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国家-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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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不可抗拒的。名义的债务还能保留，然而，实际的偿债义务被取消了，资本价值被没收了。这种基本的分析与前述关于公开的拖欠的粗略分析是基本相等的。
然而，两者之间还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如果在赤字财政体制中公债是继续增加的，那么，这种债务的利息付款也会随之上升。在全部预算支出中用来支付以前所发行的债务的支出的比重也会随之上升。在某些场合，政治压力就必然诉诸 于通货膨胀这种筹资手段，只要这种创造财政收入的途径还有可能采取。通过通货膨胀，政府经常性支出的实际价值仍 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有可能扩张。尽管以名义货币单位表示的 对债务的利息支付额还是上升的。⑤但是，当信用上规定要以 实际价值归还债款的时候，上述结果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要通货膨胀从总体上说或从局部看是不可预测的、那么，政府就能继续对在商品、劳务与转移支付方面的需求压力作出虔应，并且抵消增加税收的压力，同时，仍能保持付清未付的债务利息的姿态。通过通货膨胀的过程，政府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功地取消以前发行的债券的实际价值，与此同时，它又可以继续发行新的债券为当前的财政支出筹措资金。公开的明显的拒付债务将会立即没收债权的真实价值，然而，由于边种方式是一种公开的信号，因此，与经过通货膨胀对债务采取隐蔽的拒付方式相比，前者会受到更多的限制。随着通货膨胀过程的继续，拖欠风险当然会伴随着借贷率接踵而来。随着借贷率上升，在预算中的利息支付比重也上升了，这反过来会形成一种政治压力，迫使政府进行依靠通货膨胀来筹措财政收入，包括发行债券。只有当政府不能借到任何款项时，上述过程才会达到均衡，然而，这种均衡局面是直接依靠公开的明显的拖欠才达到的。
正如基本的分析所表明的，对公债的拖欠从总量上看既不会损害资本价值又不会创造出资本价值，除非通过间接影响政府的借债能力而对资本存量价值发生作用。然而，通过刺激个人对创造资本的动力，拖欠债务还是会产生别的间接作用的。如果政府拖欠债款，不论是以公开方式还是隐蔽的方式，如果政府对债券持有者征收了一种歧视税，那么，那些原来会成为潜在的投资者的个人就会担心政府会对别的资产形式进行没收，这种没收可能通过财政渠道，也可能会通过别的什么渠道。这里，对资本的创造将产生什么影响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兢兢业业偿还所欠的债务的体制相比，个人会把较少的资源用于投资。
在这一方面，通过通货膨胀对债务进行拉欠与公开的拖欠相比，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刺激后果。凭借通货膨胀，政府对债券持有者全体征收了一种歧视税，谁也不能幸免。通货膨胀会摧毁所有的资产与所有权的价值，只要这种资产与权力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包括现金余额的持有者与使用者。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本来会成为资本潜在的创造者的个人会预见到，政府会把他们所创造的资本一次性毁坏。公开的拖欠成了持续的通货膨胀财政体制的一个可预见的结果。因此，从资本积累与资本保存的标准来看，明显的拒绝偿还债款比通过通货膨胀来拖欠债务，显然要可取一些。
九 体制上的结论
在我们生活的80年代中期的美国， 政府预算体制中存在着大量的并且日益增长的国债。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匡家差不多也处于同样的处境。通过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可以说是主要用于公共消费开支了。政府可能支配的资源已经耗尽了。至于政府的这些资源是否具有实在价值，是否能作为债务义务的最后担保物，这是另一个问题了。那些被摧毁的资本价值是无法再恢复的。如果60年代、70年代与80年代政府不是实行巨大的财政膨胀政策，那么，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本存量就不会如此之少，而且这种存量 的下降具有永久性。
如果我们对政治现实加以观察的话，那么，我们要想通过压缩经常性消费来筹集还债的基金，恢复国民资本存量，这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会有意地降低公共消费与个人消费所占取的商品与劳务的流量。因此，我们也许会继续以通货膨胀来拖欠实际的债务偿还义务，不过，这种行为对于已经丧失的资本价值是无法进行恢复的。
比较符合实际地说，我们至少希望能“停止流血”。我们能够停止以赤字债务的财政方式对资本价值继续造成损失。然而，如果我们的体制继续按现今的形式组织，那么，即使要完成上述最起码的任务也是没有希望的。对于那些占据着官位的人来说，不论是占据行政方面的官位，还是占据立法方面的官位，一般的压力或利益集团政治的吸引力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因此会抵抗任何减少政府债务的企图。在一般的日常政治中所作出的反应举动不可能满足基于理性的财政节俭要求。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政治家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返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财政体制上去。特别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不同观点是如此紧密地迎合了这些政治家们不用征税就能开支的天然痹症。但是，我们不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外行，都能够意识到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为了治愈这种毛病，首先需要诊断。一旦这种毛病被充分地认识到，则财政上的恣意的挥霍就可由合适的体制加以遏制。通常的政治肯定会不容许从现代民主体制中产生上述结果。但是，通常的政治是在一定的规则中运转的，只要这些规则已经改变了，或者会在以后发生变化，那么，我们所渴望的结果方式是会出现的。
