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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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于寂静中叙说着秀贞命运的悲戚，这里揭示的是人物的命运，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疯子的怪异表现，《城南旧事》中的人物都是审美的抒情的，包括秀贞在内，这个人物身上叙说的是一种淡淡的幽怨与哀伤。英子一家的和乐生活正比照出秀贞命运的凄苦，这个人物的遭遇正是对世俗观念的批判，因为世俗观念对女性的要求，秀贞不能正大光明地生出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实现自己的母性——抚养孩子，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秀贞的被遗弃，一个女性的受害者又加上社会与世俗观念的再次打击而疯魔了，没有人能再听她的诉说，她的心事只能说给小小的朋友英子听，只有这个小孩子相信她愿意帮助她，英子的童真与可爱于此可见。而孩子与疯子的组合所演绎的故事足以让我们看到成人世界的冷漠与因固守秩序而造成的对一个女人的残忍，比如对秀贞孩子的剥夺、对她寻找爱人愿望的漠视，等等，《城南旧事》是有深度的，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普通的生活之外，因别人的错误而造成的一个普通女性的悲剧。这个故事所蕴涵的意义是很深刻的，从“惠安馆”来看，整个《城南旧事》不仅因其叙述的抒情而有一种韵致美，也因其叙述情节设计的深层意义而有一种内涵美。
《我们看海去》写英子与一个偷儿的故事，偷儿在别人看来是贼，但对英子来说“你们又常常说，哪个是疯子，哪个是傻子，哪个是骗子，哪个是贼子，我分也分不清”，偷儿是不是坏人英子分不清楚，只是“他的厚嘴唇使我想起了会看相的李伯伯说过的话：‘嘴唇厚厚敦敦的，是个老实人相。’”她看着偷儿厚厚敦敦的嘴唇就与他交往起来了，她只知道偷儿有母亲有弟弟，他要供养母亲还要供弟弟上学，他的弟弟很优秀，是班里的优等生，偷儿很为弟弟骄傲，希望他以后能漂洋过海留学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不能再走他的路。偷儿很寂寞，只能在他的窝赃点和英子聊聊天，他把英子当成了知己，说了些和弟弟都没有讲过的话。英子看他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并没有好人坏人之别，偷儿和英子的一段对话颇能引发我们对人性深层的思考：
“我那瞎眼老娘是为了我没出息哭瞎的，她现在就知道我把家当花光了，改邪归正做小买卖，她不知道我别的。我那一心啃书本的弟弟，更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我供弟弟念书，一心要供到让他漂洋过海去念书，我不是个好人吗？小英子，你说我是好人？坏人？嗯？”
好人，坏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分清楚的事，怎么他也来问我呢？我摇摇头。
“不是好人？”他瞪起眼，指着他自己的鼻子。
我还是摇摇头。
“不是坏人？”他笑了，眼泪从眼屎后面流出来。
“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我抬头看看天，忽然想起来了：“你分得清海跟天吗？我们有一课书，我念给你听。”
我就背起《我们看海去》那课书，我一句一句慢慢地念，他斜着头仔细地听。我念一句，他点头“嗯”一声。念完了我说：
“金红的太阳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吗？可是它也从蓝色的天空升上来呀？我分不出海跟天，我分不出好人跟坏人。”
“对，”他点点头很赞成我，“小妹妹，你的头脑好，将来总有一天你分得清这些。将来，等我那兄弟要坐大轮船去外国念书的时候，咱们给他送行去，就可以看见大海了，看它跟天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高兴得又念起来。
“对，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还有什么太阳来着？”
“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
我一句句教他念，他也很喜欢这课书了，他说：
“小妹妹，我一定忘不了你，我的心事跟别人没说过，就连我兄弟算上。”
什么是他的心事呢？刚才他所说的话，都叫做心事吗？但是我并不完全懂，也懒得问。只是他的弟弟不知要好久才会坐轮船到外国去？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订了约会，订了“我们看海去”的约会。
即使像偷儿这样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人，心中也有温润的天地，在这片温润的天地中偷儿做着社会意义上的“好人”，然而他借以做“好人”的职业依赖却是建立在损害别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个坏人。他并不是甘愿做这样的坏人的，他是希望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人的，但他的社会处境无法使他摆脱自己的卑鄙营生，他苟且着、卑鄙地活着也痛苦着、分裂着，他与英子的这段对话充分地显示了他在人性深处的这种痛苦与分裂，而小英子则朦胧地感觉到了他人性中的温润，理解了偷儿，一个孩子就这样与一个社会的异类达成了友谊。偷儿最后还是被警察捉住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但英子仍然不以为他是一个坏人，她看到的是偷儿心中温润的一面，《我们看海去》的标题表达的正是建立在温润人性中的友谊，一个孩子对温润人性的理解。
