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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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视人的共性、社会性。这种思潮的兴起，跟政府实行的优待黑人，优待少数族裔的政策有关。有人靠自己的肤色、种族可以享受优遇，造成他们一种不工作也有权享受这、享受那的心理。“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因为他的宗教信仰、种族、肤色而享受特权。以自己的种族而自豪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判断一个人主要应看他本人的才能、成就和品行，而不是他的肤色。优待某些族裔的政策窒息了其他族裔有才能的人。明明有才华的黑人也因此受到误解，别人以为他的地位是靠他的肤色取得的，而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成就。尼克松政府倡导优待黑人的政策，原希望弥补黑人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且打算到一定的时候予以取消。现在早已矫在过正，却仍未取消。
　　“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例如现在有的历史教科书居然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件坏事。因为他的发现，使得许多印第安人传染上天花而死。可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不幸的事。现在公立学校对孩子们灌输这种糟粕，他们怎么可能受到好教育呢？
　　“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也令人不安。不是说美国应该充当世界警察，但当用实力干预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干预。例如对付伊拉克的侵略，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等场合，就应该加以干预。
　　“现在共和党是国会的多数，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究竟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多少，还是个未知数。”
　　迈克尔·弗莱彻
　　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埃柯烘盘制造厂总裁，现住田纳西州。爱打橄榄球。“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外交界，在美国驻刚果（法属刚果）大使馆工作了两年。刚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军事独裁政权掌管一切，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管好。刚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俄国或中国输入，而是从法国传过去的。法国人培养了一大批刚果政府官僚，灌输的就是法国的那一套：凡事都由中央政府发号施令。那时刚果发现了油藏，可是我一看政府的预算尽是些没有用的基本建设项目、大而不当的政府办公楼等等，就打报告给国务院说，长此以往，刚果的石油收入将会枯竭，国家将会破产。那是1981年的事。前几年，刚果果然破产了。
　　“刚果人民非常友善。全国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却有一百五十种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方言。刚果其实是法国殖民统治者强行拼凑起来的一个国家。刚果都是黑人，但不同的部落之间关系紧张，就像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一样，特别是矮人族受到其他部落的种族偏见歧视。我想人性中有某种东西天生排斥异己者，凡模样与我们不同、行为与我们不同的人都会引起我们的不信任感，这是人性中可悲的一面。
　　“回国以后，我继续在国务院工作。我感到在政府高层工作，当一名高级长官的助理是有趣的，但在中层工作就没什么趣味。所以在我被提升到中层后，就决定离开政府，申请来哈佛经理学院。
　　“哈佛毕业后，我在麦肯齐咨询公司工作了五年。后来我和另一个也是搞管理咨询的同学决定自己成立公司，专门帮助有困难的企业进行改革，扭转局面。我们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靠储蓄生活。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考查了差不多五十家公司，最后得力于哈佛的关系网，找到了田纳西州的埃柯烘盘制造厂。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工业用的大型铝钢面包烘盘，并提供售后去垢上釉服务。产品有很高的知名度，市场占有率达百分之四十。
　　“一九八七年公司被人收购，但收购集团事先没有做好调查，收购后才发现工厂问题很多，却又一直没能找到称职的管理人员，因此经营情况每况愈下。到我们一九九二年接管时公司已经亏损了好几年。股东集团之所以给我们股权，让我们接手，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家工厂已经没有希望了。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公司可以起死回生；如果不成功，我们也不可能再给它带来新的损失。
　　“接管后，我们首先将高层经理人员和一批中层经理人员解职，重组了中层管理人员班子，被解雇的占全体雇员百分之二十，但其中没有一个工人。我告诉工人：工厂问题这么严重，不是他们的过错，错在管理人员身上。在我们接管前的五年，工厂每年平均有十四起严重事故。我宣布：工人应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前提下来提高生产效率，工人有权拒绝从事他们感到不安全的作业，而不必害怕被解雇。我巡视车间时，要是发现某项作业太危险，就下令停止作业，直到采取适当安全措施后才予恢复。现在工伤事故已减少到每年只有四起。
　　“我们发现这家工厂的生产管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就重新设计了生产流程，让二百多道工序每道都由专职工人负责。尽管机器有多种用途，但我们将每部机器的用途固定化，彻底改变了原来不分工种，过于灵活，结果是一片混乱的情况。
