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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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感到很兴奋，马上把我调到公司总部，让我在整个公司推行这些革新措施。由此可见，在一个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机构，即使维持现状对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有利，好的主意迟早仍会克服阻力。促成变化，获得成功。比尔·马里奥特称我为公司的‘哲学家’。“我在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波特兰都管理过旅馆，我常常接触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餐厅侍者，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会计，有的担任后勤工作。我发现这些年轻人不再有家庭、教会、社区、学校这些传统的结构作为他们生活中的支持，工作单位变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稳定结构。我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是给这些人当咨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记得在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如果我需要帮助，或者请教别人，我会找父母、社区、学校、教会的。这大概是社会的一大变化吧。“这也使得企业管理工作的性质变了。特别是服务性行业，人的因素更重要。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精神依靠。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们侧重的东西有所改变。八十年代物质和金钱较受重视，九十年代人们更保守一些，更重视道德价值，而不那么追求物质。马里奥特的客人和员工都反映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的服务也必须跟上去。
　　“作为公司员工健康福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带头每天早晨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我的用意是想告诉员工：我们不要求大家做工作狂。工作过头会影响健康，甚至使人变得眼光狭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新事物。久而久之，他们应付变化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要工作得有效率，生活得愉快健康。
　　“我每天都打半小时的太极拳。我对东方文化和哲学研究了多年。打太极拳给我的生活带来平衡，也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太极拳给我的影响不仅仅是一天半个小时，阴阳太极道家的哲学已成为我人生哲学的基石。一般西方人把工作、学习、休闲区分得很清楚。我认为它们是贯通的，不能人为地断开，否则是不自然的。我有许多同事一天下来很疲劳，感到工作压力太大，有精神负担。但我没有这种问题。我想这得力于太极拳给我的平衡。我感到工作轻松，心情很舒畅，我生活简单，也很幸福。
　　“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旅馆里有喜剧，有婚礼，有庆典；也有悲剧，如有人自杀，可以说旅馆是人生社会的缩影。世界虽然分为许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但是人的基本行为和动机都差不多。我想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认识到人类的这种共性，这种普遍性。”
　　钱美仪
　　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摩根·斯但利投资银行定息债券部主管，现住纽约。已婚，有二女。喜欢游泳、打高尔夫球和弹钢琴。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名门世家，但是因为我在美国生长，所以到将成人时才有所了解。我的祖父钱思亮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多年，伯伯钱纯担任过台湾“中央银行”副总裁和“财政部长”，叔叔钱复为台湾现任“外交部长”。父亲钱煦是杭州人，母亲胡匡政是安徽人，他们于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我父亲是一位很成功的科学家，他现在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工程系教授兼主任，母亲是儿科医生。我父母给我灌注了中国人传统的进取精神和成功毅力。但是因为我生长在美国，所以没有感受到在台湾长大会有的那种需要有成就的社会压力。
　　“父亲不涉身政治，我也像他一样。搞政治不容易，我很佩服我的叔伯。我们家里平常也不谈政治。当我们偶然谈政治时，我的在美成长和教育背景使我基本上是从美国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的。
　　“我希望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能够和平地解决，但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我不清楚，不论怎样，解决的方法应是渐进式的。任何别的国家出主意来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都是困难的。我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采取某种平衡的立场。
　　“中国大陆和台湾就像任何两个群体，彼此既有些一致的利益，又有些不同的目标。通过文化交流、科学交流、经济联系，互相接触的机会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结果。问题的解决总得使双方都感到满意，都能够接受才行。我不知道这可能不可能，但应该是有希望的。人和人之间接触多了就容易学会相处，第一步应该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我想，这也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
