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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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对一个女孩子岂是容易的！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98页。　
　　　
　　台湾的一切对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也是熟悉的，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对幼年即已离开的林海音来说是新鲜的，但从饮食习惯语言方式来说林海音又是熟悉的，因为他们在北京时爸爸妈妈就和他们说客家话、闽南方言，妈妈爱珍还经常做台湾菜吃。尽管如此，台湾对林海音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重新起步的地方，工作是需要重新找的，家是需要重新安的，虽说是住在妹妹家，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天，她不是出去找工作，就是到省立博物馆看书、找书，多是关于台湾的书，她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自己的家乡。而何凡到了台湾后，也是先忙着找工作。先是何凡找到了工作：“从基隆上岸到台北，是先住在东门町的二妹家。他撂下简单的行李，就南北奔波地去找工作；左营有他北平师大附中的老同学宾果先生，很热心地为他张罗，结果还是因为洪炎秋先生的关系，一脚踏进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国语日报》。”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4页。　
　　林海音与何凡在北平即已认识洪炎秋，林海音说：炎秋先生本是我的父辈的朋友，他到北京大学做学生读书时，先父已经早两年到北京做事了，先母也和洪太太是朋友，但是等到我长大结婚后，他又因为和何凡在台湾共同工作了几十年，似乎他又跟何凡是平辈，我倒要升格了似的。好在炎秋先生也是一位个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朋友的年龄对他不是重要的，你看他还常常喜欢翻译些儿童读物给孩子们读呢！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而且别人不敢写不敢说的，他都不在乎，他认为那是不要紧的。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8月版，第141页。洪炎秋先生当时是《国语日报》社长，他在1969年底以无党籍人士身份当选台湾立法院立委。何凡进《国语日报》时，王寿康是副社长，梁容若是总编辑。关于当时的情形，夏祖丽在《何凡传》中是这样叙述的：　
　　　
　　洪炎秋说：“承楹，你不要再找了，就来帮我办报吧！《国语日报》待遇虽不好，但是有件事对你方便，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有宿舍，让王寿康让出半幢房子给你们住。”然后他回过头问王寿康：“你们住哪边？”王寿康选了后面半边，这样，这件事就定下了，就这样，他进入《国语日报》担任编辑。　
　　不久，他在中国石油公司的老友崔兴亚、高雄炼油厂厂长宾果都来信说，帮他找到了工作，待遇好，工作比报馆轻松，但他婉谢了。　
　　后来，《征信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找他去负责报社编务，给他优渥待遇，但条件是不能兼差，何凡必须辞去《国语日报》的工作。何凡婉谢了余先生的美意，他对余纪忠说：“当年洪先生给了我半幢房子住，我不能离开。”　
　　　
　　何凡的工作定了，他们的家也就安下来了。1949年初，林海音一家搬进台北城南古亭区重庆南路三段，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半幢宿舍，女儿夏祖丽认为从这十几坪大的日式房子开始，展开了他们在台湾五十多年的丰富充实的生活。　
　　这半幢宿舍委实窄小，儿子夏祖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房间狭小，内铺榻榻米，不能摆设多少家具。寝具放在纸门后的壁橱里，晚上拿出来铺在榻榻米上睡觉，夏天挂一顶蚊帐。林海音：《家住书坊边》，（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2月版，第212页。刚搬进来的时候，林海音并不习惯：　
　　　
　　我最初搬到这十叠半来的时候，心情之沉重，难以形容，看着堆在壁橱里的十五公斤行李，想起北平扔下的一大片，真要令人闷绝，怕他骂我想不开，夜里钻在被窝里，不知淌了多少眼泪！但是两年住下来，就犯了北平人的懒脾气。最近听说他的机关有把我们全家配到一栋多出两叠的房子去，自幽谷迁于乔木，可喜可贺，但是我和他反而留恋起两年厮守的这两间木屋来了，母亲还以为我是舍不得曾投资于修理厨房的两包水泥呢！林海音：《英子的乡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18页。　
　　　
　　据夏祖丽在《林海音传》中说，他们一家在这栋日式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五年。但林海音毕竟是林海音，她从小形成的积极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支撑着她，让她度过到台北后的最初艰难岁月。工作一时没有找到，她便又开始了投稿写稿的生活：　
