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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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不对头，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但我不清楚究竟缺的是什么，自己也提不出新办法让老一辈信服，所以跑到哈佛来开开眼界。哈佛跟房地产关系不大，房地产行业的地区性很强。经理学院的课程主要与工业和金融有关，但是通过在哈佛的学习，我提高了估计特定市场潜力的能力，提高了对不同行业的理解力，从而对承租者的经济地位可以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扩大了眼界。这是我来哈佛的最重要的目的。
“没有到经理学院之前，我以为在哈佛遇到的，将是一批为了个人成功不顾一切的野心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这种人哈佛虽有，但属于极少数，绝不是主流。我交了许多朋友，从来没有在一间教室里遇到这么多比我聪明的人，你可以从班上九十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天天学，相互学。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我很喜欢实例法，因为我一向不习惯坐在下面光听别人讲课，我总是爱参加进去。哈佛最宝贵的财富是教授，我从来没有遇到水平始终是这么高的教授。哈佛迫使你上课发言，迫使你锻炼思维，不断改进发言技巧，通过每天的上课讨论，我们表达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我在经理学院的一大收获。
“另一方面，问题也有。哈佛经理学院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学校，却自己没有管理好。校方采纳新主意很慢，例如微电脑课程直到一九八四年我们升入第二年时才开设。各系自立山头，不通气，会计系的教授与管理经济学的教授对怎么按现值计算现金流量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各执一说，叫做学生的无所适从。
“经理学院曾改建一幢专供在职经理人员来校居住的宿舍楼，将原来两间房合用一间浴室改为一间房一个浴室，改装的费用竟相当于我可以新建整个一幢楼的代价，简直荒唐。我绝对有把握，哈佛被承包这项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公司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当事人用钱如此不在乎，根本出于学校大有钱。可是还要校友每年捐款，真令人啼笑皆非。
“在经理学院里，我大概比大多数人都生活得轻松，到学校以后，经营家庭企业的种种烦恼暂时置诸脑后。一方面我年龄大一些，来校时已经三十岁了，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另一方面我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我独立惯了，不愿听别人使唤，我不想争名夺利。不想爬上什么大公司总裁的宝座。“结婚的人到哈佛来有利有弊。作为丈夫和父亲，我责任很重，我经常感到时间安排不过来，经常发生的矛盾是，牺牲学习还是牺牲家庭生活？我不得不学会应付这种压力。可是有了一个家，我可以从学校的紧张生活中脱离出来，特别是第一年，住在学校里的同学没有一刻摆脱得了那种无情的压力，想轻松也做不到。我妻子给我很大的支持，从学校回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向她发牢骚，她也可以向我诉苦。在哈佛的两年里，妻子和女儿交了不少朋友，因为我们没有找工作的压力，情形好一些，有好些结了婚的同学经济紧张时，事业心强，老是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因此精神负担很重。许多情况下，妻子不得不工作以资助大夫来哈佛念书，但是妻子自己也有事业心，也希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人都追求事业，虽然满足了某种成就欲，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婚后关系因之紧张，甚至发生离婚。有子女的夫妇当然可以把子女送到日托托儿所，但是托儿所不可能代替母亲。“经理学院在查尔斯河南岸，哈佛大学的其他院校在河的北岸，两处一桥之隔，但这座桥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文人相轻，经理学院的同学似乎特别看不起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的同学。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两个学校培养的是一群官僚和讼棍。我当初大学里读政治学，原来打算毕业后进法学院攻读律师业的，幸亏头脑清醒，决定不当律师，这个国家律师已经太多了。我并不是没有事业心，我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中更富于创造性一些，为社会、为我住的社区多做一些工作。
“到哈佛来，是我给自己所作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凯思琳·罗伊来自纽约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数学系，嗣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运筹学，获硕士学位，来哈佛经理学院前在贝尔实验所担任技术员，是美国妇女与数学协会成员。爱好跑步、滑雪、航船、滑翔和室内网球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从十二岁起，在念中学时就自己打工挣零钱，我送报，替别人照看婴儿，这些人家都有家庭企业。例如一家开杂货店，一家开饮料厂，还有一家是丰田汽车商。我对工商企业的兴趣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一向很独立，父母从不干涉我，看到别的孩子那么依靠父母来决定选择什么专业，我感到惊奇。
