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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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梁思敬，希望他不要耽误晓云，梁思敬误会了晓云的失约去了日本；梁太太也约见晓云，告诉她自己准备和晶晶也去日本，给了她一万元支票希望她不再插足，晓云将支票扔了，回到家中，此时大家都不知道晓云已怀孕。没有梁思敬的消息，怀孕的事也瞒不住了，晓云和妈妈决定携手面对现实，妈妈拒绝了林教授的求婚，并将晓云安排在新竹美惠家里待产，一天临产的晓云从报上看到梁思敬将转任西德，已回台北待命的消息，晓云激情重起，但是还是决定不去见梁思敬说明一切，而是等待妈妈准备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来临，小说至此结束。
李今理解此篇是母爱的胜利，傅光明理解此篇是对“至真至纯哪怕是离经叛道的爱情充满了同情”傅光明：《林海音的文学世界》，引自《晓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90页。，这两种理解都有其合理性，但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从多个侧面去理解，阅读者作出的解释越多，说明文本内涵越丰富，越有研究价值。《晓云》也是一部文本内涵很丰富的作品，笔者以为，此篇是对青春少女的爱情的非理性与诗意化的一种探索。爱情是人类最丰富也最复杂的一种情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情方式，但不管是什么方式，爱情决不是理性的逻辑力量使然，很多爱情的到来，都是情不自禁的、不能自控的，像发了寒热病一般地处于非理性层面，林海音在《晚晴》中即已探讨了一个中年单身男性的爱情寒热病。小说通过姚亚德的大病一场宣泄了他的爱情，他对安晴母女的爱是那么的不由自主，以至他的理性难以承受而病倒了，在《晓云》中，林海音探讨的则是青春少女的爱情寒热病。按照一般的社会标准。晓云的爱情对象应当是文渊，不光文渊愿意，就连晓云的妈妈和好友美惠都在极力撮合他们俩。可惜的是，这只是人们的一相情愿，晓云对文渊根本不感兴趣，而是情不自禁地被梁思敬吸引了。她明知道梁思敬有一个不好对付的妻子，却仍要瞒着亲朋好友与之约会，当然，在梁太太面前，晓云有一种青春少女面对韶华已去的中年女性的自信，她是那么自信地看出梁先生和梁太太的不般配，而这种不般配实在只是一种性吸引力的标准。是一种处在爱情中的男女重视，而一般局外人并不重视的标准，晓云是自信的，她比起梁太太可是有着更大的性吸引力——纤细的身材、美丽的容颜、青春的气质，这使得她敢于和有着强大家世背景的梁太太竞争，去得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晓云一开始的追求是很主动的，而逐渐地，梁思敬对她也产生了感情，两人逐渐走到一起，而真正等到两人结合后，面对应当面对的现实时，晓云退却了，这里不光是因为晓云妈妈的存在与干涉，还因为梁思敬的不好对付的妻子出面了。面对梁太太的揭穿，晓云首先感到的是羞恨，这里一层的意思是梁太太给她钱是那样地羞辱了她对梁思敬的感情与人格，另一层的意思，也是觉得自己与梁思敬的爱情毕竟不是被社会所公开允许的，自己一直在保密，而一旦秘密被揭穿，自然觉得羞恨与混乱。但她仍然以一个竞争者的姿态这样想：“我一直没有说话，只听她自己在讲演，这是表示她胜利了吗？她羞辱了我吗？不，看她那就要滚出来的眼泪，明明是她承认自己失败的泪！”“一万元，不是为答谢晶晶考取中学的报酬，而是——而是表示向我哀求！啊！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我真的胜利了吗？”“我站起身来，拿着一万元的支票，茫然地走向堤岸，走上大桥，早晨的清新的空气已经没有了，河水在烈日下摇荡，我在空无一念中，随手就把支票扔下河去，它飘了飘，投身水中，随着摇荡的波浪远去了。”这实在是一种病态的竞争意识，面对一个韶华已逝的女性，晓云毫无女人的同情心，当然，这也是强大的梁太太所逼她做出的一种姿态，相对于晓云，梁太太实在是太不可爱了，她对于梁思敬用的是手腕与财富，梁思敬不甘于被她控制，才有一次一次的出轨。梁太太出手了，晓云退却了，晓云对和梁思敬的将来没有把握，对能不能和强大的梁太太对抗没有把握，她心里是不是也怕遭逢像那个日本女人的境况也很难说，但她却有妈妈坚强的爱，她回到了家中。晓云和梁思敬的爱情是不会被社会所认可的，晓云深知这一点，但在对梁思敬的爱情到来时，她却像发了寒热病一样不顾一切地追求，有悖常理地蔑视文渊的追求，实在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方式，并且把一切世俗的因素置诸脑后，一切的亲情也被放在第二位，她的好友美惠来了，她无心陪着，而是跑去和梁思敬约会，她对妈妈说去新竹去看美惠，却为的是去台中追随梁思敬，一切都随着自己的情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一切并不是平常心态的人们所能理解的，一切都是一种陷入爱情寒热病的征象。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合法，但爱情是一样的，这份爱情同样被林海音写得很诗意，说明林海音对这份爱情是有些同情的，也说明她并不是一个不开通的正统派，但林海音还是将这种纯粹的爱情置入了社会的观点，不管妈妈还是美惠都是不赞成这种爱情的。