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国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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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公共选择——这三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分支学科出现了，就广义而言每一分支都从政治经济学派生而来，并且每一分支都能从弗吉尼亚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找到其渊源。
　　　　可是，弗吉尼亚大学这种富有生气和个性的计划注定不能在这10年后长久保持下去。尽管它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毕竟与弗吉尼亚大学内部以及外部的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学术思想大不相同。就在这种研究生培养计划因为大获成功而受到外界广泛赞扬的同时，大学内部开始有人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它。我回想起最令自己骄傲的一个时刻是，当时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的杰克·格利（Jack　Gurly），大约在1963年或是196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说，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比起美国其他大学的研究生的论文更令人感兴趣。可是就在这时，并且是背着我和沃伦，大学当局通过一个其明确目的就是要抵销中心的“政治动机”的委员会，在1963年对我们的计划组织了一次秘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把经济系说成是“强硬地坚持一种片面的观点”，并声称这种观点是“19世纪的极端保守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与经济系和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那个委员会接着推荐了具有“现代观点”的经济学家给大学当局加以任命。
　　　　到60年代中期．已经加入正统学术思想行列——尽管为时已晚——的弗吉尼亚大学与SO年代相比巳大不相同。在1964年至1968年这4年时间里，大学当局未作任何努力来挽留我们这个有幸建立并获极大成功的研究一教育机构的成员。通过一种有意忽略甚至是积极鼓励的方针，这些学者被允许转到其他大学。至1968年，科斯、温斯顿、图洛克及我本人都已转到别的大学。到1969年，沃伦·纳特与其说还是一个理论政治经济学家，还不如说已成为一个实干的政治经济学家了。
　　　　到此．我的这些必要的自传性叙述不再同沃伦·纳特有直接联系了。在我于1968年离开夏洛茨维尔以及他于1969年进入国防部后，我几乎不再看到他了。因此对沃伦·纳特返回学术界后在大学里同利兰德·耶格尔、威廉·布雷特及其他人继续进行的持续了70年代整整10年的斗争，我就不可能作证了。可是在我同沃伦仅有的几次会面中，我感到我们长期坚持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任务的一致意见并无任何改变。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讨论我们认为在本学科中所应共同肩负的道义责任。为此我感到，继续阐述我对1968年以后政治经济学发展动向的个人见解是适当的。

　　　　四　公共选择一新弗吉尼亚学派：1969—1982年。　
　　　　依上所述，“公共选择”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或准独立分支学科出现的，它在60年代初发端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1963年10月，我和图洛克在夏洛从维尔老常青藤旅店建立了公共选择学会。6年后我和图洛克重返弗吉尼亚，这次我们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
　　　　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相比；这个新中心的目标稍窄。经验问我们表明，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作出理性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我们发现，公共选择理论总的来说不过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见第3章），它却为社会科学家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远景，他们中有些人是决不可能受传统的僵硬的价格理论的影响的。公共选择在高等学府内外更为广泛的知识界迅速获得声誉。我们在布莱克斯堡的计划一开始便得到马歇尔·哈恩（T·Marshall　　Hahn）的令人鼓舞的行政领导，以一种不同于早期夏洛茨维尔计划的方式取得了成功。研究生们纷纷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们中许多人现在分散在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并正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将公共选择理论推向前进。不过，也许这一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效果，是反映在70年代10年间公共选择理论的国际化上。公共选择作为“新政治经济学”出现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成为世界各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的向往之地。
　　　　然而，与1O年前的夏洛茨维尔中心的情形相仿，公共选择理论如同其渊源于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一样，对于那些其成员在当代高等学府中居影响地位的正统学派来说，显得太不正统，太与众不同，的确也太成功了。1982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如它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心一样，成为它自己成功的牺牲品。1982年开始新的历程。一项决定将整个中心（教研人员、工作人员、各种设施）并入乔治·梅森大学。