　　“生产流程合理化后，浪费大大减少。有的工序从原来的十二小时缩短到十三分钟。半成品的堆积大为下降，我们关掉了多余的一个仓库。在改变生产流程中，为了说服工人，我甚至用玩具模型作示范。有的工人不一定懂，但是他们信任我，于是就照我说的办。对于头脑不善于分析的人，培养信任感很重要。跟工人一起工作，最重要的是赢得他们的信任。一旦失信，就再也不可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中层管理人员往往抵制变化，问题常出在他们身上。我自己下车间向工人作解释，就是要让中层管理人员感到变在必行。
　　“在市场营销方面，我们也作了一系列改革，降低了价格，保住了下滑的市场占有率。不过由于生产成本降低了很多，产品利润率反而有所提高。在我们接管十四个月以后，已经反亏为盈。这家工厂营业收入每年达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美元，利润率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工人已经加了两次薪。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独特性。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一切成功的企业都有相似之处，而一切不成功的企业部有各自下成功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好企业未必非那个行业出身不可。当一个企业发生危机时，陷在这个行业里太深的人，反而可能无法打破僵局，扭转危机。这时，需要外来者的冲击。
　　“一家工厂一旦管理上有问题，往往在每一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我相信企业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有没有促成的过程、程序和制度。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制订出一套导致成功的过程。埃柯厂的原领导因企业负债过多，穷于应付，而忽视了领导作用，导致企业情况逐渐恶化，问题越来越多，差不多每天出现危机，以至经理人员不知道从何着手解决。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外来者，我们没有条条框框，终于把问题按轻重缓急逐个解决。
　　“我很幸运，可以算干得还成功。我想幸运的人应该为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创造发挥他们能力的机会。我们为埃柯烘盘制造厂的员工们创造了机会。现在，埃柯厂的工人、管理人员、客户、投资者都是赢家。唯一的输家是我们的竞争者。他们的生产管理还是旧的一套，这要怪他们自己。“埃柯已经走上正轨，不需要我太多的精力了，所以我正在寻找新的类似的有困难的企业，希望能帮助他们进行改革，创造机会。这就是我的使命。“当我辞去咨询工作时，有人说我冒的风险太大，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深有自信。父母从来没有说我长大了要做什么，只是要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决定，往往只看结果，这是不对的。作出决定的过程同样重要，不能只以成败论英雄。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测。正确的过程导致正确的决定，当然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但失败也不能说明当初的决定就一定不对。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让我们所消费的超过我们所创造的。这对个人，对社区，对整个国家都一样。消费多于创造是不道德的。美国的国债是消费高于创造的最恶劣的表现。我们必须致力于建设未来，必须改变向政府伸手的习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应该为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消费低于创造。这样，水涨船高，才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好处。”
　　杨荣文
　　英国剑桥大学工程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卫生部长。已婚，有三子一女，爱好游泳、跑步和打高尔夫球。“我祖父是中国广东省潮安人，家住庵埠村，从事橡胶业。父亲生在新加坡，一九三七年回家娶亲。芦沟桥事变后返回新加坡。
　　“来哈佛前我曾在新加坡空军服务。哈佛毕业后，我先在新加坡军队里工作，现在的军衔是准将。一九八八年我退伍从政至今。
　　“哈佛大学虽然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它与美国的政界商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政界商界的领袖许多人都是哈佛毕业生。哈佛对美国社会有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哈佛大学，美国就将大为失色。正如没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就会大为逊色一样。这些高等学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巨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全世界。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哈佛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服务的更大的目标，在于它对人类的贡献。如果哈佛只关心维护自己成员的特权，而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我是管艺术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光靠市场，光靠经济来维系。艺术是凝聚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灵魂要靠艺术来保存。艺术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和共同遗产的一个支撑点。
　　“新加坡政府积极赞助艺术。有的人抱怨我们工作做得不够，但是搞艺术首先得有创造性的萌芽。只有蛋能孵小鸡，石头不能孵小鸡。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鸡蛋，但有时候发觉有的蛋原来是石头。在好的环境下，有创造萌芽的人一定大有作为。没有艺术萌芽的人，即使环境再好，也创造不出东西来。