从社会的视角看这种爱情是有点病态的，小说写晓云有点病态的身体，实则是这种病态爱情的喻示，而妈妈早年的爱情追求成了解释晓云情感追求的原点，但妈妈反过来扼杀了晓云的爱情，实则是有过亲身体验后，希望女儿走上一条被世俗社会认可的正常婚姻之途。小说描写了一种少女的较纯粹的爱情，却将世俗的视点置诸它的周围，比如晓云的异母姐姐的时时存在等等，妈妈与美惠的平常心，等等，这些最终将晓云的爱情包围扼杀，而新生命的孕育，又将非理性的晓云拉回到理性之中。她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做第二个梁晶晶，她要像老母鸡饲小鸡一样地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其实又是一种人的本能，但却是符合社会性与理性的要求的，病态的晓云最终纠正了自己的病态回到了理性之中，所以，最后，她感觉“好像健康了，感觉到生命不是就此了结，而是永恒的”。小说实则是写了一个少女从一种较纯粹的诗意的爱情非理性状态回到平常的理性状态的过程。
《晓云》写了一个少女的非理性爱情，较为诗意与纯粹，超出了林海音其他作品的风格，而林海音的另一个短长篇《春风》则又回到了林海音的日常叙述风格之中，写的又是两个女人共有一个丈夫。吕静文校长多年努力，创办了一所很成功的学校，受到了同事学生的爱戴，她事业成功，个人生活却不如意，丈夫曹宇平常年在南部的高雄工作，一年中只回来一两次，在家呆的时间也很短，只有几天工夫，吕静文平时忙于在台北办学，无暇顾及夫妻生活，两人关系日渐冷淡。吕静文与曹宇平是在北平时恋爱结婚的，婚后，曹宇平安于小家庭的生活而不思进取，到台北后也只是在学校做个一般教员，吕静文则希望两人在事业上有更大的进步，曹宇平只好离开吕静文到南部发展，吕静文则在台北办学校，十几年过去，吕静文的学校办得很成功，而曹宇平则只在高雄做了一个小职员。曹宇平在高雄有了外室，生了女儿曹幼幼，已经十二岁，幼幼的妈妈叫做安立美。安立美早年和弟弟安立明来台湾投奔叔叔，不幸叔叔死了，安立美靠做打字员独自抚养弱弟，很孤苦，碰上了曹宇平后便与之结合了，为的是好有个依靠，她没有什么事业，一直做家庭主妇。现在，安立明已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留学，还有了女朋友女记者宋琼英。宋琼英和吕静文还有一段很特殊的师生情，宋琼英早年丧父，失学后靠卖花养活母亲，遇到吕静文后，受到鼓励与帮助，重新读书，在吕静文的学校毕业后，又读了大学，做了女记者。大家都知道曹宇平又成了一个家的事实，只是瞒着吕静文。安立美一直很佩服吕静文，多年来一直对她深怀歉疚，心情忧郁，因而积郁成疾，得了癌症。她有两桩心事，一个是弟弟的婚事，在她的病情确诊前，安立明出国了，安立美代弟弟向宋琼英求了婚，完结了一桩心事；而怎么安排幼幼就成了她最大的心事，她希望曹宇平重新回到吕静文的身边，幼幼也能上吕静文的学校，她悄悄地来到吕静文的学校，以一个家长的身份见了吕静文，终于下了决心，她的病情很快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宋琼英带着幼幼来到学校，让幼幼独自来到吕静文的办公室，交给吕静文安立美生前给她写的一封厚厚的信，信中说明了一切。小说结尾，以吕静文带着幼幼和宋琼英向家里走去结束。
这篇小说的两个主要女性吕静文和安立美形成了很大的性格反差，吕静文进取精干、不善生活，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女性；安立美安于家庭生活不善事业打拼，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这两个人共有一个丈夫，却并不互相嫉妒，安立美还很钦佩吕静文的事业，也一直对吕静文深怀歉疚，当然，吕静文也一直不知道安立美的存在，最后谜底揭穿时，她也并没有醋意大发，而是很平和地接受了安立美和曹宇平的女儿幼幼，实在是人性善与人类理性的见证。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那么的善良容让，才使得一幕人间的悲剧变得不那么悲情，而有一种随缘的安适。这两个女性实际上是互补的类型，她们的性格代表着现代女性完整人生的两个都需要发展的方面，这两个女性都不能算是拥有完整的人生，她们的互相承认实际上也说明她们是一个女人的一体两面。吕静文事业完美，却没有孩子也忽略丈夫，在事业成功之时不无遗憾与惆怅；安立美做了母亲，和丈夫厮守，却自卑于自己不能职场打拼。实际上，吕静文代安立美做了她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事，安立美则代吕静文生育了孩子、照顾了丈夫。在吕静文事业成功之后，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安立美及时地得病死了，她将孩子与丈夫交还给吕静文，使吕静文有了重新做一个完整女性的结局，应当说是一个精心的颇有深意的安排。小说探讨的实际上是现代女性如何既不被职场异化又不局宥于家事的琐缠的问题，其最终结局的安排，其实是孱弱的旧式女性退出了，而被异化的现代女强人也有了新生活的可能。林海音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但她也绝对不是一个男权的拥护者。从她的作品看，她是一个中和者，她希望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两方面都得到发展，这样才能称为一个完整的人生，这也是符合现代女性主义立场的，林海音本人一生的实践，也说明这样的目标对女性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女性自己有足够的理性与能力。《春风》实际上是她女性主义立场的一个阐释，小说中两个的女性也都是理性自知的，努力奋进或心地善良的，她们各自阐释了女性的一个方面，最后一个的死亡预示着一个的新生，而幼幼这个年轻的生命，使得她们的人生有了整合起来的可能。这是一个女性均衡发展的观点，其实是很前卫的。