　　　
　　三十八年初，我们就搬到重庆南路三段的宿舍来住，十八坪不大，只有一顶日本“皇军”色的大蚊帐，一张矮桌，也就勉强可以应付我们一家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所需了。三个孩子——八岁的，四岁的，两岁的——就每天在这十八席上翻来滚去。榻榻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　
　　我呢，走出了木板墙的家门。那时的重庆南路二段和三段间，还隔着一些弯弯曲曲的巷弄，我就在这些巷弄中绕来绕去，认识环境嘛！忽然发现了一间矮屋，是公论报的分销处之类的地方，高兴极了，赶紧买了一份报回家，先看副刊，副刊的内容很合我的胃口，于是每天都要到那不知名的巷子去买一份公论报，终于兴起了“投稿”的老毛病。稿子很快地刊出了，都是些读书杂记。“飘”的作者死了，我就写了“文星陨落桃树街”；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我就写了“向乞乞科夫学习”。我在台湾的投稿生涯是从公论报起的呢！　
　　为了写作，我们实在缺少了一张书桌。那张矮桌虽可席地伏案，但我们毕竟不是日本的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盘腿跪坐，来不赢！阿烈哥知道了，他日据时代在放送局，即光复后的中广公司工作，住在长安西路的宿舍里，就要提前退休了，把一张小小的旧书桌送给了我。没想这张书桌，我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趴在上面写了千千万万的字，后来桌面干了、翘了，木板生虫了，碎屑常一堆堆撒落在榻榻米上，我扫巴扫巴还是一样地使用。它曾放在卧室的窗前，更久是放在走廊的尽头。走廊头上也有一扇窗，我白天在那里写作，有窗明几净的感觉；晚上嘛，夏天脚下是一盘蚊香，冬天膝头是一张毛毯。请看我在这张破书桌前的照片，倒也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情呢！林海音：《剪影话文坛》，（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版，第4、6页。　
　　　
　　何凡在《〈冬青树〉序》中也有这样一段回忆：“来台以后，定居台北，室小人稠，门外复有车马之喧，而板壁纸门，又是接纳诸般噪音的最好设置。白天既嘈杂又忙碌，实在无法构想。只有耗到晚上孩子们入睡，街上的车辆行人渐稀时才好执笔。我有时午夜梦回，透过纵横交织的蚊帐，看见她还倾身窗前小桌，一灯荧然，犹自振笔疾书。夏天是脚下一盘蚊香，冬天是腿上一条毯子。明知熬夜不是健康的生活习惯，然而既没有其他时间可资利用，也只有听其自然。奇怪的是，近年作品反而多于从前，不知是为环境所迫呢，还是熟渐生巧？”林海音的勤奋可见一斑。　
　　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毕竟是回到了家乡：含英回到台湾突然多了许多亲戚长辈。亲友听说含英“少小离家老大回”，都来接风叙旧，对于她的“乡音未改”很欣慰。1949年春节过后，他们全家有了故乡头份行，含英和妈妈、弟弟燕生、妹妹燕玢一起搭火车南下。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03页。回到家乡，林海音与亲戚叙旧，到父亲的坟前祭拜，吃家乡饭，体味着家乡的温暖。家乡的一切是亲切的，她看到了小时候母亲常用来搽脸的新竹白粉，便一口气买了八盒，也算是了却一段乡情。　　　　
第三章　台北生活　　
第二节　工作　　
　　何凡因为在北平时是职业报人，对办报很在行，进入《国语日报》后不久，即成为重要成员，四个月后升任副总编辑，1951年升任总编辑，与《国语日报》结下了一生之缘。于是林海音也就夫唱妇随，于1949年年中进入《国语日报》担任编辑，底薪是二百二十元。但没多久，因为三个孩子太小不放心，再加上佣人太贵，林海音就不去上班了，只编《周末》版。《周末》版最早由何容主编，49期后由何凡接编，编了三期，就由林海音接手了。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17、118页。　
　　关于《国语日报》的情况，张至璋在《何凡传》中是这样介绍的：　
　　　
　　要了解《国语日报》的历史，应该先知道它的前身《国语小报》。抗战胜利后，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月15日，教育部在北平创刊《国语小报》。报头的字是吴敬恒（稚晖）所题，旁加注音符号。这是一个三日刊，四开一张，版面大小和现在台湾的《国语日报》一样。所用的注音铅字，是中华书局制的五号长仿宋；因此，汉字旁边的注音符号，比《国语日报》用的更小，看起来比较吃力。《国语小报》的发行人是国语推行会委员萧家霖（迪忱）。因为是惟一的注音国字报，销路遍及全国各地。单台湾一地的直接订户，就有两百多份。　
　　《国语小报》在报头上说明它的三大特色：第一、很白很白的白话文。第二、有声文字的有声报。第三、类码排队的新闻报。前两点指出用简明白话文编写新闻，并且注音。第三点是按照类似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分类号码，从000到999，把每条新闻分类编号，这对搜集资料和分类剪贴保存相当便利。《国语小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词类连书”。排版时照着国语文法，把同一个词的各字连在一起，与前后的词用空间隔开。　
