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世纪史第3卷-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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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基罗？布纳罗提（1475年—1564年）比达？芬奇小20岁，但是这个年轻的托斯卡纳人比列奥纳多更接近15世纪中期在佛罗伦萨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精神。对他而言，拯救灵魂是艺术家的中心活动，达？芬奇的数学理论知识和几何定理似乎冒犯了这一理想。相反，从未加修饰的素材中索取可以使理想具象化的形式是必要的。这就是他由绘画转向雕塑的原因，因为这一工具可以使他借助雕像剧烈的姿势和强烈的表情，来表现人类充满戏剧性的、“普罗米修斯式”及巨人泰坦式的奋力回归上帝、本源、本体的大搏斗。从那时起，如同他对几何漠不关心一样，甚至建筑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更高志向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漫长而备受折磨的一生中（在持续10年虔诚的隐居后他的生命结束），米开朗基罗不停地更换他的雇主和工作，这一点甚至超过达？芬奇。他暴躁的性情常使雇主不满意，而项目也不能完成。他陆续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波伦亚，又在佛罗伦萨，以及罗马工作。随着他1498年创作了《圣母哀悼耶酥》，他对受难和壮观的爱好表现出来，并在为尤里乌斯二世的坟墓而雕刻的著名的《摩西》（1514年）中获得了成功。他的壁画覆盖了西斯廷教堂500平方米的穹顶，满布与古代世界相关的图景，这花费了他四年巨大的劳动（1508年—1512年）。他不能强迫自己完成圣彼得教堂的作品，布拉曼特（Bramante）于1506年相当仓促地开始了绘制。这种适合于但丁式的艺术家的忧郁性情产生出辛辣的诗篇，其中抒发了他对自己时代的厌恶，形成了痛苦的14世纪和巴洛克时期之间令人惊讶的联系。
尽管拉斐尔和马基雅维利拥有不容置疑的功绩，他们却不能被列在同样高的地位。拉斐尔？圣齐奥（1483年—1520年）得益于学院式艺术的成功，这种学院式艺术一直延至19世纪，赋予对称、色彩的浓淡和叙述性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位画家远远比上述所意指的更具有原创性，但是他全神贯注于“古典”的和谐，他运用光的技艺，以及罗马教皇们官方的赏识（他很舒适地享受了15年），使他获得了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艺术家更多的尊敬。他蒙教皇的信任为其装潢寓所，在那里他从1509年一直工作到去世。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1469年—1527年）与但丁一样，被认为其思想观念与其著作中所驳斥的内容难以区分。他作为佛罗伦萨外交官的生涯以流放而结束，并不特别有意思，但是他写于1512年的主要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是迄今最有影响的政论文集之一。他的著作的确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教士权威被毁坏；人们要求有一种有德行的超人出现；对前宗教改革和恺撒里·博齐亚（Caesare Borgia）的打击。但是他的理想国是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马基雅维利厌恶帝国，他祈求一个非宗教化的社会，在这里《福音书》不再软化民众。他相信一些精英们的美德，或者仅仅表面的美德可能就足以平息公众的意见。他被指责为愤世嫉俗主义，但是这一词汇应该按照古人所界定的意义来运用，它是智者、现实主义者、拥有美德或道德力量的人们的规则。
传播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尽管列奥纳多？达 ？芬奇去世于法国的克洛—卢斯，皮科？德拉？米兰德拉1485年造访巴黎，但意大利人一般都呆在国内，在这里他们很容易看到财富的热爱者——如果不是艺术的爱好者的话——持剑匆忙赶往他们的城镇。这种情况很多，以致于一旦翻越阿尔卑斯山，精神世界的整个面貌为之改变。几乎所有那些我们将要谈到的人都去意大利，不是作为谦卑的模仿者，而是作为振翅起飞前检测自己知识的学徒。这意味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久将翱翔于他们本土的知识成就之上，并且一旦他们离开了意大利，他们就与人文主义者和多才多艺者形成联系。理解他们也许是理解基督教改革进程的基本。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9年—1536年）仍然代表着人文主义的精神。作为一个温和、审慎和有教养的学者，他是一个通晓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雄辩的演说家和有才能的文体批评家。