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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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喝冰水吗？》写菜农阔嘴阿伯的父爱，一个不识字的老父亲的心理，写得妙趣横生。阿伯种菜卖菜很辛苦，因为不识字，卖菜时受人欺瞒，吃了亏，下决心让儿子阿荣读书，儿子要考高等学校了，阿伯站在火烫的太阳地里等儿子，一方面为儿子骄傲，一方面回想自己不识字所遭受的种种苦处与不便以及儿子读书时自己的甜蜜，儿子考试出来了，儿子和别的家长和同学高声谈论着什么，阿伯听不懂也插不上嘴，“他皱起眉尖歪着头沉思着，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走进他们的群中去表现一下‘这是我的儿子’的愿望呢？同时他也很想为阿荣做点儿什么，递给他手巾擦擦汗啦！替他拉平衣服的领子啦！捏捏他的胳膊啦！甚至于摸摸他的装得硬邦邦的书包什么的。”“他歪着头，眼睛正好对着校门外，那里停着一辆卖冰水的车子，大玻璃缸里盛满了泡着冰块的橘子水。许多学生正围在那儿，一杯杯地喝着。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立刻挺直了身子，揪揪衣服襟，把脸孔放平整，然后坚定地踏着大步子，走向人群去。”“‘荣仔，’他排开人群，挨近阿荣的身旁，眼睛对别人连看都不看一眼，蛮了不起地冲着他儿子一个人问：‘要喝冰水吗？’”活画出阿伯子荣父贵的心理。
《穷汉养娇儿》写的也是一个感人的父爱故事。林老师发现孩子们爱玩一种游戏，原来是模仿校门口的卖药卖糖的老头子，老头子打扮成小丑样、组成一人乐队，唱词样子都很滑稽，孩子中尤其以吕长波模仿得最多，林老师怕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就进行了家访，却发现吕长波的父亲就是那卖药卖糖的老头子。吕长波的父亲告诉林老师，家里几个儿子上学，靠他在市政府当书记的菲薄收入很紧张，又舍不得让儿子们出去打工赚钱，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赚钱的法子，希望老师为他保密，而这些吕长波全然不知，林老师只是在吕长波的作文里了解到，他的父亲因为工作努力得了一笔意外的奖金，他和哥哥们都可以买自己需要的文具了，而爸爸也可以不必天天加班了。这是一个读起来颇让人辛酸的故事，吕长波的父亲宁愿自己当小丑，也不愿苦着儿子们，当林老师提议可以让孩子们半工半读时，他说：“穷汉养娇儿，北方的一句俗话您总该知道。托生给没本事的爸爸当儿子，念书也够苦了，天天带着盒冷饭，风里去雨里来的，我还要他们苦上加苦吗？我舍不得！您不知道他们的书念得好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这番父爱儿子们能否体会小说中没说，只是设计了不知情而又调皮的儿子模仿扮成小丑的父亲的滑稽样的情节，令人酸楚、也令人反思，无疑，小说是肯定这种亲子之爱的，小说写道：“穷汉养娇儿，这一天我把这句话想了好几遍，我想，人间的亲子之爱有多少种？穷汉养娇儿是很出色的一种。”一方面是父亲亲子情的感人，一方面是稚子的浑然不觉，另一方面是困窘的生活现实，小说所包孕的内容实在是很丰富的呢。
生活的艰难、人间的疾苦是林海音短篇小说的一个内容，作为女作家，她更关注与家庭有关的一些话题，比如再婚家庭的子女父母关系问题，她写了一系列这类题材的小说。《再嫁》写一个女人选择再嫁对象的标准首先是孩子们的好父亲，而不是其他外在的条件。《继母心》写一个继母经受着外界的挑拨，经过十年的光阴终于赢得了继女的心。《母亲的秘密》写一位守寡母亲为了给两个孩子完整的母爱拒绝了别人的求婚，平静地度过了一生。《继父心》写一个继父与再婚母子之间的隔膜，《我们的爸》则写一对随母亲再嫁的子女与亲生父亲难以斩断的关系。这一系列的小说，都在探讨再婚对子女的影响问题，林海音的理想，是希望这样的家庭也要建立起一种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以利于子女的成长，这样的家庭，父母的爱情退让给了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林海音在这些小说中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她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关注再婚问题的。
林海音重视家庭，她探讨家庭关系的小说还有一篇《血的故事》写一个“外省郎”娶了本地小姐，老丈人不认，一次，老丈人生病住院，外省女婿将自己的血输给了老丈人，总算得到了认可。小说通过一次乘凉会的现场，让主要人物自己讲述，加上众人的七嘴八舌，以大量的对话写出，在林海音的以叙述为主的短篇小说中独具一格。《小红鞋》则写一个丈夫遇到以前的女友，每个星期日都要带着女儿去见，为了不让妻子知道，答应女儿去买小红鞋，没想到贤良的妻子邀了他的前女友来家做客，丈夫怀着感激重燃了对妻子的爱情，这里写了夫妻生活的宽容与大度，也是对家庭关系的一种探讨。
《蟹壳黄》则观察了一个小吃店老板的人生喜剧，小吃店老板蟹壳黄找了几个伙计都合不来，最后一个叫阿娇的本地姑娘终于留了下来，而且还成了老板娘，以前的伙计也都来贺喜。小说通过食客“我”的观察写出，言语生动、情趣盎然。
林海音短篇小说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女性视角的，大部分题材都是关于家庭与父爱、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少量的写社会现象的，比如《标会》等也是基于女性生活经验的，只有《鸟仔卦》是超越女性经验、富于人文关怀的，是较为难得的一篇。
