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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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特稿】
田纪云谈１９９２年中央党校讲话 杜明明 徐庆全
精神文明决议：擦肩而过的遗憾 冯兰瑞
【求实篇】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 郭德宏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杨继绳
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 林蕴晖
【人物志】
杨尚昆１９８６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张培森（整理）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丁龙嘉
吴健民与珠海特区 方小宁
【沉思录】
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彭 迪 钱 行
“新意见阶层”在网上崛起 周瑞金
再说“孙大午案” 王建勋
【往事录】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李海文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钱 江
【一家言】
“双规”的办法要不要改一改（外一篇） 邵燕祥
“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张绪山
【怀人篇】
我的老师陈白尘 董 健
陪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 易 非
【海外事】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 资中筠
田纪云谈１９９２年中央党校讲话·徐庆全
田纪云是“土八路”出身的“红小鬼”，八十年一路走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既无大专文凭，也无政治背景，做梦也未曾想过能够涉足中南海，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推进了中南海，并且竟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田纪云1981年调进中南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此前，他在四川省财政局任局长；此后，他很快“上升到高层”：1982年为中央委员，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再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直至退休。
对自己何以能“平步青云”，田纪云有两个解释，一是“时代的大潮”，一是他自己的“经历和性格”：“我能吃苦，有悟性，肯学习，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具有开拓进取精神。
所云“时代的大潮”者，即改革开放的国家背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开启了中国改革的航船前后，面对十年“文革”经济凋敝的状况，一些省份已经自发地开始探寻让人民吃饱饭的“自由主义政策”了。譬如，万里主持的安徽省委。就自主地推行被毛思想体系下认为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包产到户政策：赵紫阳主持的四川省委，也探寻农村多种经营的灵活政策——“水路不通走旱路”，又开始酝酿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此外还有周惠任职的内蒙、任仲夷任职的辽宁、宋平任职的甘肃等，也有种种举措。这些涌动的暗潮，与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国策融为一体，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由此波涛汹涌。
“时代的大潮”，是需要改革者并创造改革者的时代。在中央，率先为改革破冰的胡耀邦，已就任总书记：在地方，留下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民间口碑后，两人前后走进了中南海，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田纪云，也便成为“时代大潮”所需要的改革者中间的一位。
在三中全会前后四川省委的改革探索中，田纪云在经济改革重要部门之一的财政局任职。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要改革，就必然会涉及到财政管理体制这个“牛鼻子”。田纪云主动牵“牛鼻子”，他用“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的论断，为省委的改革“快牛扬鞭”。
走进中南海，田纪云仍然“不需扬鞭自奋蹄”。1989年后至1991年底，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甚嚣尘上。保守者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否定农村改革：以“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再次拨正航向。4月25日，田纪云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虽然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但主要是阐发邓小平南方讲话、加快改革步伐的重要性。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一位公开站出来表态的中央高层领导，其影响之大，竟至于那个五一节假，很多人以聚在一起或听或观其录音或录像为快意！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作为改革的参与者、决策者、执行者之一的田纪云，出版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书，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存照。
承载着1992年的记忆，我们拿到书后，最先阅读的还是他这篇在1992年振聋发聩的讲话，并对田纪云何以要作这样的讲话产生了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田纪云同志。
对话田纪云
记者：田老，祝贺您的新书出版。这本书汇集了您的文章、讲话和演说，可以说，是追溯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索引”。尤其是您1992年在中央党校的那篇讲话，更是记录了1992年前后的那段历史。当年我们就读过有关的报道内容，也听说过，很多人都到处找您讲话的录音或录像来听或看。现在重温后我们发现，尽管已经过去了16年，这篇讲话的观点、看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来拜访您，就是想了解一下这篇讲话的有关情况。
田纪云：你们还年轻嘛，16年前就更年轻了，也关注我的讲话？先把你们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有关这个讲话的反映说来听听。
记者：我们带来了一份1992年的《星岛日报》。这份报纸这样写道：“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从北到南，到处巡视、发表讲话，积极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做注脚。四月底，田纪云经一番转徙南北后，返到北京，作了一次重要的、纲领性的谈话。他对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大谈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路向。他批判干部终身制和集权制度，指出：放权搞活、收权搞死；他抨击苏式（即列宁、史太林模式）社会主义导致东欧变色；他认为奉行高度集中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能把经济搞上去！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亦谈到在新形势下，国务院在推动改革开放方面准备采取的措施，大力反“左”，和必须冲破的禁区。”
田纪云：这份报纸所说的，大致还是事实。所谓的“从北到南”，是1992年的3月到4月，我先后在山西、国家经贸部，然后到广州、深圳，敞开谈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体会，用意当然是推动人们紧紧跟上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一定要思想解放。回到北京后才到中央党校作了那篇讲话。
