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解密骗术大全,多年精心积累-第2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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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心学”造成了理学的瓦解，其对明代理学的解构性，不异于“石破天惊”。“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作为理学家，王阳明与朱熹同样以建立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为目标，同样鼓吹“明天理去人欲”。然而，朱子的哲学并没有给人以地位，王学则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从外在的“天理”规范转向内在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然之性，如性、食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在明代中后期被加以注意和强调。
王阳明的门下弟子王艮，是明代中叶率先高扬人的自然之性的先导性人物。王艮之学被称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王阳明学说中的若干“异端邪说”的因子，在这位“泰州学派”的创立者手中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王艮改造了陆、王一系所确定的“心”的伦理特性，而赋予“心”一种自然本质，此所：“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王心斋遗集》）
王艮所强调的显然是人的自然的不受既有观念污染的纯真的本性，以此来对抗仁义道德的“天理”决定论。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百姓日用即道”。这个“百姓日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这样一来，在理学家那里显得是“万恶之恶”的“人欲”便反成为了天经地义的“道”。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在“泰州学派”日渐张大的势力面前，受到了强劲的冲击。
起于龙溪之学的徐渭也在学术主张上与泰州学派不谋而合。徐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不但长于诗、词、古文、戏剧、书法、绘画，而且精通哲学，又有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徐渭性格“通脱”、“豪恣”、“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是一位很狂的“名士”。其思想基点是自然人性，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徐渭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天性，而不应该以外在的种种规范来束缚、戕害自然人性。徐渭对自然人性的注重，融贯于他的艺术实践之中。他的画用笔纵横无羁，线条刚健恣肆，水墨酣畅淋漓。他甚至将水墨直接倒在纸上，随其散化之形而作勾勒。其胆大气雄、纵横不可一世之态，远非前人所能比拟。同时画家内心的痛苦、激动、寂寞以及人格的真诚与精神的自由奔放，都淋漓尽致地流泻于画纸之上了。
徐渭在明中后期的文学艺术界鼓吹自然人性，李贽则在思想界高声应和。李贽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对“自然人性”、对“人欲”的热烈首肯。与徐渭人心“莫非自然”论异曲同工，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人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童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东西。李贽所谓的“童心”，其实也就是“人欲”，在这个问题上，李贽充分发挥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他在《焚书》第一卷《答邓石阳》中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根据李贽的说法，人间的道德观念、世间的万物之理，既不是王阳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衣”与“饭”，即实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要求，既然如此，人们的“私欲”、“物欲”等等，乃至于“好淫”、“好财”也就都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了，因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无私，则无心矣”。（《藏书》第24卷《德业儒臣论后》）
徐渭、李贽肯定“人欲”，汤显祖也从戏剧界开始掀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汤显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善无恶，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汤显祖诗文集》第3卷）
他认为人生一切，莫不以“情”为主宰，他的戏剧创作，就是为胸中不可遏制的情所驱使。著名的《临川四梦》，充满浪漫色彩的《牡丹亭》，更是“因情成梦，因梦成剧”的“至情”之作。
