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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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在这一年中写了二十几篇通信。陈绍馨也是一位研究民俗俚谚的台大教授，他写了《民间文化与谚语研究》。　
　　黄春明是这一年的3月20日来到“联副”的，首先刊出他投来的《城仔落车》，七等生则是4月3日刊出第一篇小说《失业、扑克、炸鱿鱼》，这以后两人皆成为受人注目的小说作者。在林海音看来，“七等生写得很多，文思如泉涌，文体较不同，味道很不错。黄春明是不耍弄文字的，但是写实地刻画各种人物，却是富有潜力的作者。”　
　　台湾省籍老作家杨逵，2月22日刊出他的《园丁日记》，借园丁发挥他的人生哲理。老作家徐也开始为“联副”写诗，他住在香港，已经不太写小说了，常写诗或诗论文章。　
　　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作家史坦培克，“联副”在他未得奖前就有预测。徐除了译介国外文学评论文章给“联副”外，他又从8月起做了《联副小说试评》的工作。钟理和的儿子钟铁民也开始有小说来，如《四眼与我》《帐内人》《阿憨伯》等。　
　　新向“联副”投稿的作者有欧阳子、黎中天、陈晓菁、喻丽清、陈鼓应、何毓衡、林柏燕、江上等。署名“鱼汉”的作者，创作了许多寓言，总题名《寓言的寓言》。　
　　1963年的1月至4月，是林海音最后在“联副”的日子。2月6日，黎中天的长篇小说《桃花河上的彩虹》开始连载，林海音很喜欢这部小说，不但有艺术和道德的目的，也参入了伦理的学说。此时的林海音已时时感到职业的疲倦，她自己说：“好文章越来越多，我虽然慎重小心，却常常夜半惊醒，想起白天发的稿子，有何不妥吗？错字改了吗？敏感感染了我，时常感到烦躁。”林海音是4月底离开“联副”的，给文艺界、新闻界一个不大不小的震惊。　　　　
第四章　“联副”十年　　
第三节　“船长”事件　　
　　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在“联副”左下角刊出了署名“风迟”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以至于迷航海上，　
　　船只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　
　　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时光。　
　　　
　　他在海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富孀，　
　　由于她的狐媚和谎言致使他迷惘，　
　　她说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壮，然后起航；　
　　而年复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于饥饿的口粮。　
　　　
　　她曾经表示要与他结成同命鸳鸯，　
　　并给他大量的珍珠玛瑙和宝藏，　
　　而他的须发已白，水手老去，　
　　他却始终无知于宝藏就在自己的故乡。　
　　　
　　可惜这故事是如此的残缺不全，　
　　以致我无法告诉你以后的情况。　
　　　
　　此诗见报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即以第一速度察觉，并将“联副”剪报送到军事审查官侦查，认定此诗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据大陆学者古远清引用1963年台湾《警审声字第二六号裁定书》中说：此诗“影射总统愚昧无知，并散布反共（原文如此，疑为‘攻’之误，著者。）大陆无望论调，打击民心士气，无异为匪张目。”同样据古远清的说法，在当天早晨，由“总统府”出面打电话到《联合报》，质问该报发行人王惕吾刊登此诗用意何在？后来《联合报》还获悉，当时已有人向“内政部”出版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文宣的第四组（即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投诉：《故事》中写的“愚昧的船长”系影射蒋介石，“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明指台湾，“美丽的富孀”暗指当局接受美援，“她的狐媚”是说美国用美丽的谎言欺骗当局。古远清：《古远清自选集》，（马来西亚）爝火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46页。事情既然如此严重，编辑自然得承担责任，林海音当即向报馆辞去职务，马各受命接编。此事后被称为“船长事件”。这件事的处理经过夏祖丽在《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中是这样写的：　
　　　
　　当时的《联合报》总编辑刘昌平先生回忆起这桩三十六年前的往事说：“4月23日早晨，创办人（即当时《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先生）接到‘总统府’的人打来的电话说：‘今天你们报上有篇东西不妥当。’已经有人到‘总统府’去讲了话，来电的人希望王惕吾先做处理，以免‘总统’看到报纸后问下来，就难办了。于是王惕吾立刻就找副刊主编林海音，没想到事情很快地就解决了。”　
　　何凡回忆这件事时说：“当天王惕吾打电话来家里，海音立刻表示辞职，以免除报馆和自己的麻烦。在那个时代，这种事可大可小，能平安解决就很好了，我们可做的事很多，不做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　