　　　　五　1982年的非正统观念　
　　　　我再次为只有少数读者才感兴趣的过于详细的自我介绍表示歉意。不过我详述这些经历有更大的目的。我要把我和沃伦·纳特在1957年所面临的挑战，同寻求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在8O年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对照和比较。
　　　　我在前面说过，在1957年的学术界里，人们的思想状态是统制经济论和反自由社会主义。在经济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失灵，以及通过与一种完全是杜撰和理想化的结构进行对比来说明市场失灵的观点，被广泛用来证明政府干预是正当合理的。他们认为，就业、产量和价格水平方面的宏观失控原因仅在于老派政治家们没学过凯恩斯主义政策课。可以回想起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公债已使孙子一代背上沉重的负担时，经济学家们是如何轻蔑地加以嘲笑的。
　　　　要对5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的态度作出批评是容易的。但我们也要给予他们以公正的信任。他们犯的错误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事后这么说。但他们对各种思想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些思想是重要的。他们不是骗子，并且不是共同体中的有意的寄生虫。
　　　　四分之一世纪是很长的时间。但学术界中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家们从50年代那种思想形式中摆脱出来，却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现在情形确实好转了，反自由的社会主义已经几乎消失。即便根据最广泛的定义来讲、在1982年能包容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的经济学家也只占极小部分，并且他们几乎不能再控制任何课程计划和基金会了。50年代居统治地位的统制经济理论已经消失，但尚无具有相等抵消作用的思想取代其地位。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变成了“科学”；但我给科学这个词标上引号以示贬意。80年代付诸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它使自己成为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的俘虏，而没能保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为它所用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以一种不同于5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方式，忽视了本门学科中的基本原理。他们的动机是非正常的；他们似乎成了思想阉人。他们的兴趣是在他们所研究的模型的纯学术性质上，并似乎从只与他们的乌托邦相关的命题的证明发现中获得极大乐趣。
　　　　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学术成就，并且我丝毫不怀疑那些用与我称呼我的学科相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学科的现代“科学家”们的辉煌才华。我只是惋惜这种人力资本投资造成的浪费。学术成就是要支付巨额资源成本的，在承担这种资源成本时机会成本是以所放弃选择的预期收益来衡量的。在现代经济学里，被牺牲掉的是对市场过程原理的理解；以及对市场过程与人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制度环境的关系的理解。换言之，我们今天大多数研究生院的教学大纲所称的为掌握现代经济学工具而进行的学习，放弃了对带有古典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培养受过严格训练并具高度才能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学科的整个目的一无所知。这些研究生院没有感到负有道义责任，向他们的学生输送和传播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能使人理解到，一个自由人社会如按市场过程组织起来就可以避免公开冲突并同时以尚过得去的效率使用资源。
　　　　我们这些要努力恢复政治经济学作为本门学科的中心研究课题的正确地位的人，现在所面临的任务与50年代时大不相同了，并且在许多方面也困难得多。社会主义思想所占据的地盘，已部分为累积历史经验的简单观察所排挤，这种累积历史经验最终会对人类意识产生作用，就是那些长久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也不兔受它的影响。我们早期某些逐渐灌输对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基本原理的理解的努力之所以成功，只是由于30年的历史过程取得了胜利。当然，说这些历史过程胜过了那些学术争论，并不否认那些学术争论与我们的成功存在密切关系。公共选择理论把类似于早期市场失灵的一个智力卓越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失灵，看作是对福利经济学的讥刺。但关于政府干预失灵的一般见解，更直接受到对实际失败的简单观察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80年代对经济学的渊源——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是思想上的更替而更多的是方法论方面的革命。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奇怪境地：我们中有些人试图确定在经济学说史头一个半世纪中已确定的中心研究课题，这些人现在成了方法论的革命者。
　　　　由于那些只受过部分训练的数学家们对数学的真正敬畏，我们的任务变得困难了。因此，有必要设法了解在这些完全不理解经济过程的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敬畏是怎么引起的，它为什么会创造出如此严重的低劣复杂性。为何真正的数学大师对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并没有感到敬畏？这种单方面敬畏的终极根源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不对称的出现，是因为2O世纪，尤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后，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确实（几乎是悄悄地）发生了革命。一旦“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并且这种研究是寻求在既定的需求、资源和技术约束下的极大化或最优化解决办法；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数学观点的陷阱。按照数学观点，我们必须听从于我们中那些熟练掌握了唯有深奥的现代数学才能提供的工具和技术的人，我们中那些不懂“海赛加边矩阵”的人成了笨伯，我们被迫感到是平庸和二流的；被8O年代主流派学者们甩到了身后。
　　　　可是，我们是可以对经济学中数学观点的基本承诺提出挑战的，并且在数学观点范围之外，我们对数学家没有必要比对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感到更令人敬畏。同这些专家们相对，我们坦白地承认，我们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干并且已经干了不同的工作。因此数学家们也是如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革命必须摆脱数学观点以消除这种敬畏；除非修正数学观点，否则我们将仍然是那些数学家兼经济学家们的奴隶。
　　　　让我专门谈谈这个问题，并努力阐明我的论点。特别是由于我们中许多已成为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同事仍然落在数学观点的陷阱里，而他们仍没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许多细小问题的影响，因此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十分必要了。他们成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而同时又不使有别于他们的数学家们感到敬畏这是他们的才能，但正是这种才能使他们看不到数学观点对整个经济学科设下的真正的方法论陷阱。
　　　　我认为；一旦数学观点成立；我们甚至能把人们定义为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并隐含地假定这些函数独立存在于人们实际选择过程之外。这种效用函数工具可以恰当地用来为已做出的选择作事后重构，但它却错误地引导人们作出假定；这种函数是独立存在的。通过独立地假定这种函数，并通过实行资源约束，无论如何都可以完全偏离交易当事人中间的自愿契约过程，至少在概念上可以给资源的“有效”配置下定义。然后，这种形式上的效率准则便允许将市场概念化为可以按它在达到资源利用的期望结果时的功效，来加以检验和评价的一种手段和机制。
　　　　在当前对于几乎是在任何地方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任何人来说，要驱除这种作为数学观点特征的虚假结构和前提的确困难。要放弃那种认为确实存在“有效”的资源配置，存在已为经济学家在概念上定义的“外在”，所有的制度都要依此被进行检验的观念，也很不容易。虽然正在出现对作为结果状态的哲学对立面的过程的强调的观点，但经济学家们仍将不愿放弃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