第八章 林海音的短篇小说
第四节 早年生活记忆片段
林海音的短篇小说大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创作的，这其中多数是写当时的台湾生活世象的，也搀杂一些早年人物记忆的，如《烛》《金鲤鱼的百裥裙》等等；而在她的短篇小说中，比较特殊的有《五凤连心记》《茶花女轶事》《地坛乐园》，这是写她早年在北平的生活记忆片段，构成当时北平社会生活的世象。
《五凤连心记》可以当成《城南旧事》的续篇读，是“爸爸的花儿落了”之后的孤儿寡母的一次上当经历。四妹病了些日子，家里来了一位靳先生（或者是金先生，也许是秦先生），说是天津宋妈介绍来的，在天津开绸缎庄，给人看病是为了修好，王妈就将他引进来为四妹看病了。靳先生装模做样地看着病、吹嘘着自己的偏方和所谓的五凤连心膏，妈妈和阿烈哥以及我们几个孩子被靳先生唬住了，妈妈拿出家里所有的洋钱换了两枚膏药，靳先生走了，打开膏药才发现上当。而打听天津的宋妈，并不认识这个靳先生。又过了几天，我和二妹去买烧饼油条，发现靳先生又装扮成一个卖伏地面的骗人也得逞了，这回他说的就不是天津话而是怯口的北平乡下音了，这个靳先生让我记了一生。虽然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去看一个骗子，但却是成人后的回忆，骗子的骗术是经过成人后的思考的，小说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开头王妈与靳先生的对话却是全知视角的，便于巧妙地戳穿骗子的来历与骗术，这样的安排显然是经过精心构思的。读完全篇，再仔细读开头骗子与王妈的对话，就会发现，所谓靳先生与宋妈的认识，都是王妈不自觉地自己引出来的，这样的骗术在今天也很常见，随后对靳先生骗术的活灵活现地描述，靳先生高明的心理暗示手段，都活画出一个“天才”的骗子形象。小说以孩子的视角写来，但对骗术的揭示却是含有富于经验与智慧的成人的思考，只是这个思考被巧妙地隐含在小说自然的叙述中，没有被扬显，是以故事展示给人教训，而不是骗术揭秘新闻。小说区别于新闻，在于它的意义蕴涵的张力以及审美化的空间，我们从《五凤连心记》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四妹也在转过年的春天离开人世，她的两只最美丽的大眼睛，给我们留下永远的印象。提起靳先生，我们并不生气，后来的许多年，一直到现在，他也还是我们回忆中不可磨灭的人物。他和我们共处了足足有两小时，这两小时竟是个永恒。我们认识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男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姓什么，到底是哪里人？可是在那两小时中，他确实给了我们点儿什么，他使我们在失望中忽然有了新的希望，他给我们安慰，他是那么和蔼，他还能使我们对他感觉歉意（关于那块假洋钱），也表现出我们虽然用了假洋钱，但我们是诚实的人。”“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想起了靳先生，谈到他，我们都要笑一阵的。这么说来，对于那八块花花大白洋钱，究竟也不能算是个太大的损失吧！”这里“我们”被骗后并不生气还认识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男人的心理的说法是一种反讽，用一种并不愤怒的情绪平淡地叙说四妹的离开人世，给人的体味更深沉，对于骗子，“我们”站的层面是高的，是不必与其计较的，这样的说法表明“我们”的人格是高于骗子的，骗子虽然骗了“我们”，他的表演也“多才多艺”，但“我们”是“诚实的人”，这其中蕴涵的人生况味是丰富的，既有悲凉、无奈，也有怪味、辛辣、嘲讽，善良单纯的人们被设局后的心境可见一般。故事发生的时间在《城南旧事》之后，写的仍是林家的故事，仍是散文化的笔法，只是单独成篇而已。
《茶花女轶事》写林海音中学时期参加排演话剧《茶花女》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是林海音本人的真实经历，但小说所写的人物情节是否一定真实则很难说，也许也有部分的虚构成分。朋友特为“我”送来一本早年北方出版的某画刊合订本，上面有“我”《献给茶花女》的一首小诗，勾起“我”对早年扮演《茶花女》中的女仆那宁娜的一段回忆。“我”上初中时，经同学介绍认识了一帮搞艺术的大学生，和他们一起排演话剧《茶花女》，派给“我”的角色是女仆那宁娜。“我”在这帮大学生中年龄最小，受到大家的喜爱，因为年龄小，与大家没有纷争，诸事置身事外，“我”也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了发生在这些参演大学生中的种种事项，恋爱的，相互之间的较劲与嫉妒等等，正式演出时，“我”还以自己的机智救了场，受到导演俞教授的赏识，小说还写到演出结束后的散伙宴与写诗等。这篇小说的写法也是散文式的，主要写“我”的一种体验，如小说最后所说：“在我的记忆中，自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俞教授和俞太太几次。其他人的消息，也是一个都不知道了。一场戏，就像一桌宴席，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它值得给我记忆的，是因为那是第一次，以我个人去体验一个从没有过的生活，在这以前，我只是家庭与学校间的女孩子。它使我无形中学到了一些怎样与人接触，并且观察了一些人物的类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交生活，并且第一次，我的名字在报纸上显露出来。而且最主要的，使我感觉到话剧界的人，是多么容易发生恋爱的事件啊！”这样的写法使读者更容易认同小说的真实性，这些演出背后的故事，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聪明机智有才华的“我”，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在学艺术的大学生中风行的一些现象，比如恋爱的时髦等，也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真相，这是散文式小说的长处，以散点式的叙说展示事件，让读者对事件有一种更贴近生活原态的了解，而不是以故事的虚构取胜。
