教、祭礼性质的文献，与我们约略了解的公元前10世纪初即列国时代的社会类型密切相关。其时贵族的主要职责是征战与祭礼，并且十分关心维护本身自古已有的权利与特权。此类典籍似乎大部分来自于宫廷。部分古籍就语言与内容而言均接近同时代的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有锡命、诉讼判书），也有部分是祭礼舞蹈文本的断章。此类文章结集成册，取名为《书经》，又名《尚书》。可以认为，其中差不多一半是真本，书中有几章转载关于一段军舞的部分文本，军舞庆贺周武王战胜殷朝最后一名君主。宋国保存下来的殷代传统祭礼舞蹈的类似片段，以及讲话、演词、誓词等亦收入《尚书》之中。

　　　　另一集子题为《诗经》，其中大部分是祭礼乐章，如宴射之乐。此类诗歌，节段整齐，曾在周代宫廷中咏唱，伴以舞蹈与音乐，乐器以排钟、石鼓为主。至公元前8—前6世纪时，其主题愈益多样化，而且多了一个新品种“国风”，看来是春日游乐时青年男女农人对歌的产物。这类情歌，形式比旧颂歌灵活、自由，主题与叠句大众化，将对唱者表达的感情与自然生活及村落生活的不同时序紧密结合起来。

　　　　第四章古代遗产中国社会史编年史与古文献、祭礼舞蹈文本、雅颂之乐均出自同一环境，它亦是形式独特的古老传统典籍之一。这是些大事记录，事件似乎是逐日、逐月、逐季、逐年在宗庙中向王室或诸侯世系的祖宗禀告的，这种文献也可以称之为典礼文献，看来是安阳时代卜筮文献的接续，其目标是提供关于前人外交与祭礼、天文与自然的学识。记录的刻板与极端枯燥的形式以及时日的精确性的原因大体就在于此。按历史记载者的观念，时间契合与事件出现是密切不可分的：空间与时间被视为各具特殊效能。

　　　　最古的历史记载似乎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司马迁以文献为基础（文献后来已经失传），写出历史上第一个准确的日期——公元前841年。现在仍大部分保留下来的唯一文献是山东的鲁史，据其每段之首所提的时节而称为《春秋》。现存的部分写的是公元前722—前481年的事。某些著作提及晋史与楚史，但这些古代末期便已失传了，秦史被收入公元前1世纪初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之中。最后，据279年出土的魏国一位君主墓穴的文物，亦可找到山西诸国的历史。文本写在竹片之上（因而有“竹书纪年”之称），在相传过程中受到极大毁坏，至1917年才由学者王国维将其部分复原。

　　　　可以推断，华夏世界这种最古老形式的历史著作是甲骨文卜辞的延续，但卜辞本身在周初时代已独立发展起来。以火灼甲骨占卜因其神圣性而长期留存，与此同时又新兴一种更加便利也更为复杂的形式。用蓍草秆造成轻盈小棒，刻上奇数或偶数的横道，以此进行操作。共有64卦，表达并组成宇宙万物各种可能的结构，这种卦象因其或阴或阳的每条横道在其盈与亏中的变换可能性而具有能动之力。筮占卦师继承殷代卜者的传统，由此理出对世界看法的初步要素，将世界视为由力与能构成的相反相成的整体，从而推动了初期数学的发展。他们的思想成为华夏世界科学与哲学之源。

第二部分　18。公元前10—前6世纪的传统典籍（2）

　　　　每个城邦都似乎有自己的占卜传统，但唯有周朝宫廷所用的卦书得以保留下来。此书名《易》，又称《易经》、《周易》。最古老的解释法言词简短、晦涩，包含许多其含义已经失传的术语，除这种解法之外，在1000年以前曾出现一系列诠解、注释，表明卜筮传统之丰富而且持续不断。

　　　　以上便是古代书吏、史官、占卜师保留下来的最古传统的四大集子（《书经》、《诗经》、《春秋》、《易经》）。鲁国士人似乎是最早的传经者，在四经中还加上了《礼记》、《乐记》。前者定出关于人生所遇各种情况应该遵守的详尽规则，后者汉代已经失传。上述六本书由口头传说或书面记叙而集成不同文本，后经改动与增添伪文，汉代时被提到经典的地位。