这位1493年被授为神父的谦逊之人，发现这些成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免受这个严厉世纪的残酷之苦。如同16世纪的彼特拉克，他来往于宫廷之间，处于国王和君主们的保护之下，在伦敦、巴黎和巴塞尔授课，访问了意大利和德国。最引人注目之处而且为大家都尊崇的是，他具有超常的捕捉每一种精神见识所激起的反响的能力。他研究和吸收了勒伊斯布鲁克（Ruysbroek）的神秘主义、瓦拉文字的严密性、尼古拉·奎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他赞成路德，钦羡马基雅维利并和比代（Budé）交了朋友。这种综合产生了1505年的《＜新约＞注解》（Annotations the New Treatment）以及1511年的《利贝罗？阿尔比特罗》（De Libero Arbitro），它们都是一种冷静的每日祈祷书。甚至在尤利乌斯二世解除了他的誓约之后，伊拉斯谟仍小心翼翼地不脱离教会，但是他不相信神的恩赐，他认为圣礼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形式，他为受到理性调合的信仰而辩护。他达到了令人敬佩的平衡，但却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人。
他的英国朋友们没有做到这些。伊拉斯谟在伦敦听取了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519年去世）的讲座，托马斯？莫尔（1535年去世）1516年把《乌托邦》题献给他，但这两个人要么与奥卡姆主义，要么与国家王权发生了冲突，这使得一个陷于贫困，另一个上了断头台。法国缺少与意大利甚至伊拉斯谟的联系，这一点令人惊奇，可能是因为巴黎大学抑制产生新思维方式的时间比在其它地方更长。这意味着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期的法国是语文学和历史学的祖国。纪尧姆？菲谢（1486年去世）及其后的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1540年去世）热忱发展语文学，语文学给人一种受到意大利或荷兰强烈影响的印象。关于历史学，已经提及的科明尼斯不应被忽略，而罗伯特？加古（Robert Gaguin，1501年去世）既是一位教会法律师又是一位历史学家，值得作为一位编纂家而不是思想家受到简单的致敬。总之，只是在很久以后，人文主义之父才在法国出现，这就是雅克？勒费佛尔？德塔普雷（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1536年去世）。他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编著者，也受到菲奇诺（Ficino）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吸引，他在意大利时就听到过这些。他是第一批疏远经院主义的法国人之一，但是其努力却非常胆怯。他对《福音书》的评注和对《圣经》的翻译都未能体现与正统思想最低程度的决裂。只是1519年作为莫城（Meaux）主教辖区的副牧师，他形成了一系列对教会改革的反思。
德国仍处于麻木状态。在贪婪的商人和士兵与败落的皇帝和诸侯（他们收集免罪符）之间，备受溃疡折磨的尼古拉·奎萨遇到的只是被贫困和恶劣的教士压榨的农民。在意大利，帝国被认为是野蛮之地。虽然如此，德国的灵魂仍在寻求表现自己，阿尔布雷克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年—1528年）作为雕塑家从这一代先驱中出现。他大部分著名的作品创作于1495年至1519年，在此之前，丢勒在纽伦堡，然后在阿尔萨斯做木刻师。其后他去意大利长期研究曼泰尼亚的作品，又去低地国家研究凡？爱克和梅姆灵。这些游历产生了他第一批铜雕画，起初非常“哥特”化，以后越来越意识到了自然主义和透视法。丢勒保持着一种深厚的宗教感，这使得他后来对宗教改革有非常充分的理解。他的同时代人也许发现他的轮廓清晰的风景和色彩变化的创造性更具诱惑力，但是就探索新的精神性来说，他1498年的《启示录》（Apocalypse）和他的《圣哲罗姆》（Saint Jermo）描绘了基督教世界的民众与日俱增的痛苦。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种痛苦爆炸的阶段。
最终的爆发
book。sina 2010年03月29日09：50 新浪读书
遮蔽世界的罪恶重新揭开了基督的伤口。由于战争和瘟疫在大约1420年和1430年又爆发了，没有一个灵魂能进入天堂。信徒们既未因教会的分裂，甚至也未因教皇的可耻或教士的行为不端而受折磨，反而因害怕土耳其人、恐惧上帝实施的应有惩罚及临终时不能忏悔而备受煎熬。以前穷人们相信饥饿和痛苦会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这使他们得到安慰，但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从四面八方影响所有社会阶层的世界，这种情形已不再适用。相反，在欧洲最落后的地区，那些受灾难、银荒或饥饿影响最大的人，其恐惧最强烈。他们的痛苦通过他们的歌声（《赞美诗》起源于13世纪中期）和他们的艺术反映出来：丢勒的《启示录》、格律内瓦尔德（Grünewald）充满血腥味道的《十字架受刑》（Crucifixion）。没有哪位艺术家比哲罗姆？博施（Jerome Bosch，1516年去世）更好地表现了这种疯狂和可怕的恐怖。他的《最后的审判》（Last Judgement）揉合史前的幻想、异教徒的神话和巫术于一种虚幻的混杂体内，在这里有奇形怪状的怪物，受到折磨、作着怪相的虚弱的人物处于狂乱的半恐怖、半*的场景中——这是一幅关于人类所有痛苦的充满凶恶的讽刺画。