　　读者看《国语小报》不只因为文字旁边有注音符号，知道怎么发音，更因为有断句，知道该怎么念一句句的白话文。　
　　可惜这份抗战后出版的报纸，因为国共战乱，时局变易，只发行了一年半，到1948年6月26日宣告停刊，总共出了一百六十二期。　
　　1948年1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次长田培林先后到台湾视察，看到本省同胞学习国语的热忱，觉得有必要在台湾创办一份“注音通俗报纸”。当时北平的情势一天比一天紧急，于是教育部在6月由部长朱家骅下了一道训令，把原设北平的《国语小报》，移到台湾出版，改名为《国语日报》。　
　　训令中把成立《国语日报》重任，交给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魏建功，以及专任委员何容负责主持。由魏建功担任社长，聘请北平《国语小报》负责人王寿康为副社长。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91、192、194页。　
　　　
　　报社创办之初，异常艰苦，因为缺乏经费，处于时办时停的状态，1948年10月25日出版创刊号，11月13日才出第二号。《国语日报》只好寄生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会以人力帮助报社出报，而报社则以注音报纸帮助国语会推行国语。1949年初，国语运动提倡者吴稚晖到台湾，报社汇报情况，吴稚晖提出应将报纸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来办。于是报社请吴稚晖领衔，由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台委员陈颂平、汪怡、胡适、傅斯年、齐铁恨、王玉川、何容等共同出名，邀请热心国语运动的台湾省籍人士黄纯青、杜聪明、游弥坚、洪炎秋等，以及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方师铎、李剑南、祈致贤、王寿康、梁容若等人，于1949年3月13日正式成立国语日报董事会，推傅斯年为董事长，洪炎秋为社长。次年，傅斯年因台湾大学事务太忙，辞去董事长和董事的职务，推游弥坚继任。之后几年，董事会又陆续增聘罗家伦、田培林、黄启瑞、黄得时、夏承楹等为董事。夏祖丽、应凤凰、张至璋：《何凡传》，（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1月版，第196、197页。　
　　林海音主编《周末》版，也很艰难，因为《周末》版没有稿费，每周都要靠同人等撰稿来帮助维持，然而更多的时候则要她和何凡写。林海音后来在《窗》的前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那时候我在《国语日报》主编《周末》周刊，因为稿子难拉，我们两人经常要执笔凑数。我们写作的兴趣很高，每天晚上孩子安睡后，我们就各据一桌，各抒所怀。灵感来自白天所闻，所见，所感。何凡勤读西书报刊，搜集资料不少，自然不会弃而不用，何况我们两人从十几岁起就喜欢舞弄文墨，可以说积习难除了。”他们写作的范围很广，涉及生活、艺术、翻译的外国作品以及新知识、新观念等诸多方面。林海音一共编了五年，两百五十多期，直到1954年10月。　
　　日子清苦而忙碌，但林海音却过得有滋有味，她在1951年3月22日写了一篇《平凡之家》，描述自己对生活情趣的追求：　
　　　
　　我们的生活情趣重于快乐的追求，有人说我们该是没有理由快乐的家庭，丈夫是一个自甘淡泊的人，因之我们的生活就来得紧张些，但是我们在紧张中却不肯牺牲“忙里偷闲”的享受，张潮《论闲与友》里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非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然则快乐的心情，却要自己去体味。有人看我们在孩子们熟睡后，竟敢反锁街门跑去看一场电影，替我们捏一把汗，说是台湾小偷闹得很凶，可是我们仍不愿放弃儿辈上床后的这一段悠闲的时间，夜读、夜写、夜谈、夜游，都是乐趣无穷的。有时候夜读疲倦，披衣而起，让孩子们在梦中守家，我们俩到附近的夜市去吃一碗担仔面，回来后如果高兴的话，也许摊开稿纸，把瞬间所引起的情感，记在上面。　
　　　
　　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出乐趣来，大概是所有热爱生活的人的共同特点。刚到台湾时，多数人的日子都很艰苦，女作家琦君住在公家大楼地下室中的一间公共洗澡间改造成的宿舍，墙上布满了水龙头，地上常年返潮，水龙头终年滴水，她以文学家的乐观和豁达，戏称它为“水晶宫”，正是在“水晶宫”里，她写出了《一身飘零》。相对而言，林海音则住的条件好多了，只是比起在北平的时候，要差得多。好在写作的乐趣、一家人和乐的生活让林海音对物质的要求不那么在意，她的兴趣很快投注在写作上。这个时期，她对家乡台湾的研究兴趣甚浓，写了不少台湾风土人情方面的文章，如写于1950年的《新竹白粉》《爱玉冰》《滚水的天然瓦斯》《虱目鱼的成长》《珊瑚》《说猴》《台北温泉漫写》《鲈鳗和流氓》等等都是对台湾自然风物的描写。林海音另一个主要的写作资源是她的家庭生活，写于1951年的《三只丑小鸭》《平凡之家》《教子无方》，写于1954年的《今天是星期天》，写于1955年的《鸭的喜剧》《分期付款》《书桌》等描写家庭生活的散文，塑造了一个勤劳、智慧、宽容、有幽默感的主妇形象，流溢着作者对生活的满足与热爱，充满幸福感。这满足与幸福更多的是丈夫与孩子带给她的亲情满足，而非物质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