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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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一课综合了经济、政治、历史、金融、法律、商业政策等学科的知识，研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不仅有美国，也有西欧、中国、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的实例。时间范围上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下至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
教师要我们从总统助理。国会议员、财政部长、外贸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国的国策。由于课程内容的有机联系，我们既能比较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几个国家的国策，又能纵观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策。
这门课程从经济实绩、历史环境和国家战略三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各大国的国策。
经济实绩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能否有效的最有力的证明。经济实绩的内容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生产值、就业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率、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顺逆差、外汇储备量等。将两个国家同一时期的经济实绩相比较，又对照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就，得出的结论是颇有启发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绩受到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府体制、工商金融组织、劳工素质、文化水平是重要的内在因素。政治结盟、贸易协定、国际经济组织、货币汇兑率、相对的实力地位，是重要的外在因素。
然而，对国民经济发生最大作用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是政策制定者的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每个国家无不希望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关键是这个国家制定怎样的经济建设计划，采取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政治上是追求民主还是实行独裁？发展经济是通过市场调节还是靠行政命令？对外是开放交流还是闭关自守？一个政府的官样文章可能与其实际行动背道而驰的。
此外，政策制定者的素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门课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日本的国策。
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密度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短时期内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工业先进国，它的经济奇迹震动了美国。哈佛经理学院有关日本的实例占很大的比重，特别反映在这门国际政治经济课上。我们发现，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抛弃了所谓的正统经济理论。日本当权者认识到日本有一亿人口，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发挥所谓比较优势，即发展劳工密集的工业的话，日本将永远摆脱不了亚洲型的萧条和贫穷。如果把技术、资本和熟练劳工动员起来，有选择地发展某些工业，那么日本就能力自己创造竞争优势。唯一的道路是重视人才、发展科技。日本决定优先发展钢铁、炼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电脑和机器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初一看，这似乎违反了经济学常理，但从长远上看，这些恰恰是需求量大，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能迅速提高，生产成本能不断降低的工业。要把日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欧美的标准，非得有这类工业不可。
尽管日本在科技发明上迄今相当有限，但在应用科技发明的成果上却很成功。例如半导体本是美国的发明，但新力公司把它应用到收音机、电视机和其他产品上，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成功。现代企业管理、质量控制、顾客至上本来是从美国学来的，日本却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了美国。日本的电子、机床、机器人工业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环境造成的。蕞尔岛国的地理因素造成日本人一切喜欢小巧轻便的心理，这种心理促进日本的企业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日本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领先，但是领先的领域正是适应社会心理环境需要的结果。
战后，日本的经济崩溃，但是明治维新为日本教育打下的基础，并没有瓦解。由于和西方先进工业国隔绝了十多年，日本的生产手段完全过时，因祸得福的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用担心国防了。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展，视日本为战略要地，主观上希望日本经济强大，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政治经济制度、企业结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接待了数以百计的日本考察团，对于日本的只出不进的贸易政策，以及某些违反国际贸易惯例的作法，也长期予以容忍。