《地坛乐园》在林海音的创作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题材，是以老北平地坛疯人院为素材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写“我”在青年会组织的一次参观活动中，选择了参观地坛疯人院。随后即写了参观的过程，疯人院里疯人的生活，以及几个疯人的身世情况，参观中“我”的感受。五四之后写疯人的小说日见多了起来，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其深刻性与冲击力是以后的作品很难与之匹敌的。在女性作家的笔下，疯人的形象也不鲜见，就以林海音非常崇拜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作家凌叔华来说，笔下也涉及疯人。《疯了的诗人》写一个诗人新婚的妻子疯了，诗人也跟着疯了。凌叔华将疯人的世界写得很美也很诗意，比较贵族气。而林海音则在作品中两次涉及疯人形象，一是在《地坛乐园》写的一群疯子，一是在《城南旧事》中写的秀贞。与凌叔华的疯人形象比较，林海音显然更入世，更关心民生疾苦、也更平民化，凌叔华则显得贵族气、富于诗意，受《红楼梦》影响深，在理念上更向往自然人性。写作方式上，林海音的两篇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凌叔华则以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二人对“疯”的理解，林海音是世俗化的、社会视角的、还带着些许的好奇；凌叔华则将世俗与社会视角放在一个不重要的角度，更重视诗意与自然人性的自由抒发。林海音对社会人生始终是投入的，价值观中有很多日常的甚至家常的理念不自觉地渗入作品，尤其在《地坛乐园》中表现比较明显，影响了其作品的深度价值探索。当然与凌叔华那一代女作家比，林海音所处时代中人性解放的主题已经淡出，《地坛乐园》中林海音更多的是以一种报告体的方式陈述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一种逸出正常社会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社会事实陈述，而非一种自然人性的张扬。而“我”代表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理，参观完后：“我一回家就先洗澡，洗去一身的灰尘和疲劳，可是我总觉得我没洗干净，仿佛从地坛带来了什么洗不掉的东西。家人要我讲述所见所闻，我讲是讲了，饭可吃不下了，两条胳膊也老觉得肉麻。真有点神经过敏啦！”当然，林海音也以她的哲思说出：“从那以后，我长了那么多年岁了，我也仍不能确切地说出人生怎样才是真正的快乐，或者，我们是否真正地快乐过。”她对疯人世界的描述是准确的，因为这种准确的描述，结尾的这句结语并不显突兀，也引起人们的思考，所以《地坛乐园》因了一句结语，也就使这篇有些猎奇色彩的作品，带上了对人生意义的追索，并使得先前的陈述有了可思考的价值。
第九章 林海音的中长篇小说与名篇《城南旧事》
第一节 中篇小说
林海音的中篇小说创作是她最为成功的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城南旧事》，其他如《婚姻的故事》《孟珠的旅程》《晚晴》等写得也很成功。《城南旧事》我们将单列一节，这里着重谈谈其他三篇。
《婚姻的故事》是一篇纪实性小说，以林海音婆家为主线，穿插林海音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以及母亲的朋友等的家庭故事，写了一桩桩婚姻的真实状况。《婚姻的故事》中的许多故事原型都已被林海音扩展成短篇小说，比如《殉》，比如《烛》等等，我们在前面都已提到。这篇小说展现的是一个个上世纪20到40年代的中等人家到大户人家家庭的婚姻形态，让我们看到了林海音早年的生活背景，其中最主要的背景就是她婆家的生活。公公、婆婆和姨娘的故事，三哥、三嫂的故事，害单相思而终致于得神经病的五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渐趋衰落的大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一幕一幕。公公、婆婆和姨娘的故事是旧时代处于尾声的妻妾共夫故事，三哥三嫂的故事是新时代刚开始时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而五哥的故事则是一个尚不具备自由恋爱能力的单相思者的悲剧，加上穿插写的其他婚姻故事，林海音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个人物，这些人物也许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隔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