　　　　传统经典的相对晚期性

　　　　最古的典籍，行文极简，不易透解，只占古代遗产的一小部分。公元前5—前3世纪还有另一些内容更为充实的旨在补充、诠释六经的著作。这类著作的所属时代是古代社会已经走向衰落或面临崩溃的前夕。因此，此类著述一方面坚执古老传统，另一方面亦呈现出新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的理论与道德观念。如阴阳家、阴阳五行家的分类理论，其影响在《公羊传》中至为明显，此书是对《春秋》的诠释，似乎成书于公元前4—前3世纪之间，即与《榖梁传》——另一解释《春秋》的经文属同一时代。《周礼》或《周官》也与其他关于祭礼的著作（《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差不多于同时代成书（公元前4—前3世纪之间）。《周礼》在记录古老传统的同时以很大的篇幅叙述行政上的乌托邦。《左传》是一部驳杂的著作，文本不完整，古代末期经过改动，大部分为半小说化的历史记录，叙述齐晋两国的对抗斗争。

　　　　中国保留下来的最古遗产主要来自收集而来的公元前5—前3世纪的传说，汉代期间常常受到窜改，一直至公元3—4世纪仍然如此。因而关于传统典籍一开始便遇到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解释以及如何看待后来的附加成分。

第二部分　19。孔子：　儒家学派之宗

　　　　孔子：儒家学派之宗

　　　　汉代称为儒家学派的人士奉名为孔丘的圣人为宗。17世纪耶稣会士将此名字拉丁化，写作Confucius（孔夫子）。孔子留存下来的无非是带几分真实性的传说以及一本言论集——《论语》，是他死后由众弟子编定的。必要时可称为“孔子真传”之作的，是一套其性质与内容均相当驳杂的文字，包括六经、六经的最古诠释、《论语》以及公元前3世纪一些反映社会政治大动乱时代独特倾向的著作。“孔夫子主义”一词为西人所造，若说此词有何含义，则显然其含义大大超乎伟大哲人的人格本身。

　　　　大体可以认为，孔夫子时代是伦常观念发端时期，似乎因贵族社会危机与礼制衰落而引起。从孔子重视教授古籍可见，他与传说的书吏、史官阶层有密切联系。此阶层因旧例与旧制愈来愈受危害而不快，曾试图在行动上与用词上恢复正规礼制（后来发展起来的不太切实际的古礼制以及“正名”理论即证实这点）。此阶层的人士曾致力于明确何为“君子”，而不论其已有的地位如何，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约略可见的总趋向大体如此。孔夫子（传说的生卒年月为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提倡培养君子的一小学派的首领。他十分重视礼义的实行，视此为个人修身的原则，由此可制约自身的举止、行动、感情。孔子的伦常观念是对人长期考察的产物，无任何空洞要求。此伦常观念切实可行，孔子既考虑到每种特殊情况，也考虑到每个弟子的本性。完人的品质，首先是“仁”的品质（“仁”可视为仁爱、宽容的性情）。这种品质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按照不同情况、不同个人采取不同方法加以实现。明哲境界只有通过每时每刻以至毕生努力才能达到，即要约束自己最微细的行为，遵守社会生活准则（义），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要有互相体谅的意识（恕）。孔子追求的不是关于人的抽象学问，而是包含心理、伦理与政治的生活艺术。人的德行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贵族世系与生俱来的品德）。当时大贵族盛行竞争意识。孔夫子则提倡诚实、信任、谅解以对抗之。他认为古时后者支配着人际关系。孔子既体现个人文化也体现公众利益。

　　　　由此便出现教育新思想，这种教育首先忠实于传统。新思想至孟子（至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与荀子（约于公元前298—前235年）时代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并且带有新的含义。孔子在汉代而尤其是自宋代起（10—13世纪）之所以名声大振，是由于后人为其思想添加了理论与教义成分之故。

第二部分　20。墨子：　宣道社团的奠基人

　　　　墨子比孔子晚60年左右（约于公元前480—前390年），作为一个士人社团首领而出现。其派别与孔子默默无闻的小学派相反，在公元前4—前3世纪便取得重大成功。墨子对当时的冲突深有感触，他反对灾难性后果愈来愈明显的门户之见，而主张建立基于互助与忠于公益（“兼利”）的平等社会。墨子谴责利欲、奢侈、敛财、扩军、战争，认为战争不过是一种劫掠形式。他提倡普遍节俭，统制开支，严格遵守法律，敬畏鬼神，以此矫治时弊。由于认定家族自私是争执与冲突的主要根源，于是大力提倡“兼爱”。其弟子抱有强烈的宗派信念，过清贫生活，挺身而出去阻止战争并以武力保卫受到非正义袭击的城邦（耐人寻味的是，关于战国时代军事技术的精确情况竟可从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著述中找到）。题为《墨子》的著作大部分为道德训谕，其主题极可能是宣道的主题，如：“节用”、“非攻”、“天志”、“明鬼”、“非儒”等。墨子推崇依靠小贵族的权威政权，希望此政权能使各人遵从伦常规矩。