战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给日本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由于民主选举，执政党与选民有一致的目标，官商得以合作，大学、政府、工商企业三位一体，同心协力，为发展经济而努力。日本的通产省是经理学院学生非常熟悉的名字，因为通产省在制定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中，起了非同小可的领航作用。通产省的官员来自日本最优秀的大学，其中不仅有技术专家，还有精谙法律和经济的管理人才。他们的职责是决定日本需要发展哪些工业，用什么手段迅速地发展这些工业。日本虽然名义上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可是为了贯彻工业政策，政府不时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干预性行动。任何公司也不敢忽视政府的“行政性指导”。日本政府意识到国家过分控制将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无效率等弊病，所以通产省鼓励日本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也许，日本的经济成就不能仅仅用经济政策的成功来解释。在谈到日本成功的原因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经济学教授森岛道夫，曾说日本向来对中国抱有一种民族自卑感。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地大物博，人丁兴旺，一海之隔的日本与之相比，不免自惭形秽。这种自卑感转化成一种非要胜过中国不可的集体意识，难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国策一直以中国为对手。
我看到过日本中小学课本里有关中国的介绍是十分详细的。经理学院的一位日本同学甚至能背诵唐诗。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民族自卑感对后来日本经济奇迹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综观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确实保持着某一种一贯性。明治维新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侵华战争的目标是建立以“大日本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次大战后，日本成为军事强国的梦想破灭了，于是经济强国就成了日本的奋斗目标。
日本的经验证明，相对竞争优势是能够通过人为的制定计划，有意识地创造而取得的。日本把传统的经济理论真正搞活日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的鸿沟不断扩大。发人深思的是美国向日本出口的最大三宗商品为玉米、大豆和煤。而日本向美国出口的最大三宗商品为汽车、卡车和电视录像机。一个国家以原料和粮食向另一个国家交换工业产品，照克莱斯勒公司总裁艾科卡看，是典型的殖民地贸易，难怪他到处大声疾呼，企图“唤醒民众”。汽车大工亨利·福特的国家无法在汽车工业上与人竞争；石油大工洛克菲勒的国家出现能源问题；钢铁大王卡尼基的国家难于在钢铁工业上与人争一日之长短；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国家却从国外进口大部分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为什么出现这种令人哀叹的局面呢？我们上课时进行了热烈讨论。或许因为我们班上没有日本学生，同学们不加掩饰地对日本表示轻蔑和反感。有的同学认为四十年来，日本处心积虑地建立了一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因而要打进日本市场就很困难；有的同学指责日本忘恩负义。寡廉鲜耻，要日本自己负担国防；有的同学认为日本既然阳奉阴违，不择手段地刺激出口、刁难进口，我们就应该抵制日货；也有人说这与美国自己缺乏国策不无关系。美国信奉的自由贸易在现今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自由贸易不能靠美国一厢情愿。
轮到我发言时，我提出美国和日本无论在历史、文化和心理上。还是在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上都不同，这种区别表现在美国重视形式、日本重视实质。美国关心的是一件事在手续上、在技术细节上是否符合法律和规章条例，而日本关心的是实质性结果是否符合其工业政策，形式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这种区别不仅反映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上。因而美国和日本无论达成什么原则上的谅解，到头来只会是一纸空文。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将宏观与微观政策密切结合，一方面确定与日本的贸易原则，另一方面订出具体的计划，让日本定时定量甚至定类地扩大进口。光定下原则，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吃亏的终将是美国。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艾科卡振振有词地指责日本，在开放国内市场上口是心非，官商勾结，阴一套，阳一套，只道出了问题的一面。美国产品要在日本取得成功，制造商必须了解日本消费者的心理，例如美国的汽车体型大，日本人一般不习惯。产品质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日本汽车的售价虽比美国汽车高，而销路仍好，原因是顾客认为日制汽车质量高。美国凡买车者都参考《消费者报告》月刊。该杂志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对美国市场上各种商品从牙膏之微到汽车之巨均一一加以评比，按其质量优劣分门别类。美国所有的报刊杂志都靠广告维持营业，唯独这份杂志为了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不登任何广告。《消费者报告》每年要评比几十种新问世的小汽车。近几年来向读者推荐的都是丰田、日产、本田等日制汽车和大众。平治等德制汽车；即使旧汽车，推荐的也大多数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对美国厂家生产的一些汽车、该杂志却要读者避免选择。由此可见，美国工业岂不应在质量上好好下一番工夫吗？