记者：我们从您的书中，以及有关材料中，也查到了您“从北到南”的讲话。您在讲话中，高度评价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您在讲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一百年都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路线。只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才能稳定，才能防止和平演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拥护，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明的暗的。企图否定和改变这条路线。”您在谈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时，深有体会地说，“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缚，那么就很难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田纪云：其实，回到北京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意思都体现在我从南到北的讲话中了。只不过是，由于从南到北的讲话，是到一个地方讲一个地方，比较分散，而且又是在外地，引起的反响没有在北京那样集中而已。
记者：是的。您在中央党校讲话后，人们纷纷找录音或录像来听来看。有个当年看你的录像的朋友跟我们说，他当时真有“雪夜无人读禁书”的紧张和期待。为什么紧张？是为你担心，因为虽说小平南方谈话稳住了大局，可是那时候“左”的势力明枪暗箭，是很厉害的，会不会找别的什么问题报复你呢？为什么期待，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总该有领导人快一点公开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呼应才是。
田纪云：当年的形势是紧张的，不过，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重新拨正了改革的航向后，这是历史的主潮流。我从进入中央工作后，一直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从来没有动摇过。
记者：我们现在可以谈笑风生地说历史，但回想起来1989年至1991年年底的形势，还是紧张得不得了的。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对改革开放国策的质疑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后，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严重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种种质问，说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那时候，可以说，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力量。这股力量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名义，否定农村改革的伟大成果；一是，以“反和平演变”的名义，全面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
田纪云：是啊，有了这股力量，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有争论。小平同志之所以以这样的高龄到南方，就是要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果，回击这股力量。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说明，无论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反对改革开放的都大有人在啊。
记者：就拿你在中央党校讲话后的反映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新闻界一位姓杜的老领导，就几次对我们谈过：当时他费尽周折找到你的讲话录音后，听了几遍，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篇犀利的反“左”檄文，应当立刻广泛流传。为此，他托人复制了好多盘磁带，分送给他的担任省部级领导的朋友。结果，得到的反映也针锋相对：有的人，也如同这位老领导一样，非常高兴；但也有的人，却因此与这位老领导断了往来——观点不同，也许是怕摘了官帽，连朋友也不敢做了。您说多有意思。所以，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朋友在看你的录像时，担心你遭到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
田纪云：当年交锋虽然很激烈，但我从来不担心遭到报复啊。我前面说过，我在地方，在中央，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共产党员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就是下台嘛。
记者：在你的书中，我们看到了1993年您卸任国务院工作后的答记者问。当记者问“你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您的回答是：“我最基本的体会是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您还说：“十多年来，我不能说我在一切工作中都做到了实事求是，但我具有维护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不怕碰硬，不怕丢官，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毛主席说‘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不怕丢官就行。”这就是您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因吧。
田纪云：其实，在当年的争论中，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坚持改革开放的力量还是强大的，主流的。我在中央党校讲话后，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另外，我把这个讲话通过小平同志的女儿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看了之后说，没有问题。
记者：说到为坚持实事求是“不怕丢官”这一条，我们对您是敬佩的。从您在1989年10月一个讲话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您始终是坚持这一条的。而且，若从这个讲话来梳理，您1992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也不是偶然的。
田纪云：你们说的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那篇讲话吧？那是我在讨论为1989年8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所做的一个发言。
记者：那时，那场“六四”风波刚刚过去，质疑改革的声音渐起，对上一届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央的工作如何评价，等等问题，都冒出来了。您的发言，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您说：“十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
田纪云：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布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
记者：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的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您是否也遇到了压力？
田纪云：有压力。有人就攻击我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症’”。这个“恐合症”，是说我恐惧“农业合作化”。不过，在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这个有十大部分四十条的《决定》，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任务。我在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阐述了三个重大问题：（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记者：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小平同志是非常赞赏的。他在南方谈话中特意说道：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