第九章 林海音的中长篇小说与名篇《城南旧事》
第三节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的代表作，是由五个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中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小女孩英子为串线人物、以她的眼睛观察世界，展开了一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北京生活与英子一家生活的风情画。小说是自叙传式的，小英子也是童年林海音的化身。当然，小说中英子一家的故事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接近于但并不等于实际的林海音一家的生活。《城南旧事》中英子一家的生活是小康殷实人家的生活，不同于老舍笔下祥子这类下层市民的生活，也不同于凌叔华笔下的上层人家的生活，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画廊中英子一家的生活景象应当说是很重要的一笔。英子一家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既可以接触上层社会，又能接触下层人民，这就给了童年的英子很自由的观察视角，使她可以看到宋妈、秀贞这样的下层女性，又能看到从大家庭中跑出的兰姨娘这样的社会异类，而小说中贤惠的妈妈、有稳定收入的爸爸，则给了英子一种和乐生活的氛围，使得这篇小说氛围上既没有下层社会生活压迫的焦灼，也没有上层社会大家庭中的阴郁，而充满着小康人家的生活的热气劲儿，尤其在前面的四篇故事中，英子一家的生活构成了小说的暖色基调，中和了像宋妈、秀贞、妞儿、偷儿这样一些下层百姓的悲苦生活给小说带来的凄苦气氛，使得整篇小说有一种人间生活的烟火气，是典型的林海音式的叙说方式，但最后爸爸的死给整篇小说罩上了一层浓浓的秋意，肃杀的结局揭示出人间生活的不易与艰难，英子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惠安馆”给出了一个单纯的场景，一家地方会馆，一对年迈的父母，一个疯女儿，气氛是寂静的，而这寂静的一家与外界的联系，便是英子这样一个充满好奇与同情心以及正义感的处在童年期的女孩子，通过英子，牵着英子一家的世俗和乐的生活，以及妞儿的悲苦身世，这里的主角应当是秀贞，英子则是观察者、倾听者、联系人以及帮助者，这样的角色如果是成人，故事关系将相当复杂，而英子恰恰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就限制了故事的复杂化潜质，使整个故事的叙说具有了一种朦胧单纯的韵致，形成了一种叙述限制的单纯美。笔者不认为《城南旧事》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它只是一篇涉及儿童生活的以儿童视角观察的写成人的文学作品，秀贞、兰姨娘、宋妈、偷儿才是小说主要要表现的对象。这些人物都是下层百姓或者是中上层社会中的异类，只有孩子才对他们没有歧视、有一种亲近感，英子正处在这样一种年龄，对成人世界还处在一种朦胧与好奇的阶段，在她的眼里，没有贫富之分，也没有常人与疯子之别，她愿意与他们接近、以自己的稚弱的小身躯去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成为他们的朋友。通过英子的叙说，这些人物一个个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惠安馆”里的秀贞，在常人的眼里是一个疯女人，她的行为、她的话在常人看来都是疯疯癫癫不可理解的，而小小的英子却从她的话里理解了她的行为、知道了她是因为被遗弃并且刚生下的孩子又被抱走而疯癫的，秀贞一直为自己见不着面的孩子做着小衣裳，她疯疯癫癫的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却记得孩子几岁了，记得和爱人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她满心满眼地要找到孩子然后带着孩子去寻找自己的爱人。英子同情着秀贞，一心一意地想帮助她，她偶然发现自己的玩伴妞儿的身世与长相以及身上的标记都符合秀贞说的被抱走的孩子，就极力帮助她们相认，并资助她们逃走去寻找她们的爱人和父亲。但事情的结局却很悲惨，秀贞娘俩最后惨死在铁道边，英子也大病了一场。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林海音写的秀贞和她在《地坛乐园》中写的一群疯子，《地坛乐园》里的群疯是纪实笔调的，是现实中的疯子形象的描摹，而秀贞则是一个文学中的疯子，她的思维与语言是符合逻辑的，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惠安馆”的单纯场景，更是给了秀贞这种自我沉浸营造了一种恰当又诗意的氛围，于寂静中叙说着秀贞命运的悲戚，这里揭示的是人物的命运，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疯子的怪异表现，《城南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