　　　　这一独特学派在秦皇朝统一前的两百年间似乎有过不少信徒，但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痕迹却不大。其最显著贡献乃是辩术。墨子及其门徒发展了以宣教为目的的修辞，因而大大增进思路的连贯、语句的灵巧。墨家提倡借助事例去说明训谕的主题，并借用类比法加以阐发。

第二部分　21。公元前4—前3世纪的思想潮流（1）

　　　　公元前5世纪开始显露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中央政权趋向于依靠小贵族的现象均可说明何以客卿、宗派、学派如此众多。当时各国君主都在谋求各种策略或技术方案以期巩固政权，战胜敌手。求职的士人便致力于练就出众的技能，以争取君主任用。因而治国之法居于首位，诸如外交上的合纵连横之学、游说之方、政权的治理秘法，均属“文”的性质；而战术、战略、剑法则属“武”的方面。还有富国的技术（农学、水文学），令王者增强活力从而使之成为圣者的本领。掌握各式各样技艺的大师纷纷涌现而且均拥有数目不等的门徒。他们周游列国传授技艺，有时驻足于朝廷，有时则留寓于君主的谋士家中。派别林立，学识繁多，公元前4—前3世纪已愈趋明显。大体可以认为，孔子及墨子本人（且将其弟子除外）均属于一个其未来演变始露轮廓的时代。

　　　　这类学问主要追求实践目标而且与当代关注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紧密联系，这就足以说明，何以其大都具有折中性质而且彼此之间极容易互相影响。这里面对的不是完整体系，也不是冷漠的哲学构想，而是难于为其划分明确界线的思潮。不过，这种实践倾向并不减弱当时中国思想家所提出问题的价值与实在的哲学含义。哲理推论原不限于抽象的逻辑方式。

　　　　国家论者

　　　　公元前4—前3世纪所有思潮中，最重要的大体是后来被称为“法家”的思想家所代表的思潮。起码此思潮切合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变化，有效地推进变革。然而法家的历史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改革的策动者。被认为是商鞅所写的著作——《商子》或《商君书》，据说是晚于商鞅几百年的后人的伪托。战国时代有一本署名管仲（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国相）的庞杂著作，汉代的目录学家据此将这半传奇式人物奉为第一位法家。申不害与慎到在汉朝亦归入法家之列，但二人为何人，所知不多，其观点也不大为人了解。只有杰出的思想家韩非（公元前280？—前234年）的著作《韩非子》似乎大部分是真实的。书中的法家思想以最精湛的形式出现，作为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与组织经验的综合与思考的总结。上述经验也涉及外交、作战、经济、行政，而且反映出公元前5—前3世纪普遍关注的有关加强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问题。

　　　　但法家的功绩在于：他们了解国家实力之本寓于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其独创之处是要国家与臣民均服从于最高法律。

　　　　韩非认为，唯有君主方能行恩惠，施刑罚，此点至为重要。倘若君主将部分权力委托他人，则有可能为自己制造对手，不久即会大权旁落。同时国家官吏的职能也要严格界定与划分，以免出现职权冲突，避免官员利用权限不明而僭取其不应行使的权力。但为了保障国家职能，必须首先建立客观、普遍，而且有约束力的规例。在法家的哲学导向中，以不断追求客观性为其显著特点。法律非但要公开，众人周知，排除任何不一致的解释，而且其执行应不受众人变化无定的见解所影响。用砍下敌人头颅几个来衡量战功大小、勇敢程度，这种方法可能显得太粗糙，但其优点是可以避免任何争执。若无客观准绳，则无非是一己之见的主张而已。中国法律的总精神始终体现了法家的最初意向。审判官，即行政长官的作用，不是衡量是非，估量罪恶的严重程度并决定以强制手段实施刑罚，而在于正确界定罪过，审判官的责任只限于此。因为罪恶界定之后自然而然就可以实行法律规定的相应惩罚。在行政方面，则借助文件（管理报告、清单、逐日报表）、数字、客观证据（印章、两半合在一处便可证明真实性的符节）来保证指令的严格执行。国家机构与人员的价值应从其效能（“功用”）来加以判断。

　　　　人选问题，主张仁政的道德家视之为根本问题，但在法家看来却无关紧要。君主并不需要使用特殊人物，也无需依靠运气。任何愿意为其效力的人他都可以任用，因为已设立的机构应该可以保证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作。道德品质并无作用，甚至还会将事情弄糟，因为它会赋予有德之士以危及君主与法律权威的权力从而导致国家的覆亡。正如《商子》一书所说：政治与道德无关。《商子》虽然成书较晚，但仍然忠于公元前4—前3世纪的法家传统。政治无非是一整套保证与维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