李贽、徐渭、汤显祖们对人自然之性的热烈赞扬，发之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格局。他们别开生面的呐喊，推动了思想界中肯定“私欲”正当性的思潮日益强大。这一时期大为繁荣的小说、戏剧也竞相以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屠夫、小贩、商人、妓女、牧童、绿林、骗子、货郎等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翁，而一改过去那种以帝王、将相的发迹史作为描摹对象的文学作品形式。“好财”、“好色”成为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与此同时，以唐顺之、归有光作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相互推引，以“独抒性灵”、“直抒胸臆”的创作，鸣奏出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主旋律。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包括“好财”、“好色”在内的人的私欲的肯定，都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确乎出现了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撞僵化文化结构的早期启蒙思潮，它孜孜追求着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调，而藐视以至圣至贤作为终极追求的理性教条，憎恨那种种假道学及满嘴仁义的伪君子。这一种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与民间风尚，在明代中后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有面貌各异的体现。这种启蒙主义文化思潮，正像黑格尔所论述的那样：“时代的精神曾经采取了这个转变；它放弃了那灵明的世界，现在直接观看它的当前的世界，它的此岸，随着这样一个变革，经院哲学便消沉了、消失了，因为它和它的思想是现实世界的彼岸。……于是，人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具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
这正是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思想方向，它预示着一种讲求人性、尊重人性的近代社会的到来。
清代思想家中对封建禁欲主义抨击得极为尖锐的斗士首推戴震。他沿着人文思潮中“人与自然”统一的思路去剖析宋明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论：“欲者，血气之自然。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礼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实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在同书中他又说：“宋以来儒者……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而这种“绝情欲”之论，为祸天下，成为尊者、长者、贵者满足一己私欲，虐杀“卑者”、“幼者”、“贱者”的器具。
纪昀对宋明理学也展开过严厉的抨击。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中，记录了如下一则故事：“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末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嘻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公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趔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走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一对两小无猜、情窦初开的小儿女，竟至于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礼教压制之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这就是戴震所抨击的“后儒以理杀人”、“理欲之辨，造成忍而残杀之具”的现象的形象化写照。
纪昀对当时理学所依赖的“元典”的荒谬性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指出非元典之错，而错在腐儒的曲解元典。他说：“《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情之至也”，因此，“不近人情，又焉知《礼》意哉”，他进而明白地表示：“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令人深思的是，纪昀在上则故事的结尾，安排了一个冤魂化为厉鬼，某公殁时，犹喃喃自语“非我不可于礼不可”的结局，对理学家愚顽的讥讽与鞭挞，活灵活现。
总之，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启蒙时期，肯定人性、人欲之合理，张扬人的主体性精神，是当时文化启蒙的性格。开启民智、反映众生，是当时文化的主题。在此大背景下，一批反映市井生活、再现诈骗生涯的骗子文化作品便应运而生，从而也使得我们今日的研究工作有了客观、形象的资料。
