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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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了，我家女儿就会端茶拿瓜子，然后搬个竹凳坐在她脚下，听潘阿姨说故事。我们年龄相仿处同时代，虽然在大陆上一南一北，但所读书、所体验的生活是差不多的，因此有的是话题。只是她更勤于学问，又有好的国学根基，就不是我这“大白话儿”所能比的了。她故事多，说话又动听，多少年来除了学生以外，还交了许多年轻朋友。她没有女儿，特别喜欢女孩子，我家女儿们从小到现在做了母亲，一直都是喜欢听潘阿姨聊天的。当初，连我家的猫儿见她来了，都会跳上她膝头，咕噜咕噜地睡大觉。她不嫌脏，一边摩娑着猫儿，一边侃侃而谈。古今文学的比较，李杜诗篇的讲解，家乡西子湖畔的风光，都听得让人出神。
琦君也为林海音写稿，林海音办纯文学出版社时也为琦君出过书。
张秀亚小林海音一岁，河北沧县人，早有文名，在大陆时期即已出版四本小说集。到台湾后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文学写作与翻译，与琦君、林海音、罗兰、潘人木等被并誉为台湾第一代具代表性女作家。她与林海音的友谊也是因为写作而走到一起的，林海音主持“联副”时期，她也是林海音的作者，林海音办纯文学出版社时，曾出版了她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吴尔芙的名著《自己的屋子》。林海音曾在《女子弄文诚可喜》一文中这样说她和张秀亚的友谊：“秀亚和我最谈得来的就是回忆小女生时代的读书生活，我们处同时代，又同在北方，同样喜爱文艺；但有一点我和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青少年时代没有少女的梦幻，几乎一点点都没有，她却说她的少女梦幻时代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我俩虽同是‘凌迷’，但是她所喜爱的另一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庐隐女士的名作《海滨故人》，我却看不下去，这大概就是她的梦幻色彩浓的缘故吧！”
陈香梅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女记者，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夫人，居美时既从政、从事社会活动，也写文艺作品。林海音与她的交往都是因为文艺。两人相识于1954年下半年，那时，陈香梅开始为“联副”撰稿。林海音回忆：“记得她写过《男人》一稿，刊出后竟引来了几十封‘岂可沉默无言’的男性读者的来信。那时的陈香梅多写小说和散文，‘自由谈’刊登她的小说最多吧！她写小说或散文常喜欢在文前缀一句或一首中国古典诗词，现在许多作家也喜欢这么做，虽然不是学她，但可见她是开风气之先了。”陈香梅热情，1965年，林海音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四个月时，踏上美国国土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陈香梅。陈香梅到机场接了林海音，并热心地陪她到了旅馆，还替她安排了身边琐事。林海音在华盛顿的三个星期里，只要陈香梅没有外出旅行、林海音没有其他活动，陈香梅总会约林海音到她家谈一谈、吃吃中国家常菜。陈香梅还利用参加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城举行的第三十八届“苹果皇后”加冕典礼的机会，邀林海音共同出席，让林海音也实地体会了一次美国的商业文化。因而，两人不单单是编者和读者的关系，还有一份情谊与友谊在。夏祖丽为母亲出了传记后曾寄赠陈香梅一本，陈香梅感慨良多，在《文汇报》撰文回忆《林海音这位朋友》，写了她们早年的一些交往：“谈到海音当然又使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光。当年我和外子飞虎将军陈纳德也和众人一样从大陆迁移到台湾，住在台北。虽然我已不当中央社的记者，在民航空运公司上班。（办公室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这栋办公楼有四层，现在已拆掉，并盖了新的大楼。）虽然不做新闻工作，但没有脱离新闻圈子，因为我担任了几家报纸的写稿人，同时也认真地开始了我至今未断的写作生涯，因此结交了不少文友。赵君豪创办的《自由谈》，卜少夫主编的《新闻天地》，中央社、中央日报、新生报也常有我的文字，以文会友，乐趣无穷。当时台湾百废待兴，一切简劣，大家一同过穷日子也没有缺乏文感。反而因为朋友多，众人多半是读书人、拿笔杆的人，对时事、对书本都有兴趣，为此聚在一起时谈兴甚高，海音当然也是会员之一。我因为生在北京，对她说话时的京片子颇欣赏，她为人爽快，说话多，但并不像一些人拖泥带水，她的意见总是一清二楚。海音在联合报编副刊，编了十年后另谋出路，办了《纯文学》又创办出版社，自己出书，这期间出了不少好书，也提拔了不少青年才俊，功不可没。”“林海音1994年出版了《生活者》，1995年10月我们在台北见面时她送了我一册，还亲自写着‘送给香梅。海音乙亥、一九九五、十、四’，我想这该是她最后的书籍。后来偶有来信，短短数行，不久渐行渐远。