对在非凡者美第奇二世面前讲演或在进行研究性沉思的博学文明的人文主义者能有什么期望呢？安慰只能来自于合作，来自于最受威胁的因素的联合，这的确提供了宗教改革精神的无产者性质。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向自身内部寻求力量，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来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为了更好地这样做，就要研究学者们完成的比较纯正的《圣经》版本，以及印刷家们的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信徒本身就认为自己能够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也能够行使自身的神甫职能？可以这样来回答：这是牧师或有知识的人的推理。但是为什么遭受痛苦的人们不能从许多迹象上明白他们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位高而虔诚的人物邀请他们这样做。1484年和1491年在巴黎圣母院，先知先觉者打断了弥撒，打碎了圣餐杯并将圣饼踩在脚下；1499年在图卢兹和1510年在贝里（Berry），布置民兵打击不端的教士，并呵斥他们的主教。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位名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onarola）的暴民领袖，他是一位雄辩的圣多明我会教徒，1494年公开宣告基督是那儿的国王。在以后的3年里，佛罗伦萨陷于一种道德*的恐怖之中，但这没有能够缓解贫困。虽然如此，这位修道士的启示性的观念预示着反对基督的中产阶级的降临和教会时代的结束，这些对民众和众多学者都是一种诱惑，萨沃纳罗拉被开除教籍，受到攻击，遭到抛弃并于1498年在佛罗伦萨被烧死，这时路德年仅15岁。
丢勒给了德国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但这还不够。使基督教世界遭受痛苦的种种灾祸导致粗陋和率直一直是德国人的精神特点。求助于人文主义是很少有的，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地感受到与教会的疏远，通过与经院哲学的决裂，这种与教会的疏远失去了与宗教体验和信仰热情的联系，这一点可以在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强烈地感觉到。同时期一些不正当行为的滥施使人们更深层次的不满日益明确具体化。即使像萨克森的腓特烈选侯（Frederick Elector）一样值得称赞的统治者由于多年为自己获取免罪符，也收集了17 143件圣迹。街谈巷议的市民和沉默不语的农民都被围困、惊恐和瘟疫弄得筋疲力尽。必须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切。
马丁？路德成长在一个质朴的社会环境中。1505年，他幸运地在萨克森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这个对感官声色深为恐惧、有着严格道德操守的人，却被自己在一次赴罗马的公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而击垮。他投身于《圣保罗的使徒书信》（the Epistles of Saint Paul）和《圣经》的研究之中。他疯狂的热情和燃烧的本能使他坚信，拯救只能来源于信仰本身，教士职能、身份属于所有的信徒，教会集团的物产是撒旦的作品。奔放和倔强的精神，使他置一切审慎的建议于不顾。1517年宗教会议的失败使他下定了决心：那年10月，他在维登堡（Wittenberg）公布了95条论纲，有力地揭露了100多年来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缓慢沉积下来的一些东西。卡耶坦（Cajetan）主教拒绝了他的主张，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对路德的主张整体上是熟悉的，但是这样的表达被限制在社会精英范围内。路德坚持己见。1518年8月，他被传唤至罗马，似乎有可能达成妥协。路德继续坚持。1519年6月，西班牙的查理在使整个基督教世界蒙羞的情况下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修士马丁可以自由快进了。他就在这个月与罗马决裂，否认教皇一切世俗的权力；他向教会最高会议上诉，号召所有的基督徒反抗。
这一次抵达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不是把萨沃纳罗拉或胡斯扫到一边。在不到6年或7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爆炸了，与她一起倒下的是中世纪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