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在文化启蒙理性高扬的直接推启之下，明清小说的叙述主题与对象已然发生了转移，关注黎民苍生、描述市井风情一时成为了小说的主流。虽则小说在明清时代被视为“小道”，为士大夫所不齿，但终究其广泛的影响力与普泛的传播面是世人无可忽略的存在，在浩如烟海的明清小说著述中，骗子、骗技、骗语等骗例实施过程多有展露。本书从其中选录若干篇节以慰读者。
《喻世明言》第一卷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就有一则骗色的过程实录：
光阴似箭，又是一年的七月初七了，正是三巧儿的生日。婆子早备下两盒礼品，与她做生日。三巧称谢了。留她吃面。婆子说：“老身今日有些穷忙，晚上再来陪大娘，看牛郎织女做亲。”说罢自去了。下得台阶走了不几步，正遇着陈大郎。路上不好讲话，走到一外僻静地。陈大郎皱着眉头埋怨婆子说：“干娘，你真是个慢性子！春去夏来，如今又立秋了。你今日也说尚早，明日也说尚早，却不知道我是度是如年。你再拖延几天，他家丈夫回来了，此事便付了东流水，却不活活害死了我，阴间我也要来索你的命。”婆子说：“你休胡说，老身正要相请，你来得恰好。事情成与不成，只在今天晚上了，你必须依我行事。如此这般，全要轻轻悄悄，不要带累他人。”陈大郎点头称是，说：“好计，好计！事成之后，定将厚报。”说罢，欣然而去。
午后细雨微茫，到晚上却没有星月。婆子黑暗里引着陈大郎埋伏在附近，自己却去敲门。晴云点了个纸灯，开门出来。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说：“失落了一条临清汗巾儿。姐姐，劳烦你帮忙寻一寻。”哄得晴云提了灯往街上走了几步去寻，这边薛婆得了空，先引陈大郎到楼梯背后的空处埋伏好，便叫起来：“有了，不要寻了。”晴云说：“恰好火也没了，我再去点个灯来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两个黑暗里关了门，摸上楼来。
三巧儿说：“你什么东西丢了？”婆子说：“就是一条小手帕，是个冤家给的，虽不值什么钱儿。”三巧儿取笑道：“莫非是你的老相好送的表记。”婆子笑道：“也差不多。”当夜两人耍笑饮酒。婆子说；“既是节夜，不如赏下人也都吃点酒，有点节日夜的气氛。”三巧儿听了，便吩咐下去，众下人喝得大醉。一边饮酒，二人一边说话。婆子问：“官人如何还不回家？”三巧儿说：“算起来也有一年半没回来了。”婆子说：“牛郎织女，也是一年一相会，你倒比他多隔了半年。常言说得好，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人哪一处不是风花雪月，只是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儿叹了一口气，低头不语。婆子说：“是老身多嘴了，今夜里牛郎织女佳期相会，我们也只管饮酒作乐，不该说伤情话儿。”说罢，便斟酒去劝那妇人。约莫半醉时，婆子问道：“大娘几时上嫁的？”三巧儿说：“十七岁。”婆子说：“破身迟了些，却也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问道：“你怎么嫁得如此早？”婆子回答道：“论起嫁，倒是十八岁了。不瞒大娘说，因为我自小在隔壁东家学针指，被他家小官调戏，一时间贪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下来了，刚开始时觉得很痛，后来就觉得快活了。大娘你可是这样？”三巧儿只是笑，不说话。婆子又说：“自从开了头，以后便丢不下了，心坎里时时发痒，日间还好过，夜晚就好难过哩。”三巧儿说：“想你在娘家时破了身子，以后又是如何妆成黄花闺女嫁出去的？”婆子说：“我的老娘替我想了个办法，也就教了我一个童女方子。”三巧儿说；“你做女儿时，夜间也少不得独睡的。”婆子说：“记得我在娘家时节，哥哥经常出外，我便和嫂子做一头睡，偷偷学男子汉行事。”三巧儿说：“两个女人做对，有什么好事？”婆子走过来，挨着三巧儿那边，坐了下来，说道：“大娘，你有所不知，只要大家知情知意，也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儿举手将婆子的肩胛上按了一下，说道：“我就不信，你只是撒谎。”婆子见她春心己动，便有心去调戏她，说：“老身今年五十二岁了，夜间常痴性发作，打熬不过，亏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儿说：“你老人家打熬不过，终不成还去偷汉？”婆子说：“我是个残花败柳，如今有哪个要我呢？不瞒大娘说，我也有个自得其乐的救急法子，等会儿上床上去与你细讲。”
正说着，一只飞蛾在油灯上盘旋，婆子便把扇子来一扑，故意扑灭了灯，叫一声：“唉呀，老身自去点个灯来。”说着，便去开楼门。陈大郎已自走上楼梯，伏在门边多时了。——这都是薛婆预先设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带个取灯儿去了。”又走转来，引着陈大郎到自己榻上伏着。婆子下楼去了一回，又上来道：“夜深了，厨下火种都熄了，怎么办？”三巧儿说：“我点灯睡惯了，黑乎乎地，好怕人！”婆子道：“我来伴你睡怎么样？”三巧儿心里正想问她救急的方法是什么，便应道：“也好。”婆子说：“大娘先上床，待老身关了门来。”三巧儿自先脱了衣服，上到床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罢。”婆子应道：“就来了。”就在榻上拖陈大郎下来，陈大郎已自先脱了衣服，赤条条地就往三巧儿床上走去……
这是一则骗奸的例子。明清社会风气的严整肃穆其实只在学人儒生间，或者说只挂在道貌岸然者的嘴上，真实的市井生活中却充满了这种赤裸裸的肉欲、财欲之骗。
《金瓶梅》、《红楼梦》中这类骗色的事例不胜枚举。《醒世恒言》中有“汪大尹火烧宝莲寺”一卷，记载了当时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的和尚们设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