我想她已开始被病魔困扰了。”“1965年海音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华盛顿她逗留数日。记得当时我曾亲自到机场接她，又把她送到旅馆（那旅馆后来1979年由中国驻美大使馆买了下来，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至今仍在使用。真是旧事桑田沧海）。每天我也抽空陪她访问，和朋友相叙。那时的海音精力充沛，对于美国的一切既感新奇又充满兴趣，那是海音第一次访问美国。她回台湾后除了和朋友合办《纯文学》月刊之外，又成立了纯文学出版社，我的作品都由《自由谈》《传记文学》和时报出版社出版，因此纯文学没有出版我的书册！但海音从来没有作任何批评，只有一次她说：‘下次你若再出书也让我来安排一下。’可惜我的作品多在《传记文学》和《中国时报》副刊刊登，而我和时报创办人余纪中先生又是忘年交，总有些不妥处。于是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六章 林海音的文学交往
第三节 林海音的文学活动及她与钟理和、黄春明等
林海音是台湾文坛的活跃分子，经常参加台湾的一些文艺活动。这里举1969年她参与的一次环岛文艺座谈会，说明中年的林海音的活跃与精力旺盛。这次活动是青年写作协会组织的，紧张有趣，给林海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海音回忆：
最难忘的是民国五十八年曾受邀和朱西宁、司马中原、痖弦三位老弟及袁小玲副总干事组成一个五人小组，做了一次环岛文艺座谈会的旅行。此行愉快，每到一处的座谈会，会场都是挤得满满的，年轻朋友发言踊跃，气氛却轻松。出发是四月二十五日，台北还是“乱穿衣”的天气，南部却燠热起来了。
我们那次是从东部向南走，转回台中返台北，共一周马不停蹄。第一站是从台北乘火车到苏澳，参观南方澳渔港，午餐后便上苏花公路。曾听说形容苏花公路是“不可不去，不可再去”，言其风景好却惊险。岂知我们午后1点上路，不久遇雨；谁料再下去，竟因这一阵雨坍方不能前进，可谓有惊。我们被撂在背山面海的单行公路上，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想着第一站花莲那儿等着听讲演的座谈会，可怎么办呢！在公路工作人员努力下，把坍方铲除，清出一条道来，车子可以通过去，总算没掉到太平洋里。到达花莲已经七点半了，没吃晚饭先上场。这种经历和经验哪儿找去！夜宿花莲旅社，第二天先到太鲁阁走一遭，参观山地乡。当晚到台东，住一晚；第三天是星期天，上午举行座谈会，又转到潮州住宿。一觉醒来赶赴屏东，上午9时在屏东举行座谈会，下午3时就赶赴高雄的座谈会。还记得在高雄当晚，林今开和管管两文友来旅馆聊天，那时今开在高雄新闻报做记者，管管还没遇见袁琼琼呢。我们一天两地两场座谈会，到晚上1点倦意都没有，今开和管管都能说会道，再加上谈狐狸说鬼的司马中原，夜谈结束还能早吗？第二天一早又赶8点半的快车到台南去。台南的座谈会下午在成大举行，大学生问题多，又尖锐，连李敖是否真的卖牛肉面，也要问一问。接着就赶7点半的观光号到台中去，第二天一早座谈会，下午就是观光号返回台北。林海音：《剪影话文坛？三十年有成》，（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版，第104、105页。
作为一个编辑家与出版人，与作者建立很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林海音与很多作者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里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她肯花精力帮助人、扶植人，她对钟理和的扶持与帮助就是台湾文坛令人感动的一幕。
钟理和是台湾著名乡土派作家，台湾电影《原乡人》写的就是他的生活。钟理和一生贫病交迫，1960年便以四十五岁的英年早逝，他生前的创作很多都发表在林海音主持的“联副”上，是林海音给了这个病中的作家以鼓励与支持。钟理和的作品是由钟肇政推荐给林海音的，最早的两篇《苍蝇》和《做田》分别刊于1959年4月14日和18日的“联副”上，后来林海音又刊出了他的《草坡上》，引起读者反应。以后钟理和连续投稿，便直接和林海音通信了。据林海音回忆：“理和去世后，我所写的三篇小文，都已收入了全集中，要说的话，多已经说过了，但这次我看全集目录，细数理和在生前发表的作品，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共三十五篇，约五十万言，却绝大多数发表于联合报副刊，时间分两段：一是从民国四十八年四月到四十九年八月理和去世；一是理和死后的四十九年到五十年五月。前者共十七个中、短篇，刚好在他开始投稿到去世为止的十七个月中刊出，平均每月一篇（稿酬每月平均不过数百元，能养他妻小五口，加上一个肺病的自己吗？），后者一中篇《雨》五万字，一长篇《笠山农场》二十万字。理和的大多数的作品及重要的作品，即大多发表在联合报副刊，而当时我又是‘联副’的编者。”林海音：《芸窗夜读》，（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0月版，第43页。的确，林海音编“联副”的很重要的一个功绩就是发现并扶持了钟理和，上述《苍蝇》和《做田》就曾被别处退稿，而被林海音慧眼识中的，这对病中的钟理和是多大的鼓励啊。钟理和在1959年9月22日致林海音的信中这样表达了他的感激：
