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国家-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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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投入量的供给，商品数量会被改变。A与B的效用函数最多包含4个自变量：X、Y、a与b．如果那位经济学家给定这四个变量的符号，使X与Y符号为正，a与b分别对于A与B两人取负号，则社会状况可以根据帕累托准则排列起来。也许，存在着某种社会状况能使A与B以更少的a与b得到更多的 X与 Y，这里所说的更少与更多都是与已经发现的已存在的社会状况相比较而言的。这个经济学家看来能够说明，从现存的社会状况出发向一个不同的状况变化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这种准效用主义步骤就是允许这个经济学家首先对个人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进行识别；然后用符号表示之。如果该步骤是可以采纳的，则该经济学家必须假定知道个人效用的某些情况，从这里再进一小步，就是假定这位经济学家是完全了解个人的效用函数的。于是，通过终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规定具体的含义，鼓励了人们对个人价值标准的间接测量，通过经济学的数学化，这方面方法论上的困难状况被掩盖了，而经济学的数学化本身又是由极大化范例培植起来的。
在本世纪中叶，当理论福利经济学发展到极点时，下列情况似乎被认为是可能的，即如果一种配置符合帕累托最优或最有效的准则，则这种状况是具有客观意义的。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学家作为一个观察家对市场失灵进行诊断，提出特定的改进方案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做法也许会是帕累托更高级状态。然而，正如我在上述论述中已指出的那样。问题没有如此简单。如果经济学家对个人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进行识别与赋予符号时犯了错误；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如果A先生不是认为X的价值为正，如果在他的效用函数中，X是“坏”的而不是“好”的，则会发生什么结果呢？假定B先生喜欢工作；这样，b在B看来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就像被看作是一种练习一样。一旦像上述那样的问题被提出来，即使是有限的帕累托福利分析也会显得大大缺乏规范含义了。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维克塞尔拯救了经济学家，当然维克塞尔不是以使现代福利理论家满意的方式来拯救经济学家的。如果把帕累托的结构转换成维克塞尔的框架，则经济学家可以逃脱了解个人函数的责任。我将在第4节里重新讨论这种规范性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 工程学上的迫切要求
我把工程学上的迫切要求列为三种必须加以抛弃的有关联的思想动力中的一种，如果政治经济学以及它的实践者要在社会哲学中扮演一个合适的角色的话。我在这里之所以运用“工程学”这个词而不是运用更为狭义的“科学”或“科学的”这个词，是由于工程学这个词能更准确地表述其行为含义。在某种最终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科学都为了控制；都是为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至少在学术探究的水平上，科学家们是可能为自己的兴趣而探究知识的。相反，工程师们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或者换一种场合，他们是在向面临问题的决策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的过程中才发现自身的价值的。现代经济学家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公认为是问题的解决者、政策的建议者、政府的咨询者，不管是直接扮演这类角式，还是间接地扮演这类角色。
我已经指出过，现代经济学家们对于帕累托的结构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认为帕累托的这个结构还不够有力量。他们不接受帕累托结构中下列隐含的结论，即关于分配状态经济学家不可能说什么；他们也不喜欢最优的处境小于无穷大的说法，这种小于无穷大的最优处境通过反馈使人们依赖于对分配的划分。较早些时候，理论福利经济学通过引入“社会福利函数”，企图超越帕累托的极限，其目的就在于能使经济学家对于分配状况发表价值判断方面的意见。这样，帕累托的结构就与新的大厦融合起来了，但是，社会福利函数旨在让其利用者对于所有满足低水平的帕累托准则的状况与处境进行排列或分等级 从一开始，从帕累托准则的含义中，我们就应该明白，尤其是由于通过维克塞尔术语的翻译，我们更应懂得，不可能导出这样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它能使得个人的价值表达出来；并且使不同的个人价值按其内在的一致性排列起来。阿罗的正式证明正在于确立了我们上述这个假设。但是，尽管人们广泛地接受了阿罗的证明，经济学家们仍继续（并且正在继续着）运用社会福利函数作为一个工具来为规范性的判断提供基础。为什么这种行动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它至今仍然存在？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在实质上是在重新引入与效用主义者所用过的价值判断过程相同的程序，而且当这种价值判断程序看来已是彻底不可靠之时人们对它还这么热衷？也许，至少他们部分地是由于想急于为社会问题提供看来是一种“科学的”解决方式。他们企图按工程学上他们的学术同僚们所用的方式来从事社会问题的研究。即使这些经济学家在口头上承认，有多少个社会成员，就会有多少个社会福利函数，他们还是在行动上继续运用偏好序列的结构。尽管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但这种做法看来使这些经济学家得到了满足，他们在不存在工程学范例的智力海洋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知识的。正是在这个领域内，他们努力地探索着。
