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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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音则这样认为：
我们主张男女平等是人格的平等，并非以谁做什么事来认定男女是否平等。而且，如果认为“扫地”是低贱的，那就更是错误的观念。“扫地”是整洁的表现，与男女平等无关。请不要把“劳动”的事情贬低，我编写课文时并没有这种观念。不但如此，我的人格平等观念非常强烈，所以在《国语》第三册第六单元《我的爸爸》中的练习，特别安排了二十二种爸爸的工作行业，他们有工程师、矿工、农民、驾驶员、泥水工、画家、医生等，就是为了要学童认为，无论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都是他敬爱的爸爸，没有工作高尚或低贱之分。这是最要紧的，而且在语文中也学习到了正面的、正确的观念。让我们在一个和谐、爱心的环境中，教导孩子也一样在和谐和爱的心态中学习。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352页。
林海音的这种看法是一贯的，从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小说看，其中即已贯穿着她的人格平等观念，她写了许多充满对劳动者、对弱者的同情与爱的短篇小说，这些下面还要谈到。这里单说她的女性问题小说，她笔下的女性性格极端的并不多见，大都温柔敦厚，处世端方，是主流社会中的贤淑女子，当然她笔下也有一些受压抑与扭曲的女性，但她们的行为方式并没有超出正常范围，属于社会能够容忍与理解的域限内，她的几篇著名的短篇小说颇能说明问题。
《殉》写一旧式女子朱淑芸为给久病的未婚夫冲喜，匆忙成婚，婚后不久即成了寡妇，寂寞中对小叔子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情愫，后来过继了小叔子的女儿小芸抚养，小说开头即写小芸长大即将成婚，方大奶奶（即朱淑芸）为其备嫁妆的情景，中间回叙方大奶奶的前半生，结尾以小芸亲生父母来探望行将出嫁的小芸，方大奶奶备菜结束。写的是一苦命女子，却毫不悲戚，通篇流动着人间温情，方大奶奶的敦厚与善良，化解了她生命中的悲剧因素，她的顺命，为她赢来了晚年有靠的结局，因为小芸会很快将她接到自己婚后的家中。一头一尾的设计，充满人间烟火气，营造了一种温馨的生活氛围。这篇小说晚于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否受到张爱玲的影响尚未见到直接的证据，但两篇却有很多的可比性却是笔者要说的。《金锁记》的情节设计中，也有一个小叔子，也是一段叔嫂恋，却写得诡谲怪异阴森，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家中本是开麻油店的，本来无缘嫁入姜公馆，只因姜家二公子残疾，几乎是废人，大户人家的小姐不肯嫁，才将她娶来，生了一子一女后，不几年曹七巧也守了寡，来到姜家后她也爱上了小叔子姜季泽，姜季泽虽是个风月老手，却不愿吃窝边草，曹七巧被冷落了几年。婆婆去世后，姜家分家，曹七巧终于如愿以偿，分到了大笔的财产，而姜季泽却因为挥霍无度，所得无多。曹七巧带着儿女单独立户后不几月，姜季泽找上了门，不仅叙爱还表示要为她打理财产，惊喜狐疑的曹七巧，看着这个令自己痛苦了几年的男人，忽生恨意，他是为了钱才再来撩拨她的，暴怒中，她赶走了他，往后的日子就更加出奇，曹七巧不仅让一双儿女抽上了鸦片，还逼死了儿媳，破坏了女儿的惟一一次爱情，在疯狂的畸形生活中结束了自己衰弱的生命。曹七巧及其恋情及其行为方式，表露的是人性中最极端的恶欲与自私，即使她爱着姜季泽，在分财产的时候却是她最与这个小叔子计较，当多年后姜季泽向她示爱时，她首先反应的也是他要谋夺她的财产，这是一个被金钱欲望锁住的灵魂。张爱玲对这个人物是带着几分鄙薄与不屑的，曹七巧在姜公馆的举止言行粗俗无教养，惹人生厌，处处透着她麻油店的出身，出身的低微、非常的婚姻、加上并不善良且自私的品行铸成了一个特殊角色的畸形人生。这个角色充分反衬出张爱玲作为书写者的大家闺秀身份的优越与高贵，张爱玲在这个人物身上并未给予同情与理解，而是以一支冷峻的笔写透曹七巧的可鄙与乖戾，这个令人憎恶也让人可怜的人物是张爱玲笔下最成功的角色之一。