　　“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我爱好法语，也曾有志做一名钢琴家，可是我在大学主修经济学。这不是出于天生的爱好，而是取其实用性强，容易谋生。我外祖母上过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但我母亲学医，因为她觉得学医比较实用。母亲是一位坚毅的女性，我很感激，我秉承了父母的性格：我懂得要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
　　“我最后选择的事业途径是投资银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挑战性和实用性的行业。近十年来投资银行业的变化不小，摩根·斯坦利公司还算稳定，我幸亏找对了公司。我主管的部门负责发行企业固定利率债券。我有五十家左右的客户，他们大多是《幸福》五百家大公司里面的。我的工作就是跟他们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客户多多益善。有的客户公司已经跟别的投资银行有长期合作关系，甚至告诉我们插不进去。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与他们建立关系，不灰心。我们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创造机会，锲而不舍。有的项目就是这样被我们争取到手的。
　　“中国企业到国外募资，究竟是发行股票还是发行债券，要看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自有资本是否能维持其增长。目下（1995年）国外债券市场对中国的风险估计不如一年半以前对中国有利，所以中国企业来美国进行债券融资的利率就比以前高。尽管中国方面仍然按时支付债券利息，但这并不能确保债券价值不变。因为证券市场上许多人买卖债券，而债券的价值又跟人们当时对债券发行者的看法有关。
　　“发行股票是最昂贵的融资方式。企业需要资金，可能的话应该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任何企业需要资金应该首先试探债券融资的可能，至少美国企业向来如此。当然，发行债券必须掌握时机。今年由于利率很低，所以国外到美国来发行债券的企业大为增加。
　　“我丈夫是我大学的同学，美国人。我们相爱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他是白人，是美国人。我爱的是这个人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种族。我妹妹也是嫁给一位白人的。我与丈夫相识了九年才结婚。我们的结合并不是头脑热昏的一时冲动。我征求父母的意见时，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他们关心的是我们一生的幸福。
　　“我丈夫是篮球教练，又是中学教师。他的班上有许多来自破裂家庭的孩子。有的孩子母亲患爱滋病死了，有的孩子没有父亲。我丈夫虽然是篮球教练，却好像成了这些孩子的父亲一般。他教他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他是这些孩子的榜样，给孩子们带来希望，他帮助他们重建对生活的信心，否则这些孩子也许会走上邪路。
　　“我的投资银行工作是给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运转加润滑油。虽然这对社会有所贡献，但是我不能像教师和教练那样可以具体指出对哪些人有直接帮助。
　　“我丈夫和我是一对现代式的美国夫妇，我们是合作的伙伴，很多传统式家庭里夫妇分开担任的工作我们是分担共享的。他和我是一条心。我丈夫非常支持我，我也非常支持他。他知道我由于成长环境，事业心很强。这大概是中国人的传统，大多数到美国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欲望。他懂得我有成就欲，他愿意成全我。我们两个一起，又能发展事业，又能使孩子们得到父母的爱护。我打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了解。
　　“不过与异族人通婚有一个问题，就是让孩子继承中国文化语言传统的责任只能落在我的身上。我丈夫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个任务很艰巨，我恐怕不能胜任，但我要勉力而为。因为孩子应该受到中国文化的薰陶，这太重要了。我丈夫说他也要学中文，这需要一个环境。我希望将来孩子长大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我读中学、大学时，周围的人都是美国人，就是想交际中国人也几乎不可能。我去过台湾，不知怎的，在那里总感到自己是美国人。我的发式、神态、走路的姿势好像都与他们有些不同。
　　“中国文化一向是尊重传统、尊重权威。这一点对于一个在美国社会中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敢于向权威向陈规挑战。发挥企业家精神，发挥主观能动精神是好事。哈佛最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美国精神。这与传统的中国观念是相左的。虽然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要应付这些难题，我对我所承受的丰富文化和它给我生活上所增加的层面是非常感激的。
　　“毕业十年，我的见识增长了不少，也更成熟了。我现在与世无争，与己无争。我明白工作上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愉快。现在我感到工作顺手，家庭生活称心如意。虽不能说已经十全十美，但各方面感到非常舒畅。我以前感到生活中总缺乏一点什么东西，没有孩子以前，我非常想有孩子。没有负责现在的工作之前，我感到自己的本领可能发挥得不够，现在我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如。
　　“我觉得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感受。毕业十年后，人生的一段摸索期已经结束。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于是找到与自己能力和爱好相适应的工作和环境，来发挥自己的特长。一旦做到了这点，他们就容易对人生感到满足愉快，所以同学之间相互的竞争也不像几年前那样强烈了，也许是知天命得其所哉吧！当然，竞争还是存在的。我想，再过五年，更多的同学大概会乐天安命，懂得并不需要拼命出人头地竞争才能得到满足。那时，我们恐怕都会变得老气横秋了吧！