基本工程学方面的迫切要求在现代经济学家中间的第二个也是完全不同的反应也有必要在这里作一番简单的考察。在某种实践的层次上，这种表达方式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潭之中。一些经济学家完全承认，对于分配状况不可能存在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并且承认，是现存的分配状况决定着效率的尺度，但是，他们恰恰正是运用这种尺度作为一种政策规范。这就好比是说，一张写有值“1美元”的标语有一美元的价值，要说的全部东西都装在事先的假定之中了，而不管分配的后果如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内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以成本效益分析为中心的应用经济学全都可以归入这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公共投资项目的研究倾注了许多时间。请注意、应用福利经济学，与理论福利经济学一样，当它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的变量是可以被定义并且被赋之以符号时，所采纳的正是准效用主义者的步骤。根据这里讨论的标题范围而进行的研究中、这个步骤是直接了当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追求净财富的极大化，而集体被假定为是追求总体净财富的极大化，这种净财富是可以按货币价值来进行衡量的。靠着这样一种随手可用的衡量器，经济学家们确实变成了“社会工程师”。
四 精英心理
对上面所描述的两类研究项目作过研究的经济学家们或正在作研究的经济学家们曾经是并且仍然是高度老练的分析家。为什么这些人仍然会如此勉强地承认如此脆弱的认识论基础呢？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仍然是效用主义者；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企图扮演工程师的角色。但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具有一种我称之为是精英心理的东西。这一点不但可以用来描述经济学家们，而且适用于现代学术界的所有成员，包括广义上的知识界。精英们普遍不愿意放弃效用主义。经济学家们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文化人都不能够摒弃看来是由古典效用主义所带来的规范知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在常规的智慧上高于普通人，普通人不具有必备的分析技能。
在这里，我没有直接考察精英们更为粗暴的方式，他们对大多数卑贱者表现出来的家长统治式的或以思人自居的态度正是学术界一知识界已经根深蒂固的态度。经济学家们在采纳这种方式时，并没有像他们的学术界别的学科的同僚们那样臭名昭著。我想要加以识别并加以讨论的精英心理是比较细微的，我要想讨论的是这样的学者，他的精英态度并不需要一种自我意识，并不自觉认识到自己是任何标准含义上的精英。实际上，我的术语也许也被认为是一种误解；因为我所讨论的是一种政治的一般特征，这种政治过程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发现真理的过程。
只要集体活动的目的，即“政治”的目的被视为是去发现“真理”，即使这种看法是不自觉的，那么，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在政治过程中积极参与的人，尤其是那些以智力上的探究为活动方式参与政治过程的人，总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比那些在行为方式与反应方式上保持消极的人更为“接近于”“将要被发现的事物”。这就好像是参与‘政治”的人是“科学家”，而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的人则是“非科学家”．这就好比是俗人总是有别于科学家，这种区别是在所有对待科学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同样，不参与政治的人“应该”有别于那些参与政治的人，尽管后者的参与只是以在政治问题上发表演说的方式进行的。
把自己的行为构想成与科学家的行为一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自信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肯定会得到一种正的报酬。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个“最有效”的社会结构状态集，而如何达到这种有效状态还有待于通过经济学研究来加以发现，那么，经济学家肯定会比那些自认没有超群知识的人更有能力提出一些可行的改革建议，使社会朝着这种迫切希望达到的方向发生转变。
为了使现代政治经济学排除这种根植内心的“科学”意识，就需要抛弃效用主义以及更多的东西，因上述“科学的”意识在细微之处上是不同于已讨论过的较为简单的工程学要求的。需要的是从根本上重新形成整个“政治学”的研究项目，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只是这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而已。
五 自发的秩序的原则