　　刘昌平回忆说：“这种事换了别人，可能会与报社争论，但是海音与何凡以后从来没再提过这件事。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林海音不编“联副”后，何凡的《玻璃垫上》继续写，之后并担任《联合报》主笔，一直做到六十五岁退休。　
　　　
　　林海音因“船长事件”而辞职，写这首诗的青年诗人风迟也在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及“军法处”坐了四个多月牢，后被送入台北县土城生教所关了三年零十九天。风迟本名王凤池，入狱前在高雄市新兴区公所担任户籍员，出狱后到台中县一所中学教书。风迟一直为自己给林海音带来的麻烦而不安，希望能见到林海音当面向她道歉，入狱前曾写信到《联合报》问自己是否牵连到了主编，出狱后又写一信给林海音，没有回音；一直到夏祖丽给母亲写传访问风迟时，风迟仍然深表内疚。至于林海音本人对这件事还是比较豁达的，她也受到很多朋友的问候，但她并没有埋怨过谁。据夏祖丽的说法，那天“联副”之所以刊出这首小诗，是因为当天副刊编好后，发现遗下一小块空白，而这一小篇短诗正好补上，于是林海音才临时从编辑台抽屉里拿出来补发的。林海音虽然因这件事受到牵连，但在当时辞职的结果也许是最理想的，接替林海音编“联副”的马各曾说：“林先生虽然与我们很熟，多年相处得很好，但她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当然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大家也不便多谈。我想，如果那篇稿子是我发的，我一定会‘进去’的。林先生是女性，又是本省人，而且从来没有‘犯过错’，又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和地位，这些人还是有所顾忌的。如果把她关起来，值不值得这样做？”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62页。事发后两个星期，也就是1963年5月8日，林海音曾写过一封信给钟肇政，写下自己的心情和反应：　
　　　
　　谢谢您的关心，我很好。事情也许不大，可是闹大了一些，所以大是有些因素的，但是我的纯洁是各方面都了解的，所以并没有遭受到外界传说的可怕的事。我和报社也很好，是在和平的会谈下辞去职务的。因为我的朋友多，名气大（一笑）！所以消息传得也快、广。有些传言确实使我困扰，事情那样突然、那样紧张，怎不使人惊异呢！朋友们关心我、慰问我，这是人世间最宝贵的，我得到了，失去别的什么都不要紧。休息在家，并不损失什么，因为我自己有许多事待料理，现在正是时候。现在，事情已经确实知道平静下来了，没有事了。您看，日子过得多快，半个月了！这次的事情，使我真正体验到的是：“吞下眼泪”是什么滋味！我是喜欢笑的女人，但是喜欢笑的人，大半也喜欢哭，我不例外，我像一只受了委屈的鸟，本应当大哭一场的，但是硬把眼泪吞下去了！　
　　我现在正在完成改写《今古奇观》给东方出版社，然后整理《玻璃垫上》出版。不过因为近日朋友邀请我吃饭游玩给我压惊的太多，也耽误了许多时间。　
　　朋友们问道，就都替我谢谢和告诉我是安全的。　
　　早些时就想联络由扶轮社推荐您为文艺奖金候选人，但出了这事，顾不得，一看，日期已经截止了。又及。　
　　海音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68页。　
　　　
　　林海音编发这首小诗并不是有意的，她骨子里也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甚嚣尘上，林海音所编辑的“联副”所坚持的是纯文学的理念，稿子不管反共不反共，只要文学性强就编发，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出了这个疏忽，但也正是因为她的纯洁，事件的处理才化小了。大陆作家舒乙曾经对夏祖丽说：“林先生是个自由派，她对政治没兴趣。她谈的都是人、历史、文化、人情世故，她对文坛什么派别也没兴趣，有些人林先生根本不接触，她是个非常纯的作家。”离开“联副”后，林海音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她很快就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　
第五章　编辑《纯文学月刊》与主持“纯文学”出版社　　
第一节　创办与编辑《纯文学月刊》　　
　　林海音离开“联副”后，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因为在“联副”的业绩，很快就有人来找她工作，包括《征信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时报》）社长余纪中夫妇，曾几度力邀她主编副刊，但林海音婉拒了。这时她已十分厌倦政治权力的斗争，不愿在官方监控的媒体供职，她认为过了四十五岁，如果要工作，就要自己创业或做自己的事了。离开“联副”后一两年间，林海音创作出版丰收，她的短篇小说集《婚姻的故事》、《烛》及第一本儿童读物《金桥》出版，并为何凡整理出版《玻璃垫上》专栏《三叠集》、《谈言集》及《一心集》，她195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绿藻与咸蛋》的英文版也出版了。1964年她还受聘担任台湾省教育厅儿童读物编辑小组第一任文学编辑，1965年，她辞去儿童读物编辑小组工作。1965年4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四个月，自美返台时，经日本访问出生地大阪回生医院。1966年9月，在林海音家的后院，何凡、林海音及几个朋友已在酝酿创办《纯文学月刊》，基本情形我们在前文已引述过林海音的《做自己事出一臂力——纯文学月刊发刊词》，林海音对此事的描述举重若轻。在当时的台湾，纯粹私人办刊甚是艰难，但林海音认为：“身为文人，不此之图，又将何待？困难是会有的，但是坚定而诚实地应付，也许会克服。主要的这是花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独立自主，兴之所在，就不会觉得辛苦。”至于刊名的选择，林海音是这样说的：　