相形之下，林海音笔下的方大奶奶则善良温柔可爱得多，方大奶奶的命运虽可说是悲剧的，但她却与自己的命运相谐和，她的生活是自然的，待字闺中时她安然地接受父母的订婚安排，等待成婚的过程虽漫长，她也没有什么怨言，当要给久病的未婚夫冲喜的重大决定送到她耳边来时，她也带着企盼顺从了，然而命运并没有给她带来惊喜，而是无可奈何地逆转了，她的丈夫在一个月后病逝了，命不如人，她还是认了，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绝无狂暴与乖戾，可她毕竟是一个活人，守寡的岁月里，小叔子在她的心中荡起了情感的涟漪，但她的爱发乎情止乎礼，一切都符合一个大家闺秀的标准，她最后把感情寄托在了她所收养的小叔子的女儿身上，并最终得到了回报。方大奶奶一直生活在自己熟悉与适应的环境中，她是大家闺秀，婆家也是大户人家，她很适应这样的生活，没有曹七巧那样的与生存环境的对立的焦躁，加上自身的顺命、善良与节制，她也就避免了像曹七巧那样成为别人的笑柄与谈资。然而她的内心真的没有痛苦，是一波如镜的吗？并不如此，小说结尾处写小芸出嫁前方大奶奶的心境：“她自己也知道，近来太忧郁了，不安和悲凉袭击着她，这种感觉就和家麟刚回国时一样，那次是因为出现了二奶奶，这次是敏雄，都是摘她心肝的人！”这短短的一点，就将方大奶奶内心的痛苦展露无遗，人性的多面与深刻也在这一点中倾泻而出。林海音的小说干净明朗却不缺乏人性的深度，小说写方大奶奶对小叔子的爱非常含蓄节制，书房相遇一节写得美而含蓄自不必多说，多年后这种爱仍然充溢在她心中，她抚养小芸时，小说写道：“她很爱小芸，每逢她紧紧搂着小芸的小肉体时，除了亲子之爱以外，在内心中还荡漾着一种神秘的快乐。她常常想：这是她的孩子，也是家麟的孩子。许多人都说小芸的眼睛很像她，但是她更喜欢逗着小芸对人说：‘大手大脚的，跟她叔叔一样！’然后举起小芸的肥手送到自己的唇边亲吻着。就凭着自己内心常常泛起的这点点神秘的快乐，和对下一代成长的希望，唉！这么许多年竟也过来了。”方大奶奶对小叔子的爱，在林海音笔下是纯净的美好的，是支撑她人生的东西，这种爱欲描写虽多少带一点佛洛伊德式的解剖在笔端，但却是中国化的含蓄，节制，有人缘，而张爱玲则将曹七巧的爱写得丑恶、极端、欲望化，是审丑性的，林海音则是审美式的，写一种中国人可以接受的隐秘的爱。林海音喜欢世俗生活，喜欢世俗的快乐，她对方大奶奶的痛苦的解决方式也是林海音式的世俗快乐方案，小说结尾处写完小芸出嫁前方大奶奶悲凉心境后，这样收尾：“方大奶奶推开虚掩的街门进去。嗯？屋里有好几个人影？啊！是小芸的叔叔婶婶来了。他们正围着她的绣活在欣赏。”“——幸亏多买了半只盐水鸭，再炒一盘茭白，都是叔叔喜欢吃的。她这么算计着，提着线网袋就直往厨房走去。”这是符合中国人接受心理的解决方案，在其乐融融的世俗生活中，一餐便饭化解了方大奶奶一生的相思。方大奶奶的出现晚于曹七巧，她比曹七巧更心智健全、善良忍让、富于人情味，如果说曹七巧代表的是旧式大家庭寡妇生活的疯狂版，那么方大奶奶则代表了她们的常态与一般存在方式，这也是林海音笔下女性的特点，即她笔下的女性多是常态的、明朗的、顺从女性规范的，一句话，林海音是一个正统派。林海音曾在她的另一篇自传体回忆《婚姻的故事》中谈到《殉》的故事原型，据林海音说：“这篇小说虽然不是我们家的事情，但是我便以我们这大家庭做了背景，而且说实在话，也是三哥的事，给了我灵感，再加上另外曾和我在图书馆的同事怡姐的一部分实情，凑起来的。”