我们转而议论美国国内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首次成为债务国。目前美国的外债高达二千亿美元，主要祸因是联邦政府经年累月地入不敷出；美国国债从一九八○年的一万亿美元已翻了一番，变成一九八六年的二万一千亿美元。美国人仿佛债多不愁，债台越高，消费越大。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已从一九八○年的一万二千亿美元，膨胀到一九八六年的二万二千亿。虽然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纳税后个人可用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可是消费者债务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他们不爱储蓄爱消费的习惯积习成瘾，难以革除。因此只好用寅吃卯粮的方式维持高生活水平。美国人购买的进口货超过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货。美国的贸易逆差一九八五年为一千六百亿美元。一九八六年为一千七百亿，特别是对日贸易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江河日下，年年逆差有增无减。
美国的国债己不只是自家人欠自家人了。过去是别国欠美国，如今是美国欠别国。外债从根本上说，意味着美国国民财富的减少。
面对衰落中的美国制造业，有人天真地认为，这样一来美国反倒落得干净一些，大家都可以到没有污染的劳务性行业或高技术工业去找工作。殊不知离开了制造业，高技术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市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技术如果不能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去，岂下成了昂贵的玩具了吗？即使劳务性行业越来越重要，工农业仍是国计民生的基础。美国的一些劳务性行业，如银行金融业，其利息收入固然可观，而且填补了不少贸易逆差，但是它们的收入来源是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经济上有困难的国家，这怎么能令人放心呢？
美国的贸易赤字，用美元比值过高，贸易伙伴玩弄不正当的手法来解释，只能说明一部分原因。事实上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从六十年代初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我们在讨论时谈到美国企业经理关心的首先是利润，而不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赶超竞争对手的技术，如何使顾客满意。华尔街急功近利的作风，给企业造成压力。如果企业不在短时期赢利，就有被“企业劫掠者”收购的危险。股东分不到股息就不满意，总经理就有丢职之虞。因此即使企业经理人员明明知道生产设备应该更新，他们也不愿作长远性战略投资，哪怕是有远见的经理也受到很大压力，被迫舍本逐未，拚命提高短期利润。在美国，许多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人员不晃一家人，经理人员的奖金数取决于企业的每年营利。这种现象促使后者产生乘在职期间捞一把的心理。要改变这种局面，非一朝一夕之功，如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则有朝一日美国会变成外国公司的加工场。
日本的工业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在不损失效率的条件下，企业间以合作取代竞争。衡量一个日本企业的成功不是短期利润，而是这个企业保持全员就业，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展市场和技术革新的实绩。所谓竞争力就是一个国家在自由公平的市场条件下，生产出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产品（包括服务），同时保持或提高其公民实际收入的能力。关于如何恢复美国的竞争力，重振美国工业，目前有两派意见。这两派意见也反映到经理学院里来。例如教我们国际经济学的教授是工业政策派，而教商业政策的教授则是反对派。
主张美国采取工业政策的人士认为，十八世纪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英国得力于工业革命而所向无敌。可是今天的经济地平线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国政府目前都积极采取措施支持本国公司在国际上竞争，美国本应起而效之，但里根政府一个心眼地相信自由经济的教条。尽管政府是国防工业、医疗工业的大主顾，是衣产品的大买主；尽管政府担保外债，制定税务政策，但是美国没有一个全面的经济战略，盲目地信奉自由经济，只能是误国误民，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这派人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政府的能量大于私人企业。美国企业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国外企业竞争，现在是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结成伙伴关系的时候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反托拉斯法的确打破了少数几个大公司对市场的垄断，促进了自由竞争，使美国工业日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此法案在今天已成为阻碍美国企业互相合作，共同与国外大企业竞争的绊脚石。
他们主张美国采取明确的措施支持出口，保护美国市场不受那些执行有效的工业政策的国家任意入侵；美国的政府、企业、劳工、金融界、学术界应通力合作制定美国的工业政策。决定重点发展的目标，扶植新生工业，保护虽已成熟老化但有战略意义的工业；政府要利用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工具鼓励科研。鼓励企业为实现生产现代化而投资，要采取措施避免企业间不必要的竞争，避免搞重复的科研；美国要保持竞争优势只有集中大量的资源，选择最有前途的工业大力发展；技术革新一定要以大量的资本为后盾，制造设备和企业组织结构要紧跟上去，密切配合，技术革新才能真正发挥威力；工业政策应该保护的不是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行业”，而是那些有发展前途的弱小工业，要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减少他们在新生时期的风险，直到羽毛丰满，能独立竞争；自由贸易不等于任其自流；支持弱小的新兴工业不是抑制竞争，而是促进公平的竞争；政府要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改进教育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应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以确保明天的劳动大军掌握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必需的技术；奖学金应用于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