在这方面，本世纪一直被讨论的要求在中央政府这一级 上达到预算平衡的制度改良方案成了最重要的财政改革。这 种修补与改良的方案，作为财政节俭的一种普遍规则可以在 日常的供求压力的政治以外来加以讨论、评价与改进。日常政治所产生的结果就如同在拉斯维加斯或大西洋城的游乐场中具有实力的赌徒的行为一样。谁能够期待失去理智的赌徒会从种种诱惑之中摆脱出来？但是，正如这个有实力的赌徒告认识自己的挥霍行为并且呆在家里一样，那些最终作出政治决策的人与公民也会认识我们通常的政治家的挥霍行为，从而通过颁布一种限制性的制度规则，把他们的财政行为限制在节俭的范围之内。
注释：
①这一章最初发表在由德怀特·R·李（Dwight R．Lee）编辑的文集：《资本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税收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 Formation：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Taxation）（旧金山：太平洋学院，1985年）中。我要感谢太平洋学院允许我在不作重大修改的前提下重新发表此文。
② 要更为详细地了解古典学派与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公债的迥然不同的态度，请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债的公共原理》（Public Principle of Public Debt）（霍姆伍特：理查德· D·欧文出版公司，1958年）；关手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理论对政府赤字创造的影响，请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与理查德·E·瓦格纳的《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纽约：学术出版社，1977年版）。
③由债券所代表的负债的现值可能会低于债务到期时所具有的价值。只要政府的债券利率低于对将来税收进行贴现的合适的贴现率，后者通常是收益的市场贴现率，那么，上述差异就会出现。只要在现值上存在这种差别，那么，政府所发行的就不是我们称之为是“真实债务”的债券，相反，政府对生活在公共消费时期的居民征收了一种税。当然，最极端的清况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出售”无息的或者利息很低的债券。
④关于选择前的成本与选择后的成本之间的区别的讨论，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的《成本与选择》（Cost and Choic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
⑤关于这类后果的分析，参阅第19章。
19 债务、民众和福利国家①
一 导言
在这一章里，我要重述一个旧论点，这个论点在本世纪的规范公共财政学的复杂内容中是经常被忽略的。在这种叙述过程中，我希望能够加进一些与公共选择相关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的憎恶是建立在非常坚固的知识基础上的。一个民主政府要作出关于以公债为日常支出筹措资金的任何决策时，都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长斯稳定受到威胁的问题。如果以最夸张的形式表达这个观点，那么，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当福利国家开始发行第一个美元的公债时，它就把自己的安危押在公债上面了。
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府与非民主的或独裁的政府之间的区别，在以往关于公债财政的政治含义的讨论中并没有被足够地强调。在民主组织的政体中，节俭财政原则必须有更大的限制力量；而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或者根据推理，对于一个独裁的政府来说，类似原则就可能不必那么有限制性了，这种区别是按决策形式的性质来决定的。换言之，债务对民主政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其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在民主政体下，公民们比在个人决定的独裁的政府下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个人衡等式”问题。
从被我们不严格地称为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看来，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对于个人的私人债务创造有效的财政节俭原则，在用到政府的公债发行问题上时就不适用了。在这个范例中。政府与私人相比，更能够在实际上破坏节俭的戒律。我在一本早期著作。公债的公共原则。（1958年）中就指出，凯恩斯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在分析上是错误的。②我阐明过，从原则上说，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是相同的。尽管我在那本书中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引伸与推理，但是，在那里，我的观点已经隐含了这样的结论，即财政节俭这个戒律不仅个人要遵循而且政府也需要遵循，不管后者是如何决策的。