我于民国三十五年返台，同年八月染上肺疾，三十六年冬入松山疗养院，后经开刀切除肋骨，于三十九年冬退院回家，以迄于今。寒舍独处山下，交通至不便，且病体虚弱，故数年来绝少外出，几乎可以说已经与世隔绝。每日养病之余便读读书和写点东西，但一年写下来亦不过一点点儿，且均极劣拙不堪入目。得蒙女士不弃将之附登报末，已是喜出望外了。我在一个人生涯最为有用的少壮之年便罹此疾，空让大好时光虚掷，自思此生已无多大希望，今后倘能当名小卒，呐喊呐喊，为文坛添添热闹，于愿足矣。
林女士对省籍文友特别帮忙，特别爱护，是我们省籍文友之万幸，我们每以此感奋，并以此引以为荣。我们这批文友本粒粒幼芽，倘无人特别照顾，则其难以立足于今日乃极自然之事。此后尚祈不弃多予照顾，使毋不及长而枯萎则万幸矣。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47页。
钟理和病逝后，林海音非常震惊和难受，连夜赶写了《悼钟理和先生》，并与友人一起出版了钟理和的遗著，这是一件很费心力的事情，要付出很大的爱心与精力，但林海音对这件事说起来却很轻松：
理和死后，他的长子铁民给我来信说，父亲临危遗嘱，要肇政和我替他整理著作，希望能出版。肇政也给我写信说，他只有热情，没有办法，不知怎么做。我说让我们试着做。因为一个人临死时的遗嘱，我们应当重视，何况理和一生热爱写作，这是他最始也是最终的愿望，这个愿望，难道太奢侈？不！
我们五十、一百地，捐来了几千元款子。稿子已经发排出去了，印刷厂、广告、纸张，都暂时欠款。预约的情形很好，书一出版，欠款就还清了。《雨》，是很扎实的一本书，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有分量的。在他死后的百日祭，这本书已经放在他的供桌上了。在他周年祭时，第二本理和的作品《笠山农场》也出版了。我们有一个“钟理和遗著出版委员会”，实际负责的，是肇政、文心和我，但支持的却是无数的读者。林海音：《芸窗夜读》，（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0月版，第39、40页。
事实上，钟理和遗著的出版，林海音付出的心力最多。不仅筹款、出版，为了节省经费，林海音还找她的侄子、画家夏阳义务为《雨》设计了一个有意义而花钱不多的封面，一个灰黄、米黄和黑三套色，简单别致、似雨似泪的封面。这些工作，别人是没有条件完成的，只有林海音愿意付出精力、也能做好这些工作。继林海音之后，吴浊流主办的《台湾文艺》出版了钟理和的纪念专辑，1976年张良泽编辑出版了《钟理和全集》，导演李行还根据钟理和和平妹的故事拍了电影《原乡人》，由秦汉、林凤娇主演，林海音还和钟肇政等人于1983年8月7日在钟理和的家乡建成了钟理和纪念馆。钟理和去世后，林海音还在1974年、1977年两次到美浓乡下看望钟理和的妻子平妹，并且对他的长子钟铁民也是尽力提携与帮助，林海音还多次撰写关于钟理和的纪念文章。钟理和生前林海音并未与他见面，只是一个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在他死后，林海音为他做了这么多，没有一颗广大与同情的爱心是不行的，从与钟理和的关系上，可以看出林海音的为人与善良心地。然而，林海音的好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1979年6月，林海音和钟肇政、叶石涛、郑清文、李乔、张良泽发出筹建“钟理和纪念馆”启事，于是在钟理和的家乡美浓就出现了一座别致的纪念馆。然而到1996年时，陈千武、叶石涛、钟铁民、郑炯明、吴锦发、彭瑞金等人在钟理和纪念馆筹建“台湾文学步道园”，用三十五位作家的片言只语，表达一位作家的文学精髓，刻在石壁上，环绕纪念馆，这三十五位作家钟肇政、叶石涛在列，而为台湾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林海音却被排挤在外。
林海音对写作者的扶持与鼓励也为她赢得了年轻写作者的尊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她与黄春明的关系。黄春明是台湾著名的乡土派实力作家，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的原作者。2004年春，笔者曾在台北见过黄春明一面，此时他正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说起林海音他还是很尊敬的，但说自己与林海音实际的交往并不多，不能给我提供更多的资料。而他确实是林海音在“联副”时提携的作者之一，对此，他确也曾心怀感激，笔者找到他早年写的一篇《我满怀由衷的感激》，此文道出了他对林海音的感激之情。林海音的《剪影话文坛》的附录中收有此文，兹转录如下，以说明问题：
民国五十一年左右，正是我写作的幼稚年龄，这时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好得不得了。表面上看来好像蛮有信心，其实啊，骨子里面最脆弱，最不堪打击。尤其像我的个性，在那一段是最糟的了。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城仔落车》，说真的，当时实在自鸣得意，越看越觉得了不起，于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投给“联副”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