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梦与中国模式-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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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预测，20　世纪愿园年代以后出生的“愿园后”人口成为未来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农民工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低福利、低工资的代价。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为社会经济发展支付了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未来3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　
　　未来进城的5　亿农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今天的留守儿童。　
　　但是，这样一代留守儿童不被社会所看好。如果这些儿童不能健康成长，他们若干年后，或者继续父母的廉价劳动工作，或者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农村的新一代流动人口比他们的父辈对生活和城市有了更多的期望。他们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比父辈所梦想的还要多，比如他们要求体面的劳动、体面的工资。这与他们的父辈继承的中国人的“吃苦”精神成为对比。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吃苦”的能力，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能够挺过20　世纪贫穷的境况。　
　　然而，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代新工人，是在较为普遍的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即使是在像重庆贫穷的山区和乡下，他们的“吃苦”精神也大大减弱了。20　年前，在城里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主要目标是往贫困的农村老家寄钱。而如今，80　后、90　后的农民工通过上网，增长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这一代新的农民工把到城里打工看作个人事业的一部分，是迈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当代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判若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世纪的人。新工人们想在大城市定居，而且与城里人一样，期待获得快乐、体面、高薪的工作。“这个现象可能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各种各样的后果。”　
　　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据重庆市妇联2009　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　岁农村未成年人440　万，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　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比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推算的146。47　万人增加了88。53　万人，增长60％。　
　　这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　万人。　
　　重庆市委做出了关于照顾好留守儿童的决定：“新建和改造2000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新建115　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保持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全市中小学标准化达到60％，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009　年，重庆市预算安排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6。7　亿元，免除了360。6　万学生的学杂费，对48。96　万农村学校寄宿生给予生活补助，对43　万贫困女童实行“零收费”入学，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解决。从2009　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　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　亿元，免除5。7　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　
　　按重庆计划将兴建和改造更多寄宿制学校，同时还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　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实践4：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　
　　2010　年年初，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到重庆调研后，他感慨，“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重庆的增长以解决民生为着力点，依靠民生型内需消费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长。薄熙来解释其中缘由，“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　早在199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警告说，“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　报告指出，如果对经济增长不进行正确管理的话，经济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五种不好的后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长（jobless）、没有民主参与的增长（voiceless）、贫困没有减少的增长（ruthless）、文化没有丰富的增长（rootless）、环境不友好的增长（futureless）。为此，他们建议，经济增长只有通过两个途径对减少贫困做出贡献：解决就业以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长；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并用来降低国民在收入、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　
　　在2010　年中央西部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说，“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践中，我们积累了重要经验，得到了宝贵启示，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些重要经验和宝贵启示，对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意义，一定要深刻认识和充分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重庆通过其规划的民生幸福指数———五个重庆、10　件民生大事，力图彻底改变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薄熙来说，“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　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　和GDP　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　因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的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所以，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只要高度重视、且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让老百姓的幸福感大大提升，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　
　　近年来，重庆进行的系列实践，都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都紧紧围绕民众的尊严和生活幸福展开。在金融危机后，人们在议论谋求经济增长和GDP　突破时，重庆市委强调的却是“做到两个百分之五十”———要求领导干部投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抓民生；财政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民生。　
　　直到90　年代中期，中国开展的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每个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长日渐出现副产品———危险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平等、穷人医疗保障的缺失、危及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正在引发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抗议。苏珊·舍克认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短路。”　重庆学者苏伟也提醒，应该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抗议，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令政府颇为头疼。　