我指出过，只有当政治经济学抛弃了新古典正统学说中的三个互有联系的思想观点之后，政治经济学才有可能在社会哲学中被置于一种合适的位置。这些观点在那些处于这一学科之内的人的心灵深处是根深蒂固的。我还指出，在本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研究的发展已经允许我 们把政治经济学置于合适的地位上了。为了捍卫我的这个论 点，我有责任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大纲是什么，并且指出政治经济学将怎样对内容更为广宽与正在讨论的问题作出贡献。
正如我在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则仍没有被人触及。这个原则说明。在一种法律一政府制度使所有权与契约得到实施的环境中，通过。种相互联系的市场结构，个人的分离的行动可以被协调起来。这个原则对于社会哲学的含义是直截了当的。只要个人行动可以由分散的自然发生的市场机构进行协调，则政治协调的必要性与／或政治调解的必要性就会减少。只要市场能够起作用，就不需要国家来插手。只要国家提供了保护伞，市场就会允许一个人与别人之间相互发生作用，在这种场合，自由与秩序是结合在一起的。
请注意，在这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则的表达式中，并不需要对于个人的效用函数或偏好函数中的变量加以任何识别，也不需要按某种统一的社会量纳来对个人价值给以加总。个人之间通过协调各自的努力，可以各自得到好处，因为他们都会各自定义这种好处。重要的是，对于个人来说，根本用不着明确地或隐晦地就资源配置或分配状况达成协议。这种协议与一致是作为交易过程的一种结果而出现的，个人的偏好并不是对这种最终结局的特征而发出的，而是相反地对于每个个人各自的价值标准的主观定义的目标而发出的，而这种个人价值标准本身只有当交易发生时才会出现。市场允许每个交易的参加者去寻找‘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既定的契约关系下，“A想要得到的东西”不需要与“B想要得到的东西”一致。事实上，市场过程的有效性正在于它使不同的偏好都得到了满足。
然而，市场过程的自发的秩序的原则主要依赖于某些明确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在任何制度的哲学论述中都是不容忽略的。处于一种法律秩序保护伞下的市场机构协调各个独立的个人行动、并不需要对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规定特定的含义，但这种协调过程要求把个人本身定义为是初始禀赋、权利、所有权或某种特征的集合体。
什么是个人？什么是一个人？什么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交易参与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也许会第一眼就发现，回答它们是与回答经典的效用主义者的问题是不同的：什么是一个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呢？
然而，在上述两个场合之间，存在着认识论要求上的数量差别。效用主义者在对个人偏好函数中的变量进行定义时假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心理知识，而这种心理知识程度是内在的；而一个非效用主义者则除了要求对行动的主体的感性识别之外不要求技何超验的东西。个人或“从事潜在交易的实体”在概念上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合法的结构，正是这种合法的结构对个人与实体的行为规定了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是一个选择行动的单位，他会自愿交易地的合法的财产、权力与要求，包括那种出卖个人自身的才能（工作）而与别人的某种互惠性的给予（货币、别的要求，在一种共同的冒险中的别的投入）进行交易的人。
但是，这里的论点意味着，一种法律一政府秩序，在其所允许的可实施的限度内，是包含着某种特定含义的个人之间的权力与所有关系的分配的，这种由法律一政府秩序所包含的分配关系是在逻辑上先于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发生于个人相互关系中的市场过程的讨论的。请注意。法律保护的权力分 配在逻辑上的这种先决性并不意味着，政府本身是任意有权去改变这种分配关系的。
在任何一种被观察到或想像到的权利与所有权的分配关系下，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核心原则都是成立的。只要个人是分别被赋予任何一种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与所有权，并且是在这种分散的权利与所有权被付诸实施的前提下，个人自愿地从事有契约的交易的、那么，在这种由他们最初的分配关系所描绘的约束边界内，所发生的交易安排就会导致使个人价值极大化的结果。这个原则对于苏联人在小园子里从事的商品生产，以及对这些商品进行销售，到最后进行分配的全过程来说。是适用的；同样，它对于西方国家所允许进行的远为广泛的商品与劳务的生产、销售与最终分配来说，也是适用的。
这个原则的规范性的延伸主要取决于两个先决假定，一个是经验性的，另一个则是伦理上的。经验性的先决假定是说，人类从一种有意义的以及可观察的角度上说是一些分散的单位。这即是说，如同我们可以分别谈论分散的狗、猫。或树木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分离的个人看作是独立存在的生物单位。这个先决假定只是要唤起大家对于我们称之为人种当中的“自然可分性”的基本的事实的注意。而论理上的先决假定则是认为，“ 自然人”是最终的价值源泉，显然，这个假定与经验上的假定相比较；会招致更多的争议。但是，如果个人不被看作是价值的源泉，则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就没有什么规范含义了。如果假定存在着某种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