　　“艺术家生活在社会里，不存在绝对的艺术自由。艺术家应该比一般人眼光更远，感觉更有深度，但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艺术鉴赏总是有一定标准的。艺术自由也应该有一定的界限。这条界限太松了不好，太紧了也不好。我有一个由社会各阶层贤达组成的委员会来划清这条界限。公众场合冒充成艺术的下流表演就不允许。英籍印度作家拉什迪的《魔鬼诗篇）不是完全没有艺术价值，但它践踏了信教者的情感，我们也禁止。文明就是要靠懂得怎么划清界限来维持。
　　“法国政府害怕美国文化的入侵，希望限制好菜坞电影的进口。但我觉得保护主义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亚洲各国有悠远的传统和遗产，虽然有的国家经济上比较落后，可是我不担心他们会崇尚西方文化到抛弃自己文化遗产的地步。个别的人或某一代的人可能过分崇尚西方，但社会迟早会纠正这种倾向。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亚洲文艺复兴的开始阶段，这是传统的亚洲文化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我不担心我们会全盘西化而丧失自己的文化。西方的思想、西方文艺的确有某种发酵作用，不过我们艺术的本质将仍然是亚洲的。
　　“亚洲文艺复兴中，中国文化将起主要作用。中文将日益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凡经济越强的国家其语言的影响也越大。罗马帝国时，拉丁语盛行全欧；阿拉伯王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到东南亚都用阿拉伯语；过去两百年里，大英帝国和美国的经济力量使英语成了国际语言。经济力量的变化必将导致语言应用的变化。文化也是如此。
　　“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但新加坡不是中国。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必须照顾到少数族裔的感情，所以在促进中华文化的同时，我们不能排斥其它文化。我们以中华文化自豪，但也要包容其它种族的文化。中国历史上唐朝是最开放的时期。当时，长安有许多外国人，有清真寺，有佛庙，有祆庙，有基督教堂，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唐代贸易兴旺，文化影响遍及越南、高丽、日本、东南亚。唐朝不少大臣、高僧、将军都不是汉人。东南亚的华人至今仍称自己为唐人，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新加坡需要一个中华文化的历史模式的话，唐代的中国就是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新加坡，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以唐代中国为模式。台湾、香港正因为对外开放，经济才繁荣起来了。同样，中国大陆要继续进步就应该坚持面向国际，对外开放。一个像唐代那样的中华文化将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繁荣。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历史性的改造。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我们欢迎中国在贸易、投资、财产保护、污染控制、外交行为、防止核扩散等方面符合国际准则，这不是说中国会变成美国那样。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在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中，正在探索民主的实践，但中国将按照自身历史和文化的逻辑变化，它不可能变得像美国或欧洲那样。要中国按照别人的理念去改变，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西方自由派人士常常嗤笑亚洲式的民主。他们忘了西方民主的发展曾经历了几百年，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过去十五年来，民主逐步在中国演进，如地方政府的选举和权力逐渐下放。但西方观察家对这些重要的发展却视而不见。据我了解，中国行政上划分成许多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二百万到一千万的人口，有一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需要解决城市规划、住宅、交通、教育、治安等问题，需要吸引投资，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他们可以把新加坡当作一个模式来研究，不但考察我们的成功，也要研究我们的错误。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经济生产要素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流动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在竞争和合作、独立和相互依靠、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亚洲的民主只能按适合亚洲本身的历史和文化的方式发展。民主的概念在发展，社会主义也在发展。新加坡政府为国民的住宅。健康和教育投入巨额的经费，为的是增加生产，而不是增加消费。这可算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主义。但凭这个就能说新加坡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同于西方：穷人能够得到帮助，但是政府也要求他们承担自食其力的责任。有些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无异于过去中国大陆的‘铁饭碗’，鼓励了‘自助餐综合症’：用餐者付一点费，就可以尽量享用。这削弱了个人的责任心。
　　“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民主国家迟早会毁灭自己。
　　“没有西方法制和个人自由的理念的影响，亚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样，亚洲的兴盛，迟早会对西方，对全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
　　唐庆华
　　哈佛经理学院毕业后，我先在一家欧洲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担任投资咨询三年，嗣后一直从事投资管理工作。投资的范围有上市的公司，也有非上市企业，有股票，也有债券。
　　1995年初北京电视台摄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