“到了大学里我也半工半读，我做过学生食堂的工人，电脑中心的服务员，也当过数学辅导老师。大学里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希望当医生或律师，我也不例外。我选择了理论数学作为专业，因为发现它容易学而且挺有趣。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钱读研究生，也没有把握将来一定做得了医生或律师，于是就在一个教授的帮助下，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所找到一份工作。“我在运筹研究部工作，里面六十个专家中只有四人不是博士，我是唯一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工作两年后，贝尔实验所送我到加州大学读运筹学，毕业后我又回到贝尔应用运筹学技术设计电脑模式。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子学数学，女生回避理工科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做父母的往往对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课抓得紧，对女孩子在这方面就松一些。针对这种倾向，我在贝尔实验所工作时，曾到中学里去演说，鼓励女生考虑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许多女生完全排除数学，因而限制了择业的机会，虽然在工商业上成功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是懂得数学就多了一种选择自由。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女同学克服对数学的恐惧。同样，很多女生不爱好体育运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康的’。直到读大学时，我才在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体育运动，结果当上了女子足球队队长。
“要在贝尔实验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可是我对攻读博士不感兴趣，我的GMAIT成绩极好，这加强了我上管理学校的信心。哈佛经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选择哈佛，一是因为进哈佛难，二是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数学性强，而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基础了。“说实话，我在哈佛并不感到舒服，我不会为了拉关系而有意识地进行社交，也不欣赏别人的这种品质。哈佛里这种人不少，评分本来应该完全根据实绩，可是我知道有人得到好分数是因为善于讨好教授或者认识什么人。有人连实例也不读就来上课，发言投机取巧，纯粹是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怕竞争，但是我讨厌哈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氛。
“女生受到歧视，也许真有其事，也许是凭空臆造。不过我发现一个口齿伶俐的女生，要比一个能言善辩的男生更容易招来反感。这点令人不安。有一门课上，教授叫人的方式不公平，我很恼火，就存心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记录教授的叫人方式。我将全班分成三组，发现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教授只叫其中的一组，尽管每次每组都有一半人举手，女生虽占全班的四分之一，却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被叫到。课后我把这个情况同教授谈了。不料第二天上课一开始，他就冲着大家问：‘有人说我叫同学的方式存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他很不客气，当然没有人回答。可是下了课，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个教授一直没有改变他叫人的习惯。女生比男生上课更担心，忧虑促使她们常常举手，但是常常发言又会招来反感，真是难。“我是民主党，是自由派人士。经理学院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学都是共和党，但一半共和党同学对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不受政治立场的限制。在预算案、税收等问题上他们采取共和党的立场；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像是一个民主党人。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课外，课堂讨论很少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我的政治活动也不过限于向自己关心的政治竞选活动捐款。人力资源管理课上很多同学不同情工会，这是由于经理学院不少同学出身于富人家庭，向来跟工会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对工会的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立场，不如说是阶级观点所造成。
“我没有十分明确的事业目标非实现不可。我竞争心有余，事业心不足，只要有谁跟我年龄相同，能力背景相仿，却在于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不甘落后。我在经理学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也许可以在别的学校学到同样的知识，我认识许多没有上哈佛经理学院的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一把能打开许多大门的金钥匙。哈佛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
“大考后，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五月份，我和男朋友一起到中国作了一次自行车旅行。中国之行是我迄今为止最愉快的旅行，最令人高兴的是人们主动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发现中国人处处开放，热情，乐于助人，我们还应邀去中国朋友家作过客。我们从杭州骑车到南京，第一天我曾从车上摔下来，擦破了膝盖，立即有人上来帮助我们。他们拦住了一辆过路的运货卡车，让司机送我们进城，到了城里的旅馆，我们不但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有人替我们洗干净衣服，缝补好刚才摔破的地方。我们觉得像在朋友家里一样。“我们没有向导，但每到一处总是有人主动表示愿意作我们的向导。每天都有人想和我们练习英语，差不多像搞疲劳战。但有几天，我们没有遇到一个想和我们练习英语的人，说也奇怪，我们反而感到寂寞了，那是在南京。后来我们主动跑到南京大学找人说英语。