在那本书以及后来的与此相关的其他书中，我还没有把建立在政府对财政节俭的任何一套规则是持遵循还是违背态度的预测上的各种决策结构的含义充分结合起来。由于决策结构的差别。相同的财政体制可以被预料到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在这一章里，我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公债在民主政体与某种经济环境下发行时的体制的特别分析，来发展上述观点。这里所指的经济与政治环境是指不用采取非常的财政手段的环境（即不存在战争、大萧条、自然灾害）。在本世纪的最近三分之一时间里，分析的焦点是在福利国家开支中的债务财政问题上。
这个论点在本质上是非常基本的。为了防止使论点直接联系当前政策所造成的过多的限制与过多的复杂性，我在第2节将给出一个高度简化与抽象的模型。第3节，将在第2节所描述的简单模型中分析公债发行问题。在第4节，将考察民主决策结构对于逃避债务的两难问题有什么效应。关于拖延债务的前景将在第5节里讨论。在第6节，再引入上述全部分析的限制条件。在第7节，把前面的观点用来分析本世纪最近几十年中西方民主国家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从而结束本文。
二 简化的环境
在整个分析中，我将假定，经济是封闭的并且是静态的。人口是稳定的，不存在净资本形成，也没有新技术。既不存在需要耗费非常大量资源的外来威胁，也不存在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国内自然灾难。
政府是按照多数决定原则实行代议制民主的。集体决策是按多数投票规则由立法机关作出的。这些决策是由执行一管理机构去执行的，这种执行一管理机构对于立法机关可能有支配权也可能没有支配权，在一种完全按上述要求建立的体制中，立法机构的代表成员是在几年一次的选举中按多数投票规则选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我认为，政府为了对最起码的或保卫国家的劳务（比如：对外与对内的防务，法律与秩序）和其他政府活动（公共物品与交通运输）提供资金，需要征收赋税，获得财政收入。这个假定是与货币创造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正统的论述中，我们通常认为国家有三种渠道可以为政府服务提供财源；税收、货币创造与公债。为了单独讨论公债问题，我们把税收与货币创造合成一项。我假定。经济中的所有人都明确认识到货币创造就是一种税收，这就可以把上述两项合并为一项。因此，人们对货币发行的反应就象对税收的反应一样。这里，不存在货币幻觉。政府的决策者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把货币发行视为一种税收。
在决定公共支出的类型的机构既定的前提下，立法机构中的持中立态度的投票人面临这种机构要作出选择，当他认为政府支出中增加1美元带来的好处恰好等于税收上增加1美元造成的坏处时，在这种环境下就达到了政治上的均衡。在早期的“赋秘财政均衡”中，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不愿为政府的更多的财政支出而征收税率很高的税。在往后的分析中我假定，选举者在所考察的时期内不会改变自己的口味与偏好。
三 采用公债
说到这里，我还是假设，政府没有用公债的形式为日常开支筹措资金（在过去的时代中，政府或许为了支付额外的财政负担而发行了公债或许没有，然而、在这种为了应付非常局面而采取的措施中，不论政府有没有采用公债手段，都与我的论点无关）。要求扩张政府的日常的经常性开支的压力，尤其是要求扩张“福利国家”名下的开支的压力，不断被人提出来。差不多持有各种政见的政治家都乐于对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作出肯定的反应。如果不是由于征高税必定会造成“坏”的后果，如果不是由于征高税是财政增加开支不可避免的伴随物，那么，政治家们肯定会作出上述肯定的反应了。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要引入公债发行，它可以作为新的财政选择。学术界的一些富有理智的经济学家——请允许我们这样称呼他们，已经为这种公债发行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显然政治家们面临开支扩张的持续的压力，将乐于接受任何这类论点。他们想把公债发行看作是他们所面临的“可能性边界”的外移。这种新的财政选择的建议将为政治家们提供一种似乎是有益无害的工具。③
这里，我所关心的问题是，由政治过程决定、由税收提供财政收入的预算均衡被公债发行的财政预算所代替了。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把对公债的政治反应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设计成一个模型，看来是合适的。④我们在这里假定，当政府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份额不到5％时、个人在相应的政治选择环境中对公债发行所作出的反应可能会比对赋税或创造货币作出的反应较少持相反态度。超过这个限度（占GNP的5％）、与此相关的公民对公债发行的反应比对税收的反应具有更大的负效应。⑤
在这些关于政治反应的假定下，第一阶段中所出现的新的政治均衡在引入债务财政的可能性之后就将由以下三个要素决定其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