林海音在这里所说的三哥指的是丈夫的三哥，因为父母给包办的婚姻不幸郁郁而死，三嫂则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怡姐则是林海音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同事，是一位女画家，为了给丈夫冲喜而结婚，婚后一个月就做了寡妇，她的小叔子对她确实还不错，但弟媳妇就差些，她就只好一个人搬出来租屋居住，并且在图书馆找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小说中的公婆画像则是以林海音自己的公婆为原型的，林海音的公婆是很可亲讲理的一家，小说赋予方大奶奶温情的家庭就是从林海音自己的感受出发写的。方大奶奶虽然不幸，但林海音却给了她在她的处境下的最好结局，并且让她怀着一种朦胧而美好的情愫度过大半生也算是给她不幸的人生以亮色了。这说明林海音不仅是正统的而且也是善良的，她不忍心让她同情且喜爱的角色有凄切悲惨的人生，夏祖丽曾说林海音晚年连悲剧电影都不忍看，这篇小说虽是林海音中年时所写，但她这种怕看悲剧的心态可能早就存在并影响到了她的小说创作中。林海音的这种心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恐怕是与她早年丧父的经历有关，虽然林海音一生坚强乐观且人生幸福，但她早年失怙的经历多少对她的心理状态及人生追求、价值取向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林海音的另一篇写旧式女性悲剧的短篇小说《烛》，写中国传统的纳妾文化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启福的大太太因为丈夫纳了妾，就自己折磨了自己一生，一开始她假装瘫痪，天天躺在床上喊头晕，要丈夫的妾秋姑娘服侍自己，久而久之她也就真的起不来了，就这样，她躺在床上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秋姑娘，又躺在床上赖儿子赖孙子，喊着头晕要他们到床前来看自己，她的一生也就在床上度过了，直至弥留状态。小说篇幅不长，却将一旧式家庭的家庭内幕、妇女命运写得细致入微，令人掩卷沉思。小说里的大太太是一个大家闺秀，按照那个年代的女性行为规范，她必须给自己的丈夫纳妾，但秋姑娘却来得早了，而且也不是她给挑选的，按她的心思，她“预备选择一个不但适合启福，更适合于她的姨奶奶。老爷的姨太太是大太太给挑的，这对大太太的身份，有说不出的高贵威严。”然而，家里的佣人秋姑娘却趁着她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和老爷私通了，知道这件事后，她恨死了，但秋姑娘却跪在她面前哀求，求她惩罚她，不要赶走她，秋姑娘被留下了，“宽大是她那个出身的大家小姐应有的态度，何况娶姨奶奶对于启福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那个时代大家庭中的女德与女范，她不能有嫉妒不能有反抗，丈夫纳妾后，她还必须保持自己大太太的尊严，“自从启福收了秋姑娘以后，她就再也不到他们的房间去，虽然近在眼前。她有身份，也不屑于去。”虽然在心里，她嫉妒得要命，“看着秋姑娘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门外，她的睡意反而没有了。静聆着对面房里的动静。忽然，秋姑娘吟吟地笑了，仿佛是启福出其不意地揽住了她的后腰，才这样笑的。他就那么耐心地等待着秋姑娘回房去吗？她恨死了！恨死了秋姑娘在她面前的温顺！恨死了启福和秋姑娘从来不在她房间里同时出现！恨死了他们俩从没留下任何能被人作为口实的举动！”秋姑娘的聪明，让她找不到发泄的理由，她无从发泄自己的嫉妒之火，只能自己折磨自己，白天她推说头晕、腿痛不肯下床，躺得久、想得多、吃得少，终于晕倒，启福被从衙门里接了回来，“他坐在床头搂着她，支撑起她的半个身子，原来她是靠在他的怀里的。很久以来，他都没有在她的床边坐一坐了，更不要说这样地靠了。但是启福以及家里一切围在她面前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劝慰她说：‘大奶奶，别着急，您尽管养着病，家里都有秋姑娘，您别着急。’”