　　　
　　刊名起先拟称《文学》，后来发现已有先手，于是加上一个“纯”字。这不是说旁人不纯或是比旁人更纯。而是由于规章所限，必须避免雷同。也许这使人想起“纯吃茶”来。“纯吃茶”者，饮茶坐谈而外，不作他想。“纯文学”也是一样，文学以外，不予考虑。而况当初是几杯苦茶引起的灵感，茶与文学也是适当的配合。又据《辞海》上说：“近世所谓文学（Literature）有广狭二义：广义泛指一切思想之表现，而以文字记叙之者；狭义则专指偏重想象及感情的艺术的作品，故又称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等属之。”“纯文学”于此得一依据，不算是向壁虚造了。　
　　　
　　办这本杂志，也是为了联络朋友而办。林海音说：“许多写作的朋友希望增加一个合意的刊物，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大家可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终日营营，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大家的文章在同一本刊物上相会，也强如面谈了。自然，这并不是说不欢迎外稿，而是说这是创刊的原动力之一。反之，‘以文会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希望海内外人士踊跃投稿，共同培植这个园地，在‘纯文学’上交个朋友。”林海音与朋友们对“纯文学”的设计是这样的：“‘纯文学’的内容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欣赏、散文、小说、戏剧、诗、文坛动态等，创作与翻译都欢迎。海外作家如果能够介绍外国优秀作品，供给文坛消息，以开展视野，了解现状，更所企盼。”“‘纯文学’的排版、印刷，将尽量求其精美，纸张适当地提高。虽然这是增加成本的冒险行为。但是鉴于‘低姿势’办杂志的时代该当过去，因陋就简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同时也不是尊重作者之道，因此愿意把水准‘升高’，以鼓起求精的风气。”　
　　杂志于1967年1月发行，由林海音担任发行人及主编还兼理社务、马各任执行编辑、经理由提供经费及负责发行的台湾学生书局派人担任，《纯文学月刊》的编辑部就设在林海音家后院加盖出来的一间向西的木屋里，平时的对外事务完全由林海音负责。　
　　林海音办事是风风火火的，在决定要办杂志的第二天就亲手写了一百多封约稿信发给海内外的作家，很快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作家们写稿的写稿，帮忙宣传拉订户的拉订户，《纯文学月刊》很快就在海外留学生及华人写作圈里形成很大影响。这是因为林海音说自己话、独立自主的办刊姿态及精益求精的编排理念使杂志展现出一种清新精美的风格。杂志二十五开本，每期二十万到二十四万字，刊登了许多名家名作。　
　　　
　　翻阅《纯文学月刊》可以发现，许多作家后来被肯定的名作，当年都是发表在《纯文学月刊》上的。像创刊号上余光中的《望乡的牧神》、子敏的《谈“离开”》、陈之藩的《垂柳》、黄娟的《这一代的婚约》、於梨华的《再见，大伟》、梁实秋的《旧》、金溟若的《白痴的天才》，以及后来张晓风的《钟》、琦君的《髻》、张秀亚的《书房的一角》、童真的《仅有的快乐时光》、吉铮的《海那边》、李乔的《凶手》、段彩华的《酸枣坡的旧坟》、张系国的《地》。　
　　而一向很少写散文的何凡也写了好几篇散文在《纯文学月刊》上，他译的一系列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包可华的“包可华专栏”，最早也是发表在《纯文学月刊》上。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242、243页。　
　　　
　　林海音在政治态度上是自由主义的，所以，《纯文学月刊》就比较自由开放。大陆学者古远清认为，“正因为在检肃‘匪谍’条例、‘戡乱’整治条例满天飞的年代里，林海音采取超然的立场，所以她在办刊物时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尤其在绝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皆因‘附匪’或‘陷匪’而被查禁的情况下，为了不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中断，林海音勇敢地冲破当局不准宣传大陆文人的禁区：从1967年2月起，在《纯文学》开设‘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这里讲的‘近代’，不是大陆通常所说的乾嘉时期，而是指从1919年起的‘五四’时代。这个专栏共介绍了庐隐、周作人、凌叔华、郁达夫、俞平伯、朱湘、鲁彦、孙福熙、孙伏园、夏丏尊、罗淑、戴望舒、许地山、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18位作家的49篇作品。介绍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许地山等人，保险系数大，但评介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沈从文、老舍、俞平伯等所谓‘险匪’文人，就有一定的风险。尽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选的均不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左翼作家，有的还是大陆政治运动中的整肃对象，但介绍他们在当时仍属犯规，弄不好会被人冠之于‘通匪’罪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