　　　　六　前景　
　　　　在短期内，我并不乐观地认为，所要求的方法论革命将会发生。几乎所有高等学府的经济学课程计划都为那些只想模仿他们同行的主流派著作的平庸之辈所控制。这些高等学府官僚并不容易被取代，并且只有在幸运的条件下，那些严肃地对待经济学基础的人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但我在1984年仍像在1957年一样深信，我们这些高度重视传播政治经济学知识遗产的人，面临着一种不容推辞的道义责任。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那些在哈耶克正确地称为“伟大社会”形成过程中曾被证明是正统的思想观念得以生存。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那些暗淡的日子里，沃伦·纳特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拯救那些书本”。用我所了解的方式表述，沃伦的意思是说，我有的职责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古典自由主义——那些培育了一个几乎成为现实的社会理想的观念和分析——没有必要从地球上消失。那句写在弗雷德·格拉希的科罗拉多短袖汗衫上的格言说得好，“亚当·斯密是对的——继续传下去”。

　　　　注释：

　　　　①本章内容最初是1983年4月20日在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作的纪念沃伦·纳特的讲演，曾以本章标题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过（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83年）。我感谢允许以原篇幅重印。我对原槁——讲演稿和已发表的版本——作了某些修改。
3　公共选择观点①　

　　　　一　导言　
　　　　近几年，我在几个不同的场合对公共选择的历史、发展和内容作了解释。②我在此做的与早先的工作有所不同。正是“观点”（perspective）这个词，有助于我把焦点集中在总体评论上。
　　　　让我首先指出公共选择观点不是什么。公共选择观点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方法，不是一套工具，也不是使用标准方法对标准工具的一种特殊应用；虽然这后一种说法已较为接近了。公共选择是一种对政治的看法，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非市场的决策的过程中产生的。但这个说法本身还未能给予充分的描述，因为要获得这样一种对政治的看法，必须要求一种特殊的经济学方法。
　　　　在这些评论里，我将要涉及到公共选择观点中两个独立的性质截然不同的方面或要素。第一个方面是被概括为交易经济学（catallactics）的经济学方法。第二个方面是较为熟悉的关于个人行为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我将要阐述的这两个要素，在广义公共选择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具有不同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