“她听了更痛苦地闭上眼睛，她没有病呀，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严重的病呀！但是她连这样靠在自己丈夫怀抱里的机会都没有了吗？她更用力地把头顶在启福的胸怀里，让她这么和他偎依一会儿吧，但是床前什么人在说话了：‘老爷，您还是让大奶奶躺下来舒服点儿，这么样，她胸口更窝得难受。’”“这是谁说的？是秋姑娘的主意吗？启福果然轻轻地把她放到枕头上了，枕头凉兮兮的。”“这样，她更不肯起来了，秋姑娘成天成夜地伺候着她，管理着孩子们。家人亲友都夸说，亏得有秋姑娘，亏得有秋姑娘。”她就这样在和另一个女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她的丈夫、她的管理家庭的权力都归了绵里藏针的秋姑娘，至于她自己就只能躺在床上，当了一辈子废人。这篇小说的层面较多，其中多妻家庭的女性性权力的争夺是一个方面，女主人的治家权的旁落也是小说表现的一个方面，比如小说写秋姑娘对家务的承揽，不仅意在表现她的地位的卑下，也意在表现她的心计，在旧式家庭中治家是女人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因为秋姑娘的无懈可击与能干，失去性权利后孱弱无比的大太太放弃了对她的管理权，也就失去了在家庭中的地位，只能一辈子成为废人。而身为妾的秋姑娘则以做家务、侍候太太少爷小姐来换取性权利与在家庭中的位置，她的家庭出身以及她的妾的身份决定她只能以这种卑下柔顺的姿态来谋取自己的生存权，虽然她的存在就是对大太太的损害，但这是男权社会中的纳妾制度造成的，她只是顺应了这一制度，成为这一制度的合谋者而已，而大太太则不适应这一制度，身为女性个体只能以废黜自身来抵抗，终成为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女主人对子辈的亲情与监护权的放弃也是小说表现的一个方面，林海音比较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多种角色作用，而不仅仅只表现女性的性嫉妒，小说的开头是以这位大太太当了奶奶后用头晕招呼孙子开始，又以儿子孙子守在她的弥留之际结束，实际上写的是她对自己的折磨不仅是自己一辈子的事，也是对儿孙的，她的儿孙没有了拥有一个健康母亲和健康奶奶的幸福，这既是这个纳妾家庭的悲哀，也是对纳妾制度的控诉，这个制度也剥夺了家庭中子女享受健康母爱与正常童年生活的权利。事实上，一夫一妻制是到目前为止最符合人类男性与女性的人性自由、也最适合家庭中子女健康成长的制度，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纳妾制度是男权社会中男性性权力的滥用，也是对女性性权力以及家庭权力的最大损害。《烛》取自林海音一个中学同学母亲的真实故事，灵感则源自一部电影。据林海音在《婚姻的故事》中说：“写这篇小说，是在看了一部电影后给我的灵感。电影中有一段描写一个女人为了要引起丈夫的爱怜，她假装病，整日坐在轮椅里。当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却在房中走动着，到窗前去张望，一听见丈夫回来的声音，她就坐回到轮椅上。这样企求爱情的办法是多么可怜啊！”这是一个永恒的两性话题，在旧式的婚姻中，面对绝对的男性强权，女性获取爱情的方法则是要以自身的病弱与残疾来得到，这是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与戕害，《烛》中的大奶奶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牺牲品。林海音在《烛》中表现的是纳妾制度对妻子的戕害，她在另一个短篇小说《金鲤鱼的百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