　　但过去两年，重庆的上访人员却逐渐减少，群众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也分别下降40％、49％。这得益于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2009　年，重庆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出发，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主动大下访，组织20　万名干部深入基层排查化解信访积案，走访群众89万人次，投入资金49　亿元，解决了近10　万个历史积案。听了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的故事后，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的卡基大使说道，“我看到了延安时代的那种党与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重新捡起了群众路线这最重要的法宝。”　
　　2009　年以来，重庆开展打黑除恶，清除了一大批盘踞在关系百姓生活各行各业的黑恶势力，大大增加了民众的安全感。重庆还首创校警制度，改革“交巡警”。现在一对夫妇一个孩儿，如果校园安全不能保障，无数家庭会心忧牵挂。重庆采取治本之策，政府拿出12个亿，向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派遣校警和保安，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校警体制。为增加市民安全感，重庆今年还进行了“交巡合一”的重大改革，主城建立500　个交巡警平台，让老百姓出门可见警，为百姓提供24　小时安全保障。2008　年6　月以来，重庆还开展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延安时代的红色经典歌曲重新回荡在重庆城。　
　　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和打黑除恶不仅神奇地解决了过去频发的群体上访和群体抗议事件，更凸显了党是在为民执政。薄熙来引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关键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说，“评价党的执政能力是强还是弱，由谁来认可和评判呢？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最有资格。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说明，人心向背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兴亡的根本因素。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
实践6：　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　
　　夜幕降临，罗伯特·德里法斯望着窗外霓虹灯映照的城市夜空，看上去跟拉斯维加斯一样光彩亮丽，让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顿然失色。“我今天是在中国腹地的土地广袤的大城市重庆写稿。重庆是通向中国西部的门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3200　万人口。”今天的重庆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世界应该拥抱她？还是畏惧她？　
　　罗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2009　年他专程来到重庆采访。他写道，“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　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他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特别的题目：　
　　《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去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考帕尔1972　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2008　年，考帕尔来到重庆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人们给他讲的故事让他既受启发，又产生惧怕。重庆拥有3200　万人口，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将有上千万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　
　　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元气大伤，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而此时，这座拥有庞大人口、充满活力的山城重庆，却在中国西部内陆迅速腾飞，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多数西方人没听说过重庆，但到过重庆的西方人却都在惊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中美国”命题的发明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到重庆后感慨，“中国没有任何城市能跟重庆的飞速扩张相提并论。我最近来中国访问，看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来中国访问，看到过上海和深圳的建设奇迹。但是，重庆建设速度超出想象。云雾中的重庆上空无数的塔式大楼、盘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车、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企业新区让人惊羡不止。我在目睹一场类似早年西方城市里发生的又一场工业革命。”　
　　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　年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当整个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为“保8”艰难奋战时，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　
　　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成为发展源泉。　
　　重庆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民生经济所启动的内需增长模式，将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与质量。以重庆为试点的城乡统筹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力。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更包括以满足民生需求的社会教育、医疗保障、环境生态。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自东部始。当世界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大超越的奥秘，思考什么是“中国道路”时，中国正在以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总结西部的十年开发历程，思考它的下一个十年，丰富“中国道路”的内涵。胡锦涛说，“坚持为民谋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目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社会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　
　　重庆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了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多赢。在重庆，国有资本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为使命，同时也在服务改善民生过程中发展壮大。如公租房建设，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政府既不需投入太多资金，没有财政负担，同时还创造了一大笔优质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创新的举措源于创新的思维。薄熙来提出，现代经济就是智慧经济，重庆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哲学，多掌握一些辩证法。黄奇帆强调“一定要转变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因为，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在中国国企改革中，西方经济学家只看到国企改革能保值增值就行了，一般不会考虑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中的战略意义。一般也认为，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是对立的，但重庆开创了一些先例，使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过去六年，重庆国有资产总值增加了6倍，同时民营经济也是西部12　省中最发达的。在重庆，正是由于国资发展壮大，使得社会可以减轻税收负担。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把“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模式称为“民本社会主义”。　
　　重庆，找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佳共融点，创造了一个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这是一种超越东西方旧有模式的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经济生态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当下，发展微型经济，不仅合乎经济规律，而且是破解诸多难题，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　
实践5：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1996　年，路透社记者来到重庆采访。他在报道的开头写道：“重庆什么生意最兴旺，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适合人类居住”。　
　　长江流经重庆境内600　公里；江的两岸是云雾缭绕的大山。江水水气弥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