《兰姨娘》写一个大家庭中的姨太太兰姨娘从家中跑出，投奔到英子家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兰姨娘本是反抗封建家庭的挤压才跑出的，但她来到英子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小英子看出了爸爸对兰姨娘的心思，而可怜的妈妈则挺着大肚子在厨房忙活着，小英子为了自己家庭的和睦与母亲的幸福，将寄居家中的兰姨娘介绍给了德先叔，兰姨娘最终跟着德先叔走了，而小英子看着失落的爸爸心中也颇歉然。兰姨娘并不是像子君那样的有知识的新女性，她只是旧女性中的较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她为何从家中出走，小说并未交代，但却写了她从家中出走后所面临的尴尬，因为她没有经济独立的条件，出走后她仍然得考虑依附于他人的生存之道。她首先的考虑对象是英子的爸爸，而英子的爸爸从一开始就有了这种念头，但这种考虑却引发了英子与妈妈的不安，聪明的小英子及时地终止了兰姨娘的插足苗头，结束了父母的危机，一个离家出走的妇女在另一个家庭的小插曲便以喜剧的方式结束了。这个小片段写的充满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有温情也有浪漫，而以英子的角度观察大人之间微妙的感情，尤其有一种童真而含蓄的美。比较鲁迅笔下的子君，兰姨娘则要光鲜得多了，她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有姿色的女性，而子君则是一个心灵朴素的女学生，兰姨娘与德先叔的结合，一半是有一种对新文化向往的新鲜感，一半是为了自身的生计与出路，而子君则是为了追求一种纯洁的爱情，《伤逝》充满了道德自责的阴郁，而《兰姨娘》则充满了世俗生活的温情。林海音是一个追求世俗生活温情的女作家，并不是一个追求道德批判的审思者，表现在她的作品中，便是对世俗温情的温婉叙述，小英子对可能夺去爸爸爱的兰姨娘并没有刻骨的仇恨，对爸爸也抱着一种同情之心，表述的是人与人感情的一种常态，这种描写人间温爱之情的写作，对台湾的女性写作是有所贡献的，很多台湾作家都是这一路的写作方式。
《驴打滚儿》写英子家的奶妈宋妈的悲戚身世，宋妈嫁了一个不成器的丈夫，赌钱抽大烟，为了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就撇下刚生下不久的丫头子和四岁的儿子小栓子，到了英子家做奶妈。而她不成器的丈夫转头就将丫头子送了人，小栓子也在村头池塘玩时，溺水而死。四年过去，宋妈才从丈夫嘴中知道这个消息，为了找丫头子，宋妈找遍了京城的大车店，连丫头子的影子也没见着，最后，宋妈还是跟着被英子称为“黄板牙”的丈夫回家生孩子去了。宋妈是个很富有母性与爱心的农村妇女，她来到英子家，就把英子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几个孩子，尤其与英子的弟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她又何尝不惦念自己的孩子呢？她失去孩子后的痛苦与焦虑被小英子叙说得那样打动人心，她的悲苦怎不令人同情？好在她有英子这个小小的同谋者，可以叙说自己的痛苦，可以帮自己找寻被送走的丫头子，而这篇《驴打滚儿》叙写的情节背景都是女性化的，英子与宋妈在这里就构成了一种同谋者的关系，比如，英子描述宋妈的丈夫这样写道：“驴子吃上干草了，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只有一个女性的同谋者才能如此地看待一个不争气的丈夫，小小的英子的这种视角，说明她已经从一个女人的视角看待异性，而宋妈这样的女人群中称职的女性在英子看来：“黄板儿牙”是无论如何也配不上她的，小英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小女人了，在英子这个小小的同谋者的描述下，宋妈的形象被凸显得可亲可敬，能干勤勉又令人同情。
最后的一个段落《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写英子失去爸爸，一下子长大的故事，父女感情的深厚令人感动。这一个段落虽然写的是一个悲情故事，但并不充满悲伤与哀怨，而是叙说父亲的教导、女儿的成长，描述的是一段人间的真情，爸爸久卧病床，已经在教导英子事事要独立，而小英子也表现得足够镇定与顽强，“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地镇定，这样地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文章结尾的这一段叙说将悲情推向了高潮，小英子面对突然的变故，所表现的镇定令人心酸，比照林海音自己的经历，英子的这段父女故事是有着她自己的影子的，这里是她童年的成长故事，叙述得朴实真诚，特别打动人心。