“我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西安，那里想赚游客的钱的人太多了，弄得我们没法和平常的人接触。尽管西安的名胜古迹不少。这种现象却破坏了我们的兴致，我除了去一般游客通常去的地方外，还想了解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要是随旅行团一起游，汽车进，汽车出的话，大概接触不了多少普通中国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自己骑车闯闯的缘故。”
陈其贤，祖籍福建，来自马来西亚，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在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过工程师七年，曾获发明水下油管高压连合器的专利。广游欧洲、亚洲和澳洲。爱好烹调，打橄榄球和冲浪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获“贝克学者”称号。
“我是福建人，祖父是一个村的村长，村里人都是亲戚。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他带了全村人逃到马来西亚。祖父还健在，前几年回老家去过。我小时候经常听祖父母讲中国的故事，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家共有六个子女，父亲是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母亲开裁缝店。他们一向重视教育，因此我们六个孩子都在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受过大学教育。小时候我成绩不好就要挨打，父母经常议论别人家的哪个孩子在外国读书读得好。要我们争气。“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上很成功，马来人政治上较精明。政府照顾马来人的政策我没有意见，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贫富太悬殊，必然不能长期稳定，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也不可能和谐。当然在具体执行政策时，对华人在教育上、商业上作不公平的限制，又是另一回事。马来西亚的华人到国外留学，这也是部分原因。
“我去英国是壳牌石油公司给的奖学金。在英国我学会要有创造性，英国人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英国同学发明性强，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鼓励学生怀疑成见，大胆创新，提倡造反精神。英国众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有利于学生丰富知识，开阔思路。学工程时，我懂得了当有人要你设计一座桥时，你首先要搞清究竟需不需要桥。壳牌公司在马来西亚有许多炼油厂，由于热带气候，炼油厂周围的草地的草长得很快，需要经常整剪，因为炼油厂附近严禁烟火，不能用刈草机，向来只用人工除草。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养几只羊来解决问题呢？羊吃草不算什么新知识，可是炼油厂养羊就是创举。“中国的传统一向提倡青年服从老年，不准随便怀疑长辈。我希望向老人的经验学习，把老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我的上司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好心人，他鼓励我发挥创造力，容许我犯错误。他让我负责一个五亿美元的北海油井栈桥项目的设计工作，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我发明的自动连合器其实只是把两种现成的产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产品。我发明这产品也冒了很大风险，我那时有好几个主意，我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后，就大胆着手实验，我不相信作无休止的分析。新主意要在实验室尝试，通过实验提高。
“我到哈佛来，是我对壳牌公司的工作感到厌倦了，工作虽然有挑战性，但是做了六、七年工程师，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的工作仅限于工程技术方面，但我感到自己可担任管理方面的工作。壳牌公司太大，有十六万雇员，我非得在技术岗位上工作许多年后，才有可能担任管理工作。我一向想进管理学校，我到哈佛来是因为我感到担任工商管理工作之前需要学习管理经营。正像如果没有受过工程学教育，我也不愿意当工程师。我很重视正规教育。
“美国教育注重广度，不注重深度。课程的知识面较广，但不及英国教育专业程度深。哈佛实例法与英国的教学法截然不同，我最初对实例法很不适应。华裔学生向来是被动的，但在哈佛经理学院要是你等别人请你时才说话，你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竞争强有积极的一面。我从未遇到这么多一流的人才集中在一一个地方，年轻一些的同学对付压力较难，他们过分关心坐在什么位置，讨论程序如何等非实质性问题。他们重形式于内容，以致忘记了最终的目标——在友好的气氛中学习。我班开学时发生的抢座位事件就是同学不成熟的表现，有些很有才智的同学因为揣测得不到“贝克学者”的称号，就泄了气，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是很可惜的。非但他们学到的东西少了，别人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也少了。我觉得到哈佛来如果不最充分地利用机会就是一种犯罪，我本人学习的动机非常强烈，因为我离开了一个报酬优厚的工作，希望在个人事业上更有进取。
“压力固然能造就人，但有时候我怀疑哈佛施加于同学的压力究竟是不是完全必要。经理学院似乎以为有一套魔术般的公式要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搞疲劳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些的同学很容易全盘接受学校的那一套。学习上的压力和找工作的压力还会使有些同学忘记道德准则。道德是个人的责任，也许无法教授，但是学校至少可以提高同学对道德准则的觉悟。哈佛在道德教育方面无意识地强调得不够。
“我的妻子为我来哈佛作了巨大的牺牲，我放弃在壳牌的高薪工作到哈佛来，是一个大转变、大适应的过程。妻子曾对我说：‘如果不去哈佛，你将一生后悔。’她是一个职业钢琴家，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宁愿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一方面要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