　　莎拉·斯特恩
　　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评论）杂志广告部主任。现住纽约，已婚，有二子、一女，爱打高尔夫球。“我大学学的是历史，毕业后正逢经济不振，找工作很困难，后来我在一家公关公司找到了工作。但别人老是说学历史没有实用。我听厌了，就到哈佛经理学院来镀金。
　　“我大学选读历史是为了要让自己接受古典教育。那鲁大学的文科一向负有盛名。我选读文科不是为了我工作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去东柏林旅行，跟当地的共青团员见了面。我们表示很有兴趣了解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对我们是怎样想的却不感兴趣，反而绝对有把握地告诉我们：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在街上乞讨。我们原来还以为在国内听到的那些关于东德的报道可能是宣传，有点半信半疑。现在亲自接触到东德的青少年，他们的头脑这么僵化，实实叫人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的话，还是受到压力非对我们这么说不可。总之，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东德的制度有问题。我后来到那鲁大学决定学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这一次经验的影响，因为我要研究一下苏联。东欧的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哈佛的实例教学法教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怎样处理问题，实在好极了。记得“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课期中考试时，我从历史角度探讨了考题，不料老师给了我一个“差”分。我去找他时，教授说如果是考历史，你的回答一定得“优”，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制订行动方案，解决现实问题。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哈佛经理学院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锻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哈佛毕业后，我不想进华尔街投资银行，也不想做管理咨询。我在那鲁的华裔同窗好友林璎一向默默无闻，她设计了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后一举成名，连美国总统都征求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很羡慕她的影响力。我进入《新闻周刊）杂志社工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对公众舆论有一些影响。新闻出版业的英才主要是记者，在企业管理方面较弱。我决定在这方面发挥自己所学，担任了《新闻周刊）广告、发行方面的工作。
　　“结婚后，丈夫工作调动到荷兰，我就辞职了，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年。荷兰的社会福利很好，税率很高，社会主义色彩很浓，一般人都是中产阶级，工作欲不强。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因荷兰不准给产妇止痛药，所以大受其苦。怀第二个孩子时就决定回美国生产，也没有再找工作。我觉得自己首先应该照顾好孩子而不是自己的事业。我丈夫当管理咨询，收入足够一家人的开支。丈夫也主张家庭第一。他每个月要出差几天，并不算多。夫妇有时分别几天，也许对婚姻有好处。
　　“工作别人可以代替，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做母亲的责任。读书的时候老师常说现在男女平等，都一样，但实际上男女并不一样，也并不平等。道理很简单，怀孕的是我，失去行动自由的是我，而不是我丈夫。这是造物主给我的任务。
　　“有的女士认为追求事业，爬攀高位是自己天生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至少这在我是觉得有困难的。男人的情况就不同。“许多人总是怪父母这不好，那不好，我的童年很幸福。父母把我们三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好。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好。把家庭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我现在心满意足，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
　　“我怀第三个孩子时，《评论》杂志的负责人希望我出来工作。我决定出来做半职工作。《评论》不是上厕所时读的那种杂志，它是一本美国新保守派智囊精英的杂志。读者的层次较高。例如里根总统就是读了柯尔帕特丽克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决定任命她为驻联合国大使的。参议员莫尼汉在《评论》上发表文章后也被任命为大使。克林顿总统最近读了《评论》杂志有关协助警察发现犯罪分子身上是否藏有枪支的新技术报导，于是要求司法部长为联邦调查局购置这套新技术。所以我知道这本杂志受到美国政府决策者的重视。
　　“我们的杂志只有二万五千名订阅者，读者群不同于《时代》、《新闻周刊》。《评论》的注意力不是每周每月的时事，而主要讨论社会的动态、政治的趋向、国家的前途等严肃课题。
　　“我感到自己在做一点有用的事。我只做半职工作，杂志社里又数我最年轻，但我的意见总是受到尊重。我想这要归功于哈佛的学位，否则人家是不会认真看待的。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族裔分裂。部落主义。从历史上说，新移民到美国开始生活在自己族裔的圈子里，以后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流行的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思潮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种族，他的肤色，而根本无视人的共性、社会性。这种思潮的兴起，跟政府实行的优待黑人，优待少数族裔的政策有关。有人靠自己的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