而爸爸的逝去则结束了一家人幸福和乐的生活，给英子的童年故事蒙上了一层肃杀的气氛，整个故事结束于悲剧，加上前面的几个故事的叙述基调，整个《城南旧事》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这里没有对生活的抱怨与愤慨，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写来，有的只是一种对人生悲苦在童年阶段的初步理解与认同。《城南旧事》的成功不在于对人生苦难的深度揭示，而在于对悲剧人生的氛围营造，无论是秀贞的故事、偷儿的故事、还是宋妈的故事，都透露着这样的悲剧气息，只有兰姨娘的故事在反抗中有着几许喜剧气氛。林海音不是一个控诉人生的愤激派，她是一个乐和的生活者，从英子的塑造来看，她从童年阶段即以一种成熟的心态面对生活的变故与苦难，她这种小大人式的面对突来的变故的成熟心态，一直延续到了她的成人时期，她对一切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努力去做起来，而表现在她的写作中，则是对人生的积极成熟的接受与认同，而不是对生活的抱怨与愤慨。
第十章 林海音的散文随笔与游记
第一节 关于《英子的乡恋》
《英子的乡恋》是林海音在台北写的一组怀念老北京生活的散文，很多都是她早年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这组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海音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深厚感情，以及老北京风貌在她记忆深处的深深印痕。“我漫写北平，是因为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稿纸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林海音：《英子的乡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台湾学者范铭如在《如何收编林海音》舒乙、傅光明主编：《林海音研究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09页。中写道：“在文学史的定位上，林海音最常被归类到‘怀乡文学’里，《城南旧事》号称是其中巨著翘楚。”不止《城南旧事》，林海音的许多散文随笔也是怀乡的，在怀乡中，透露着她的大中国主义情感，她在《我的京味儿之旅》的一开始即引她在《两地？自序》中的话说：“总希望有一天飞机把大陆和台湾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朝发而午至的愿望果然达到了”，不仅透露着她对社会进步的欣喜，更透露着她的爱国爱乡情感。在此文的结语中她更写道：“两岸的文化交流，应当不仅止于此，以后会永远永远地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我是这样期待着。”林海音渴望两岸和平统一的心情跃然纸上。怀着这种浓浓的爱国怀乡之情，林海音在这一组散文中描述了老北京的市井风貌，自己一家的健康快乐生活。
林海音是一个健康阳光的女性，她的笔下是绝对的健康快乐生活，所有的忧虑、悲苦，在她回忆北平的文字中很难见到，偶尔写一点“凄凉”，也只是一种环境与氛围的点缀，并不是透在骨子里的悲戚，比如她在《苦念北平》中所写：“这时，正是北平的初冬，围炉夜话，窗外也许下着鹅毛大雪。买一个赛梨的萝卜来消夜吧。‘心里美’是一种绿皮红瓤的，清脆可口。有时炉火将尽，夜已深沉，胡同里传出盲者凄凉的笛声。把毛毯裹住腿，呵笔为文，是常有的事。”这里透着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人与环境的谐和，一种宁静的生活脉流。在同一文中还有这样的段落：“北平的秋天，说是秋风萧索，未免太凄凉！如果走到熙熙攘攘的西单牌楼，远远地就闻见炒栗子香。向南移步要出宣武门的话，一路上是烤肉香。到了宛老五的门前，不由得你闻香下马。胖胖的老五，早就堵着房门告诉你：‘还要等四十多人哪！’羊肉的膻，栗子的香，在我的回忆中，是最足以代表北平季节变换的气味了！”凄凉与悲戚是林海音不愿看到的，连秋风的萧索她都不愿多写，她更感兴趣的是世俗生活的快乐，以吃食气味的变化，来代表北平季节变换的气味，透着多么浓的生活气息，平易亲切又散发着引人的魅力。再比如她的《北平漫笔》写变戏法：“文明戏场的对面，仿佛就是魔术场，看着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的，随着音乐的旋律走着一颠一跳前进后退的特殊台步，一面从空空的大礼帽中掏出那么多的东西：花手绢，万国旗，面包，活兔子，金鱼缸，这时乐声大奏，掌声四起，在我小小心灵中，只感到无限的愉悦！觉得世界真可爱，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么多！”“在那样的环境里：台上锣鼓喧天，上场门和下场门都站满了不相干的人，检场的，打煤气灯的，换广告的，在演员中穿来穿去。台下则是烟雾弥漫，扔手巾把儿的，要茶钱的，卖玉兰花的，飞茶壶的，怪声叫好的，呼儿唤女的，乱成一片。我却在这乱哄哄的场面下，悠然自得。我觉得在我的周围，是这么热闹，这么自由自在。”她是真正地融入了老北京城南社会与生活的，在这个环境里她觉得自在乐和，并且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可爱。林海音的回忆里充满着生活的趣味，琐屑的生活在她的笔下显得生气盎然，《我的童玩》里的踢毽子，过家家，剪纸，这些孩子的耍物，到了她的笔下，就都活了起来，有趣味了起来。林海音在几十年后写这些并不隔膜，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